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大流行”与“大脱钩”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结束之后，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就如何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等问题进行沟通，向世界释放了“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的积极信号。

目前，疫情已经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影响，全世界累计确诊病例突破70万，死亡超30000人，感染者和病亡者人数仍在急剧上升之中。可以说，人类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且这是一场公共卫生挑战、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相互交织的复合型危机。很大程度上，全球能否有效应对和尽快走出这一危机，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国内疫情显著恶化

近期，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所言，美国将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下一个“震中”。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至截稿前，美国国内确诊病例超过140000人，死亡2513人，死亡率升至1.7%。已经有17个州及2个地区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工程兵等力量介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则向全国50多个州和地区派出工作组，与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处理物资供应、医疗资源调配、移动医院建设、交通运输保障等突出难题。

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料将进一步恶化。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评估认为，美国疫情高峰将在4月到来，接下来的四个月或有80000多美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疫情可能要到6月份才能缓解，且不排除在今年秋冬季节再次来袭。

其他一些机构做出的测算更为悲观。比如，在意大利等国疫情数据基础上，摩根士丹利通过模型预测称，美国或将有20万人感染，而在最坏情况下，确诊病例总数将达9600万（即全美40%的人口感染），数百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将因此死亡。

除了感染范围将扩大，疫情的长期性也令美国民众感到忧虑。据《纽约时报》披露，一份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认为，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持续18个月之久。

在这种情况之下，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发显著，甚至引起很多人对1929-1933年“大萧条”场景再现的恐慌。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认为，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或为-5%，疫情将导致大量的失业，4月初公布的就业人数或减少100万左右。哈西特本人目前已经重返白宫，参与特朗普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制定。

实际上，他的估算是较为乐观的。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预测，二季度美国GDP将出现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美国银行预计美国二季度经济将萎缩12%，损失350万个就业岗位。3月26日，摩根大通大幅下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一、二季度美国经济将分别萎缩10%和25%，萎缩幅度远高于此前预期的4%和14%。

受疫情冲击，美国经济活动陷入停摆，大量企业已经开始裁员，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美国财长姆努钦警告称，如果政府不迅速向工人和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美国失业率或将上升至20%。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国在今年1-6月会有300万人失业。目前，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中大西洋地区（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其工业活动指数已经跌至2012年来最低水平。在美国，员工人数低于500人的中小企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十分重要，其所雇佣人数约占全国总雇用人数的47%。而根据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近期进行的调查，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小企业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美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

为应对疫情，特朗普政府从加强病毒检测和医疗能力、保障重要物资供应、动员私营企业参与抗疫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纾困计划。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新冠肺炎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该法案涉及的经济救助规模高达2.2万亿美元，特朗普称未来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6.2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着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布旅行禁令，要求美国公民停止全球旅行，实施为期15天的“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措施，尽力减缓疫情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加大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州和地区，包括承担国民警卫队的相关支出。

第二，对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民众给予直接救助，包括为每个家庭提供约3400美元现金援助、为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提供约10亿美元食品救济援助、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救济金、暂时免除学生贷款利息等，估计针对个人和家庭的援助金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

第三，通过启用《国防生产法》等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美国正经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工业动员，联邦政府直接协调口罩、呼吸机等关键产品的生产和调配。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特斯拉等美国企业予以响应，特朗普称未来100天将生产10万台呼吸机。

第四，大力解决市场流动性问题，加大对航空业、酒店业等特定行业援助，注重为中小企业纾困。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等政策维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转，预计为市场注入约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特朗普政府为波音公司等大企业提供上千亿美元援助，同时大幅提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借贷额度，对美国中小企业的救助金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

近期，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评价特朗普（45％）和彭斯（48％）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很好，或感到非常或较有信心。随着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和恶化，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有所上升。

一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物资匮乏、医疗机构不堪重负等问题。如纽约市需要30000台呼吸机，而联邦应急管理署仅拨给400台。3月中旬，美国部分食品、消费品和药品零售企业向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些行业对疫情准备严重不足，若其他国家限制药品、食品或其他基础原材料出口，可能造成美国国内的供应短缺、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呼吁特朗普政府减免关税。

二是认为货币政策、经济救助计划恐不足以应对冲击。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美联储的措施不能阻止美经济下行趋势，最多只能稳定金融市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唐纳德·哈蒙德（Donald Hammond）等认为，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救助并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应通过大幅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等方式为其解困。

三是批评特朗普政府未能有力推动国际合作。虽然美国是G7的现任主席国，但直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后美国才召集G7应对疫情特别会议。

中美合作面临阻碍

无论是应对美国国内疫情的恶化，还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缓解紧张关系、增进协调协作。然而，清醒地看，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多重阻碍，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然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促使中美“脱钩”，并在外交和国际舆论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美方内部就一直存在两国将加快“脱钩”的看法。《纽约时报》等刊文称，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依据，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称，美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80%的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疫情导致医用口罩需求激增，美国医疗供应链过度依赖海外的弊端凸显，有必要采取行动将其转移回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一项行政令，为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药物和医疗产品提供长期激励，减少美国对外国药品的依赖。

其次，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停止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但美国方面在舆论和外交上对中国的“攻势”仍然没有减弱。在3月25日举行的G7外长视频会议上，国务卿蓬佩奥执意要求将“武汉病毒”写入会议联合声明中，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强调，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消费当前的危机，为有效应对疫情，任何其他考量都应让位于国际团结与合作。然而，美国方面“批评中国”（“blame China”）的策略并未熄火，近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等外交官在当地媒体刊文继续挞伐中国。甚至中国向欧洲多个国家提供援助的做法，也招致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的指摘，如纳瓦罗称之为“政治宣传手段”，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则建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应对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对外宣传。

第三，疫情如何影响中美在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层面的博弈，正成为一些美方人士关注的焦点。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此次疫情将对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会加剧中美两国围绕全球领导力的竞争。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防务政策研究主任科里·舍克（Kori Schake）直言，疫情是一场“领导力的测试”，“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力，美国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近期，中国在处置疫情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得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这令部分美方人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被中国“收买”了，以致其误判疫情、阻挠台湾人士参与相关会议等。除了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指责中方对国际民航组织等机构进行“渗透”，导致台湾方面无法获取涉及疫情防控的民航信息。应当看到，压制、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将全球治理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突出特征。

尽管如此，中美在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等方面展开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尤其是美国方面呼吁停止“贸易战”的声音越发强烈。近日，美国商会等 80多个商业团体联名致信姆努钦、库德洛、罗斯和莱特希泽，称特朗普政府现行的贸易政策将加剧美国国内物资的短缺，损害美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和经济复苏前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呼吁，美中面临疫情带来的共同挑战，应该以此为契机降低关税。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表示，降低关税完全在行政部门权力范围内，可通过此举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减负。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内部已开始讨论削减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商品加征的关税。这一做法无疑将为中美合作抗疫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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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系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