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被正视的羁绊：在城市，与野生动物共存

文 / 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歌颂和向往很多年了。人们欣赏着自然历史纪录片所描述的动物星球，也满怀热情地渴望荒野。在这样的追求之下，一个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遥远的荒野中被建立起来，成为成功留存下大熊猫、长臂猿等濒危物种的最后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一直被忽视：生物多样性并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宏大理想，也不是被设定出来的努力方向。生物多样性是从生命在地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然存在的概念，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把生物多样性当成目标而非世界的本质，注定会带来一系列连锁结果，比如：忽视生物多样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纠葛，把人和野生动物共存当成一个选项而非必然。同时，忽视生物多样性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于城市之中。

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山水对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同吸引。以北京为例，横亘在城市西北部的燕山和太行山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黄土高原的风沙，并在气候急剧变化的冰期和间冰期之间为生命提供避难所；永定河裹挟着来自黄土高原的肥沃泥土，和潮白河、温榆河、大石河一起，冲击形成了肥沃、广阔的平原湿地。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山水—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使得30年前还有华北豹和黑熊在市区周边徘徊，直到今天还吸引着斑羚、猪獾和貉在郊区自由栖息。这个生态系统也在近200万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古人类（从早期的直立人到晚期的智人）在超过40个地点定居，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超级城市。简单来说，在北京，人类既没有比野生动物来得更早，也没有更晚，共存而已。

在对野生动物和人类都有吸引力这件事上，北京并非独一无二。来看看成都，这座沉浸在火锅香气之中的城市被岷山、邛崃山和贡嘎雪山环绕，江水从山脉汇入平原。科研人员在距离成都二环直线距离仅77公里的鞍子河山梁就发现了野生雪豹。再比如被秦岭和渭河环绕的古城西安，从回民街的羊肉泡馍店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深入大熊猫和羚牛栖息地……当把目光放在大尺度的时空格局上，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几乎每座城市的形成过程都伴随着动物和人的共同选择。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人们惊呼城市里竟然存在着蝙蝠。可事实上，即使在最热闹的市区，蝙蝠、刺猬和黄鼬（俗名黄鼠狼）都有能力找到和人类互不干扰的生态位。比如，在北京中关村生活着一种叫“东亚伏翼蝠”的蝙蝠（不是新型冠状病毒宿主），圆明园和紫竹院河湖周围的昆虫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食物，海淀黄庄和双榆树的温暖气候降低了它们在冬天的死亡率，而北大和清华建筑物上的缝隙好像野外岩壁一样舒服，可以用来栖息和繁衍。无论是蝙蝠、刺猬还是黄鼬，它们对城市环境的适应，实际上代表了野生动物和人共存的可能。

认识到这样的可能，恐怕只是动物与人共存的第一步。

图为中华山蝠，被怀疑是新冠肺炎病毒自然源头的菊头蝠其实不进入平原城区，是一种山地物种。

城市野生黄鼠狼。

动物与人共存的第二步，和伟大的自然演化有关，在生态学上叫作“适应性”。用最通俗的话讲，进入城市的野生动物也会经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变成一种让传统的动物学家既熟悉又陌生的物种。

浣熊是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之一。它的食谱包括海滩上的贝类、河里的鱼和小龙虾、森林中的橡子和浆果、灌丛中的蜥蜴和青蛙，甚至是树上的松鼠幼崽，展示出了它对各种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而今天，一大批浣熊把城市当成新的栖息地，用它们在荒野之中形成的适应性武装了自己。城市生活让浣熊的个体变大了，也减少了它们之间的争斗，让它们可以更温和地聚成大群。城市化还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浣熊的大脑，使城市浣熊在智力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加拿大多伦多的研究人员曾给城市浣熊戴上GPS追踪颈圈，发现城市浣熊的脑子里藏着一套实时导航系统，这套系统可以使它们主动避开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选择更安全的移动路线。美国的研究团队则发现城市浣熊具备3D导航能力，能够同时记忆地面路线和地下的下水管道线路。而所有城市浣熊都学会了操作简单的人类器械，比如打开门把手和咬坏垃圾桶锁扣。这些改变显示，城市浣熊无时无刻不在为了生存而汲取新的信息、探索不同的生存方式。在这种适应性面前，看似危机重重的城市生活变成了野生动物冒险家的乐园。

在中国，我们的研究团队也一直在记录类似这样的野生动物的适应性变化。比如传说中“一丘之貉”的“貉”，少有人知道它们一直藏在城市中。尽管荒野中貉的种群数量很可能在急剧下降，但对城市的高度适应给了它们一个短暂喘息的机会。在上海和南京，貉找到了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取食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变成了别墅阳台下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的裂缝、煤气管道、废弃的下水道等。

在很多志怪传说中，貉是会变身的，它们喜欢变成各种模样来和人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在城市中，这样的传说成了现实。自然界中的貉偏爱山地丘陵，可在上海的60多个小区中，它们“变身”了。青浦的小区旁边有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游泳高手，在夏天的夜晚捞鱼摸虾；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有不少丘陵灌丛，貉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而到了浦东之后，它们会迅速学习小区和公路的设计；在奉贤，貉甚至学会了估算烧烤摊下班的时间，每天能在烧烤摊收摊之后第一时间去捡地上还冒着香气的烤鸡骨头……

在这样的“变身”能力背后，是野生动物在栖息地选择、捕食行为、消化能力等各个方面对城市的适应性。适应性的背后则是伟大的自然演化。而了解适应性的存在，则是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第二步。

生活在上海市区的野生貉，选择夜晚在小区觅食，白天在居民楼的通风口和废弃的下水道里休息。

城市野生动物，或城市生物多样性，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被大部分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人发自内心嫌恶的问题。野生动物保护从业者往往认为他们在保护这个世界的本质，甚至认为人类和野生动物应该有平权的一天。他们保护的是野生动物作为生命的存在，而非它们的“价值”。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渴望，却贯穿了整个自然资源保护的历史。

中国开始系统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大概可以追溯到50年前。那时人们只关注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等几个明星物种，觉得成功保护濒危动物是一个涉及国家形象的重要工程。而更多看起来没那么重要，也没那么濒危的野生动物，则可以被当作资源。后来，人们认识到不是所有动物都是资源，有一些野生动物具有“科研、社会和经济价值”，也需要被保护起来。但无论是“濒危”还是“有价值”，背后的核心都是：它们“有用”。

从2003年发生SARS疫情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我们对国土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规划在保护红线内，我们开始从法律层面整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把目光从一个个“有用”的物种转向了更“有用”的生态系统，尝试留存生态系统对野生动物、水资源、农业生产等各种自然和社会过程的作用。简单来说，野生动物的“用处”好像被放大了，被提升到维系社会安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庇护的层面上。

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野生动物确实显得更“有用”了。比如横跨千里的大熊猫保护工作，实际上留存下了中国最为重要的水土涵养区域，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也保护了这片区域的森林和水土；另一方面，大面积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小区域森林的重点恢复，可以使从成都到乐山的江河下游的百万居民免受洪水和泥石流之苦，拥有洁净的水源——这实在是善莫大焉。

大熊猫保护工作对人们生活的“用处”还体现在更细微的地方——节能灶、沼气池等更为清洁的能源被带到了深山社区，使当地居民拥有了更易使用的能源，也减少了薪柴的砍伐。在四川、陕西和甘肃，大熊猫栖息地的周边社区开展了中药种植试点和新式养蜂产业，这些努力使深山中的农副产品能被直接送到北京和成都的超市专柜——城里人有了更好的产品，而村民也有了新的致富可能。促成这些改变的野生动物，好像也变得“有用”了。

在城市中发生的故事，其实和荒野里的类似。比如这次疫情中让人恐慌的蝙蝠，实际上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部分蝙蝠是夜行性昆虫的主要捕食者，部分种类还是植物授粉者和种子传播者。同时，蝙蝠是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失去蝙蝠，我们几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多蚊虫传播的疫病、减产的农田和消失的动植物，而城市生态系统也将遭受严重的损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在疫情中出于恐慌开始考虑清除城市蝙蝠的时候，一批生态学家站出来告诉公众：蝙蝠是“有用”的。

虽然做自然保护工作的人最不愿意分析野生动物的“用处”，但另一方面，对“有用”的分析，恐怕是这个充满无奈的世界中人与野生动物共存必须要经历的第三步。

在动画片《鼹鼠的故事》中，刺猬第二次出场，是因为森林被砍伐后成了城市，于是刺猬和鼹鼠尝试用香肠堵住难闻的汽车排气管来破坏城市，失败后只好逃回了残存的森林。今天，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城市刺猬身上——即便在城市中，适合它们栖居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它们的种群数量在持续下降。

这是怎么回事？刺猬不是有惊人的适应性吗？城市不是具有天然的优势成为野生动物和人共存的乐土吗？第一步和第二步，都走不通了吗？

在中国北方的城市里，刺猬会利用冬眠来度过漫长的严寒季节。在11月到3月的冬眠期间，它们会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比如几根倒木下面、一堆落叶中间或几块岩石的缝隙中，然后陷入深昏迷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体温会从35℃降到10℃以下，心跳从每分钟高速波动的190下降低到20下，而一旦受到打扰它们就会面临生命危险。因此，如果城市中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柏油地和人工草坪，找不到土堆、荒草和倒木，刺猬去哪里寻找不被打扰的越冬地点呢？冬眠的习性已被写在它们几百万年自然演化的基因之中，没可能在几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被修改。

除了猫头鹰、流浪猫等动物天敌，影响刺猬存活的更大的威胁来自冬季的食物短缺。它们必须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可能快速地增加体重，从一个睁不开眼睛的幼崽变成体重超过600克的带刺胖球，才可以完成冬眠前的脂肪储备。如果城市中只有极其单调的金银花和夹竹桃，缺乏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各种食物的灌丛和野地，刚刚出生的小刺猬怎么积累体重，又如何存活于冬夏轮回中？

每年惊蛰，是从冬眠中醒来的城市刺猬最脆弱的时候。它们体内脂肪已经消耗殆尽，体重降低了1/3，因禁食而积累的肝脏毒素让它们走起路来像喝醉了一样摇晃无力。这个时候，刺猬需要迅速找到清洁的水源，大量饮水排毒。如果没有水，或者眼看着城市河流被水泥堤岸彻底固化而无法靠近，刺猬将无法从冬眠的虚弱状态中复苏。

城市野生刺猬，也是人居环境最容易见到的野生兽类。

不论自然演化多么伟大，仍需要一些城市规划作为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反向解读刺猬对我们城市的需求——一个城市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还能使刺猬和人类共存，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城市中留下了自由流淌的河流、旺盛生长的野地灌丛和没被杀虫剂与污染物毒害的土壤。灌丛、河道和小树林不光漂亮，还可以制造隔断，成为减缓人类和野生动物直接冲突的屏障。这样的规划听起来就很美好，也使野生动物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

规划更美好的城市，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第四步。这样的规划好像也是“有用”的。

在工业建设加速发展的时期，我们曾经把城市里的自然一点点抹去，而今正在回头补救。因为经历了失去，更多人习惯性地把今天城市中出现的生物多样性当成是美好的存在，小心呵护。这样的呵护，并不会永远存在。因为生物多样性既可能美好，也可能充满冲突。

在德国柏林，城市里到处都是河湖和绿地，吸引了3 000多只野猪到市区中安家。这些野猪隔三岔五就把公园和社区搞得鸡犬不宁，它们翻乱垃圾桶、破坏植被、到处排便，甚至在发情期攻击人。在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的一些城区，每平方公里能找到超过18只赤狐，这些随处可见的犬科食肉兽杀灭了珍稀的地栖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改变了土壤组成和水源质量，甚至让农业和畜牧业减产。在美国，几乎每个独门独户的市民家庭都遭遇过浣熊的骚扰，每年因浣熊引起的房屋损坏、火灾和疾病，带来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动物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背后，实际上伴随着更深层次的生物学改变——惊人的适应性让某些动物类群有能力以掠夺城市、侵占居民点的方式入侵人类生活。这是生物多样性的“月之暗面”，也是这个星球最奇特壮阔的变化之一。因此，人和野生动物共存这件事充满了复杂性，却又无可回避。

毫无疑问，我们的土地上也有像柏林野猪、伦敦赤狐、美洲浣熊一样具有潜在杀伤力的城市动物。随着中国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我们终有一天会面临赤腹松鼠、金花鼠、貉、狗獾、刺猬和野猪带来的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城市和荒野不同，动物找不到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人一起生活。而一次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只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种的分布和数量，不监测它们的种群增减和适应性变化，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那一天，岂不是只能靠拍脑袋来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

所以，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第五步，是全面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生存，以及人类面对城市野生动物的喜和忧。

我们在调查城市野生貉的时候，有的市民觉得我们的发现很好玩，也有社区居民凑过来说：“能不能杀死它们？这个獾子讨厌得很啊！”我们问一个阿姨为什么想杀死城市貉，阿姨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她喜欢猫，但是她发现貉会捕食刚出生的小猫。我们一边试着告诉阿姨，貉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流浪猫才是土地被居民占领后的后来者，罪魁祸首应是居民的遗弃行为。但我们也理解阿姨的诉求。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比如，有居民问我们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我们会说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不仅是狂犬病，还有可能携带疥螨、犬瘟热、细小病毒等；还有居民问刺猬有没有风险，我们会说这取决于所处地区是否是脑炎疫区，是否有疫情，刺猬也可能携带吸血蜱虫……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从长远来看，一个人人都可以为管理城市提供意见的世界，会更有机会实现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存。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第五步的目标是：了解野生动物，也了解人。而在这一步的解决思路中，“公民科学家”可能会是一个关键。尽管大多数人仍将科学视为职业科学家从事的高门槛行业，但实际上，科学无非是一种探索外界和满足好奇心的过程。如果研究过程设置得当，自然科学研究其实可以被分解为兴趣爱好者的业余项目，而大家的参与本身又是多元的社会学试验。

作者在野外工作。

2019年，由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上海市民一起参与城市动物调查的“公民科学家”项目落地。

因此，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公民科学家团队。除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外，已有超过100名市民参与到了城市动物调查中，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学会了必备的调查技巧。在统一的调查方案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也在项目中输入自己对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把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和不断产生的公众意见整合起来，也许有机会拼凑出今天我们对城市中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期待与要求——而这样的世界，更有机会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2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