网络时代的无意识欲望：“N号房”中的26万“无辜者”

韩国“N号房”事件在国内舆论场上持续发酵，让人尤其愤怒的是，26万男性共谋者，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这已经难以简单地把犯罪者“非人化”来舒缓我们内心的不安，我们必须去面对和理解这种普遍的恶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生成机制。西方式的”政治正确”在韩国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方式失败了。本文作者尝试从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网络时代的公共无意识，倘若现实世界的“政治正确”的道德存在于人的意识层面，那么匿名性高的互联网（尤其是加密的“暗网”）就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梦和症状的无意识层面，让现实中被压抑之物得以重返。比起色情生产与色情消费截然分明的旧模式，消费者同时也是内容生产者的新模式，“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也随之模糊了。对于那些习惯于在色情网站上消费“虚构的”暴力视频的用户而言，在这样生产与消费边界模糊的新技术面前，“真实”也仅仅是一个可供消费的标签。通讯与支付技术屏蔽了他们对于所做之事可能造成之后果的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近日韩国“N号房”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惊，有两点尤其让人愤怒：一是其性质的恶劣。telegram聊天群上的运营者胁迫女性成为性剥削的对象，拍摄淫秽的视频（其中一些是有严重反人伦性质的），有的受害者甚至是未成年人；第二点让人更加不寒而栗，就是里面的注册会员有26万之多，平均每100个韩国男性就有一个是会员，这些会员不只是付费看视频，他们甚至要求要去偷拍自己身边的女性，才有资格继续待在房间里呆下去。这意味着在韩国每一百个男性里面就有一个偷拍过身边女性，那些女性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放到了色情网站上，这引发了女性对身边男性的信任危机。

3月24号，“N号房”的主犯之一“博士”赵主彬被拘捕，他在运营“N号房”时期也在社会上继续他的公益活动，甚至在网络中发表过女权主义色彩的言论（“限制女性穿着打扮的世界是禽兽的世界，因为它预设了男人是没有理性的禽兽，不能控制自己”），从外表上来看他是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乐于助人、尊重女性的人，评论中的女性说如果在现实中认识这样的人的话，会愿意和他交朋友。而那26万会员里面，也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有体面职业，知道怎么说话才能显得“进步”、“得体”的人。正是这一点让女性非常恐慌，因为加害者的形象不再限于那些带有歧视色彩的漫画中的猥琐、粗鲁的中年男子，而是现实生活中风度翩翩的男士，女性无法从言行中判断他是否会伤害到自己。

我们在这起事件里看到，发源于美国的“政治正确”理念在韩国以一种让人绝望的方式失败了，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西方时髦的泊来品被看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勋章，但在另一方面，互联网上依然大量存在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为了理解这种分裂，我们需要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论。

从精神分析视角，这可以被看作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存在的：一方面是“公共”的身份，人们遵守着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习俗来言行；另一方面是私下的不能公开谈论的欲望，它们只能被压抑。那些不能谈论的欲望在不同人或者不同历史文化中，被压抑到的层面会不一样。弗洛依德所生活禁欲风气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不被允许的欲望会被压抑到无意识的层面上，一般只能通过症状、口误、梦来里面冒出。弗洛依德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允许的欲望也能够通过诙谐笑话来表达，这种形式的表达既能够释放无意识欲望，又能够有更少可能性冒犯到他人。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似乎是第三种情况：在现实中被压抑的内容（性别歧视言论等）在互联网上被表达，而一些在社会中更不被接受的内容在等更为匿名、隐秘的暗网中被表达了。也就是说互联网像梦、症状、口误和笑话那样，是一个供无意识得以成像的场所。

这一点和东浩纪在《公共意志2.0——卢梭、弗洛依德、谷歌》有提及到，他认为推特上碎碎念和在公共空间上深思熟虑的发言不一样，它是关于无意识的语言。但这并不是说网上的发言和行动直接就是无意识的真相。弗洛依德区分了梦显示的图像和梦的潜在思想，梦的显像只有经过阐释之后才能发现它背后的潜在思想。网上匿名的发言和行动相当于梦的显像，当事人做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或者说只是赋予了一种犬儒的解释（“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想要点乐子”），但是这些事情显然并不简单，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和他们的的理念相悖，会陷入不安和内疚之中，但为什么还是会去做呢？这些可怕的行为背后的欲望连本人都不知道，它依然是需要去问询的东西。而将深层的无意识欲望转化成可以看到的图像的过程弗洛依德称为“梦的工作”，这种转化的工作在互联网中可能是由通讯技术和网络社群的制度来完成的。

于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欲望（尤其是性欲）理解成本能，性欲是与话语（包括社会文化、律法、制度、技术等等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后者将冲动转化为可以被观察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人们在意识层面感受到的性欲是话语塑造出来的。齐泽克谈到教会和恋童癖的关系（他引用了Garry Wills的书）时说，那些诱拐幼童的教父不是因为恋童才当上了神父，真相远远更加变态和黑暗：这种变态是教会本身的体制性秘密，原来是异性恋的人在进入教会之后变成了同性恋。他们甚至动用了整个教会机制去教神父勾引小男孩，不是私下的“现在我们来讲真心话……”，而是在忏悔会上让人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罪恶的念头？给我看你做了什么脏事，你是不是这样做的？（亲身示范……）”。在这种体制里面，没有人对自己的侵犯行为抱有任何的自我批评意识。他们变态的性欲并不完全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被体制塑造的，在这个社群里面的人都认同着彼此，他们的欲望轻易被这个封闭集团里的他人承认了。

“N号房”里发生的不是同样的事情吗？“N号房”的管理者们动用了现代通讯技术建立了一个变态的“教会”，将很多男性塑造成平台的资源提供者，让他们毫无自我批评地践行着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邪教”是怎么组织的：它通过最为匿名性和保密性的通讯软件telegram运行，他们通过比特币支付，以最为隐秘、去肉身化的方式参与到事件中去，最初他们仅仅是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到了后面，他们被引导（利用平台的奖励机制和同伴的认可）去偷拍身边的女性，但即使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同样也是私密性的行为，他们在参与的是一个封闭的男性宇宙的交换仪式。然后社区里面又会生成一种厌女症的氛围：他们将女性说成是“带着子宫的畜生”，宣扬受害者有罪论。在这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内疚感都被排除在意识层面之外，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更详细地分析厌女症复杂的社会与心理成因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需要被强调的是“暗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面，它处于与精神分析里所说的梦的显象和症状的层次，这些厌女的观念和行动作为“妥协的产物”（弗洛依德以这个词描述神经症症状）而产生：一方面可以逃避现实世界“政治正确”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逃避自己精神世界更深的冲突（比如说自身男性的身份与女性的关系）。正如我们不能把黑市理解成市场经济的反面，我们也不能不将暗网看成是互联网的对立面。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淫秽补充，它提供了那些被镇压之物返回的场所。

匿名化的通讯技术让黑市的组织变得前所未有地轻易，也让其中的伦理判断变得非常模糊。在“N号房”被曝光后，还有会员在哀叹自己的无辜，抱怨自己花的钱没有换来“商品”。26万男性共谋者的“受害人”心态，在事件被揭露后，激起了女性的愤怒。然而除了整体父权社会的厌女症和群体性的认同外，技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通讯与支付技术屏蔽了他们对于所做之事可能造成之后果的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这是在分工细化的资本主义里的一个通病，就算人们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个道理，那也只是意识层面上的事情。就像人们把已经经过屠宰、清洁、包装、放在超市货架上的肉食买回来装入冰箱那样，消费者乃至包装流水线上任何一环的员工对动物被屠杀的残忍性并没有实感，只是“知道”这个事实而已，于是人们才能心安理得得购买和享受肉食。暗网（乃至互联网本身）开启的是这么一个“否认”的空间，即用“我知道，但……”这个句式来拒绝自己知道的东西。“N号房”的那些参与者也许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残忍，但是他们会用很多“但是”（但是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我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来否认这一点。这起事件的主谋“博士”，正是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公共的无意识，组织了一个能够“释放”（成因各异、复杂的）性别怨恨的社群。互联网的危险在于群体的无意识变得如此容易被利用，因为他们很容易与自己“观念相同”的人形成共同体，而罔顾在这之外的人，这种观念固化的共同体只要稍微被煽动，就会做出非常疯狂的行为。

在“N号房”之外，一些“正规的”色情网站里面也有一些制作出来的色情视频，里面的内容很多是“演出”的强奸、要挟、虐待等在真实生活中是犯罪的情节，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制作方甚至会采用如同现实中的偷拍那样非常粗糙的拍摄手段。人们可以宣称产业化的运作背后是所有人的“自愿”，但是“出演”的边界与“现实”的边界却越来越模糊了，开始抛出伦理的问题。当色情网站开始启用用户上传内容的，消费者本身也构成生产者这样的社群网络模式后，就难以分清里面到底有没有涉及到剥削。这种边界的模糊或许存在着一个精神和伦理上的后果：所谓的“真实”正在悄然泯灭。那26个注册“N号房”的会员在现实中不见得真的会强奸女性，但是他们即使在看着真实的、记录性的、残忍的色情视频时，依然认为那是虚构的。“知道”那是真实的和“相信”那是虚构的，两种态度可以并存，纯粹的真实本身已经泯灭——真实本身就带有着虚构的标签，成为可供选择的一种商品。或许这可以解释“N号房”的房间名可以用“幼童”、“护士”、“偷拍”等标签来命名，仿佛观众只是在消费这些符号属性，而“真实”本身也只是这些符号属性中的一个，真实与表演的对立并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对立，仅仅是数据库里面两种不同的消费符号而已。所有的会员都被变成了只是消费符号的动物了，可以假装忘记符号背后那些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