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下，健康传播为何如此重要？

 全球疫情下，健康传播为何如此重要？

作者：陈达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毫无疑问，2020年最大的热点就是新冠病毒带来的疫情了。无论是2020考研复试，还是2021考研初试，疫情相关的考点必然会涉及到，如何看待疫情期间新旧媒体的新闻报道？疫情期间主流新闻报道该注意什么？如何从传播学视角去透视整个事件？……这些诸多问题背后，其实都涉及到一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领域——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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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知多少

传播学者罗杰斯将健康传播定义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健康传播的历史其实不长，在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开始了对健康传播的探索，80年代进入专业化研究阶段。而我国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蔓延时，开始将健康传播纳入研究议题中的。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才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我国健康传播研究。而近几年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将健康传播放置到新媒体环境去思考。可以看到，健康传播的发展与公共卫生事件联系紧密，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也将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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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的健康传播

健康问题是关于人类发展和生存的本质问题，健康信息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工具和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考察健康传播自然离不开目前的媒介环境，可以说，当前的新媒体环境改变了媒介的运作逻辑和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积极影响，主要可以回答以下几点：

1. 发布与传播健康信息，并有效遏制谣言扩散。

新媒体特别是专业类健康媒体可以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大众卫生和医学科普知识信息，向大众传播各种卫生防病控制的政策法规，以提高群众的公共卫生意识、自我保健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有效沟通，及时快速地告知公众政府决策，指导公众采取何种措施规避风险，还可以对社会流传的各种谣言进行及时遏制。

2. 提供寻医问药等咨询服务，进行预防和干预。

这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传统线下的健康服务出现在了线上，方便了传播者的传播需求和受众的信息需求。

3. 健康传播的新颖化、互动化、多元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健康信息也以更多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时间和碎片化的阅读内容，例如短视频，增强互动性与易读性，能够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健康知识。

4. 意见领袖主动设置议题，促进信息的优化传播

在具体的健康传播中，机构组织或意见领袖可以主动设置议题，促进健康信息的优化传播。例如，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便大大弥补了垂直类健康信息传播的空白，有效缩减了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

其次，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人人都能发声的背后可能带来的是众声喧哗，当前的健康传播虽然在新媒体加持下有了许多突破，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谣言、虚假信息泛滥、专业人员缺失等情况，尤其是涉及到人们生命安全的健康领域，新媒体对健康传播带来的挑战更需要我们注意。

1.健康营销大行其道，公共服务缺失

2.信息同质化、飞沫化削弱传播效果

3.“把关人”缺失带来的虚假信息泛滥

4.新媒体的包装营销容易导致“伪专家”、“伪健康”盛行

5.“数字鸿沟”带来的健康风险分配不均

最后，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做好新媒体健康传播？这里我们可以运用主体法来解题，不同的主体应该协同发挥作用。

1.政府部门合理管控，建立权威信息源

2.其次，专家学者承担社会责任，发布主流健康信息

3.再次，传统媒体有效引导，多元传播促进公众信任

4.最后，大众应该提升媒介素养，共同维护健康传播的良好氛围

当然，在答题时也应该注意使用案例，如03年的非典，去年的鼠疫和今年新冠肺炎的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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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健康传播

风险社会是看待健康传播的一个新角度，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大意是指经过人类各种实践活动后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中，当采用某种方法解决问题时，会衍生出更多的需求，而采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后也会随之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许多学者都指出，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不可控的风险社会，一系列科学技术与环境安全问题成为新闻传播中的重点内容，新闻媒体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或由于一些失范行为造成许多新的风险，或放大风险加剧受众的不安和恐惧心理，或将官方与民间两个话语场域放置对立面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在这个疫情特殊时期，健康传播面临哪些风险呢？

1.媒体跟风报道、密集性传播风险信息。

弗兰克. 富里迪在《恐惧》中表示，今日社会的恐惧是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短，目标范围广。受众是风险的承受群体，大众媒介是风险信息的控制群体。大众传媒作为有能力控制和降低风险的组织，在传播风险信息的过程中有过度之嫌。

2.新媒体强调公众立场极化批评场域

通常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偏向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立场，而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偏向普通受众，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公开信息、参与政策制定和风险评估。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渗透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当新媒体的风险认知模型倾向展示公众立场，而传统媒体在传达官方声音比较刻板、机械，缺少有效回应方式时，就会引起公众怀疑激化其抵触心理，导致官方和民间的两个话语场域沟通不畅。

3.媒体用弱势群体的视觉形象放大风险

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传达风险信息时都需要借助一些视觉形象来唤醒大众的情感共鸣激起大众的风险认知。媒体通常选择借助老人、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形象作风险信息载体，从而快速呈现风险并引发关注。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同程度的消费也放大强化了社会风险的程度。

4.报道偏向日常逻辑缺少科学性

在涉及科技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风险传播中，媒体偏向从公众的日常逻辑出发，基于特定认知通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和传播，缺乏有效的科学知识传播。

不得不说，这次的疫情是新中国史无前例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许多人也在这样的境况下深刻地体会到了媒体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看到了政府在疫情面前的果决，也看到了人间真情和人性扭曲。可以推测，健康传播将是今年新传学界业界的热门话题，大家应该多积累相关知识点和案例。

参考文献：

《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发展机遇与挑战》（陈 虹 梁俊民）

《浅议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风险传播》（蔺彦松）

《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问题探究》（娄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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