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健夫｜作为“坏消息”信使的政治生态学

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因垃圾而声名狼藉的贫民窟，印度对奶牛项目情有独钟的奥里萨邦，德国最大的森林地带绍尔夫海德森林，这些看似彼此无关的世界角落，却被作者巧妙地编织在政治生态学的网络之中。两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政治学和生态学——被放置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它的出现即意味着无法摆脱对自我进行界定的宿命。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组成的研究领域往往会遭遇类似的境遇。然而，跨学科的属性令其难以被界定的同时，也说明此领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能发现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学术史更属“随机应变”。幸运的是，《政治生态学：批判性导论》（以下引用 “本书”均只标记页码）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看似“散漫”的新问题。

本书作者保罗·罗宾斯任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地理与发展学院，长期致力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与实践，2012年完成了对《政治生态学：批判性导论》一书的增补和修订。按照作者的想法，在经历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2004年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等自然/生态危机后，“当下或许更需要政治生态学，这便有了你手里的这个修订本”（页2）。尽管作者称该书是政治生态学领域核心著作、论文及研究报告的详尽导读与指南，但如果你将之理解为中规中矩且枯燥乏味的“列书单”式学术回顾，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作者看来，政治生态学并不是一种方法或者理论，甚至也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思辨或文本，而这种思辨的表现是充斥全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精神。因此，立志于“让读者能对这一实践性领域形成一种‘感觉’（feel）”（页9）的批判性导读，注定不会令人昏昏欲睡。而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感同身受，“不妨举个例子”“不妨以一个人尽皆知的案例为证”的话语在全篇中俯拾皆是。

政治生态学是天生的批判者。比如在既有的认知上，我们深受十八世纪末以降对社会/生态危机最为强劲的解释——人口原理的训导，理所应当地遵从自然的终极稀缺、人类数量过快增长的论点。然而，政治生态学却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足以反应全球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将其作为批判的标靶。因为，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社会/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控制人口，而是对全球权力与物品分布的重新排布。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全球的生态问题源于没有充分采用和实施“现代”经济技术和市场配置。但政治生态学者却往往关注自由、开放市场中对资源的垄断控制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分配与发放不公问题。

如此强烈的批判色彩，根植于抨击决定论语境的悠久传统。针对十九世纪出现的、被作者认为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统治仆人”（页34）的地理决定论，由地理学和人类学者洪堡、邵可侣、华莱士和萨默维尔组成的早期人类-环境研究批评者，便已经致力于探索人类及其组织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可以说，从环境决定论到人-地互动的认识过程为政治生态学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根基。遵照先辈的足迹，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灾害史研究，开始关注人类组织行为对自然灾害事件的影响，而以1956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出版的《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一书为标志，在人类-环境关系研究中，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依照此路径，文化生态学进一步关注当地人的生态知识、行为习惯以及景观生产三者的关系。至此，经历百余年的积累，构建政治生态学的学理性基础业已完成。而留待政治生态学解决的问题，则需要扬弃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在此方面，公共财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农民研究、女性主义、话语理论、环境批判史、后殖民理论、后结构主义等无不成为政治生态学“工具包”中的工具。

其中，由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知识研究路径以及葛兰西对文化操控力和霸权的概念解读，因与政治生态学强调矛盾冲突和悖论，关注权力的不公正性，以及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等特点相契合，而被作者看作政治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如此，在作者看来“政治生态学的世界充满了纠缠不清的知识、权力以及自然景观”（页209）。

不破不立，政治生态学在对上述主流叙事模式（也可理解为既有范式）批判性继承的同时，也在探索代替性的方案来改变人类的行为，应对已知和未知的危机。针对政治生态学的双重人格性，作者将之比喻为“斧头”和“种子”，而这粒在批判性土壤中孕育出的“种子”，也注定会成为“坏消息”的信使。

果不其然，在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中，充斥着与既有解释和常识相迥异的观点，甚至与自身倡导相矛盾的悖论。我们知道，在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对非人类的自然环境变化进行观测与界定。而政治生态学则对这种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界定提出怀疑与解构。如此一来，结果便是对既有认知范式的怀疑与否定。在书中，作者通过德国绍尔夫海德森林和加拿大西部克劳尧阔特·桑德荒野的案例，对森林、荒野的概念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将问题的着眼点从“环境为什么发生变化”引渡到“变化的术语是如何界定的，又是由谁来界定的”方向，进而开展政治学的解析。如认定水土流失是殖民土地管理局和其他生态精英分子的一种社会建构，用来实现操控殖民地人民行为、财产的目的。再有，对布劳恩《被埋葬了的认识论》的介绍，描述了上百年来殖民者将当地土著排除在自然景观史之外的行为，揭露了从十九世纪以来环保人士和考察者将土著界定为“既不适合作为自然环境中的组成部分，也不适合作为新兴的加拿大国家政体的组成部分”（页207）的荒诞“思维习惯”。由此可见，这种由知识的建构、权力的不公建立起来的环境界定遭到政治生态学研究的无情拆穿，从而撕碎了包裹在权力糖果外的常识糖衣。

此外，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概括为五大论题，即“退化与边缘化”“保护与控制”“环境的矛盾冲突”“环境的主题与身份”“政治的客体与行动者”。每个论题为一章，以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有他人的也包括作者本人的）作为论据，试图阐释当前研究中出现的“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如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民众生产体系的现代主义发展工作，正在当地制造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以及越发不公的资源配置方式。以维护“自然”和“可持续”为口号实施的各种保护生态行为，正在掠取自然资源和景观的控制权，从而将符合当地生态文化发展规律的人类行为贴上“不可持续的”标签。这些研究无疑在向民众传递关于“保护”“可持续”等行为的“坏消息”。

当然，政治生态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也会面临许多悖论。如作者受邀去考察即将在鸟类栖息地的峡谷开采铜矿的罗斯蒙特地区，当地一旦开采将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由岩石和垃圾组成的废料山会占地三千五百英亩。的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但这个铜矿会在未来几年提供多达两千个工作岗位，这对正在经济萎缩的南亚利桑那州极具诱惑力。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产出的铜会支撑混合动力汽车、风力涡流机等“绿色”经济，在减缓全球变暖中贡献力量。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政治生态学者的作者无不感慨，“人们怎么能够反对如此具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事业呢？”（页368）类似这样的悖论在书中十分常见。如此矛盾的情况和现实中的悖论反而增强了书中内容的真实性，这恐怕是政治生态学具有批判性的另一种切实表现吧。

虽然作者在开篇即强调“这部著作是写给学术读者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以最为平实的语言进行表述”（4页），但除了在正文中省去页下注释和不断穿插在正文中的“背景资料”模块外，全书的写作语言、章节设计和词汇使用均是高度学术性的。对没有相关研究背景基础的普通读者而言，频繁出现的未加解释的专有名词和抽象学术概念会令读者看得云里雾里。另外，作为将近四十万字，参考文献多达七十页，涉及四百余位学者的学术史性质的著作，缺失人名索引是令人遗憾的。对学术史，尤其是国外学术史著作的翻译，因会涉及到诸多专业领域数量庞大的人名，是一件极富挑战的工作。虽然翻译者严格按照英汉人名译法进行翻译，却依然会出现与已有常规翻译不尽相同之处。如美国著名地理学家Carl Ortwin Sauer被译为卡尔·奥特文·萨奥尔（页51），但在1999年和2011年出版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等常见地理学译著中，均被翻译为卡尔·奥特温·索尔。还有现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环境史家Donald Worster，当前主流的翻译为唐纳德·沃斯特，而非本书中的唐纳德·沃尔斯特。此外，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提出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书中还被翻译成威特福格尔。

尽管存在以上瑕疵，但在阅读《政治生态学：批判性导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内心里认同作者将政治生态学界定为一种思维和文本的观点。当大众感受到了作者强调的“感觉”（feel）时，我们便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更能理解此学科在某些方面可能略带偏激的批判性观点，乃至促使它做得更好，从而达到守护我们“唯一的星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