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博赟︱“死海古卷全是假的！”

3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发布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圣经博物馆所藏十六件“死海古卷”残片均属伪造。这引发了国际媒体的争相报道。有人夸张地表示，“死海古卷全是假的！”甚至有人提出了耸人听闻的问题：这是否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圣经》的认识？

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死海古卷的历史。大约在1947年，在尚处于英国托管之下的巴勒斯坦昆兰地区，有贝都因牧羊人偶然发现了山崖洞穴中的十个罐子。其中一个罐子中装有手抄本。随后，贝都因人联系了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伯利恒古董商人，将之转卖给叙利亚正教都主教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这些古卷几经辗转，最后到了以色列考古学家苏克尼克（Eleazar Sukenik）和亚丁（Yigael Yadin）父子手里，现藏于耶路撒冷“圣书之龛”（Shrine of the Book）博物馆。这些是死海古卷中著名的“洞穴1手抄本”。后来，贝都因人和考古学家们又在附近陆续发现了其他洞穴和手抄本。

死海古卷共计约九百三十件，其中两百一十余件是我们现在认为是《圣经》正典中的经卷，其他的有圣经注释、律法文本、敬拜规程等。学术界认为，死海古卷是我们了解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爱色尼人（Essenes）的重要材料。其中的《圣经》抄本是存世文献中最古老的，对《耶利米书》《撒母耳记上》等经卷的文本校勘有重要意义。现在，这些手抄本绝大部分集中于耶路撒冷的“圣书之龛”和洛克菲勒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都由以色列博物馆管理。

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机构藏有死海古卷残片，但为数较少，比如约旦博物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保守福音派神学院出于“唯独圣经”的信仰传统，也对收藏死海古卷很有兴趣，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了一些据称属于死海古卷的残片。

在众多收藏了“死海古卷”的美国机构之中，圣经博物馆无疑最引人注目。这一博物馆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紧邻国会山。它一共八层，占地近四万平方米，2017年11月对公众开放，开放当天还有埃里克·特朗普、以色列驻美大使等政要出席。不过，虽然这个博物馆的名称和地理位置显得很官方，但它却是一座私人博物馆，由零售业巨头格林（Green）家族斥资五亿美元创办。

格林家族常住俄克拉荷马州，遍布全美的家居用品和手工艺品连锁店好必来（Hobby Lobby）就是这个家族的企业。在2020年福布斯榜单上，格林家族排名两百四十位，资产六十三亿美元。他们是保守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中的历史记载都是真实的，将基督教视为美国立国之本。从2009年到2014年间，以掌门人史蒂夫·格林（Steve Green）为首的格林家族一共买下了近四万件文物，从楔形文字泥版到各种文字的《圣经》抄本，应有尽有，而这些也就是圣经博物馆的绝大多数馆藏。

格林家族创办圣经博物馆，一方面出于信仰动机，认为这些文物印证了《圣经》叙事的可靠，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经济上的考量。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文物市场价格走低。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买入他国文物，再在美国估值，估值的数额要远远大于实际支付的数额。若将文物捐给博物馆以抵税，抵税数额是按照估值数额计算，而非实际支付的数额。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是再合算不过的买卖。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从2002年开始，一些新的“死海古卷”残片在市场上出现。参与售卖这些残片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转卖洞穴1死海古卷的堪多家族。2009年到2014年间，史蒂夫·格林一共分四批买入了十六件“死海古卷”残片，其中有七件直接买自威廉·堪多，即当年伯利恒古董商人堪多之子。2014年，这些残片高调出现在梵蒂冈，成为“上主圣言”（Verbum Domini）展览的一部分。

自从格林家族公布收藏“死海古卷”残片的消息之后，质疑的声音就一直不断：第一，这些他国文物是否合法买入？第二，这些残片真的属于死海古卷吗？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出台，规范了文化财产的登记、贸易、监管、归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物走私行为。一些国家除了缔结1970公约之外，还有自己的相关法律，比如美国的《国家被盗财产法》和以色列的《以色列国文物法》。因此，从美国买入他国文物，理论上要走合法程序，否则就会受到制裁。但格林家族并没有公开完整而可靠的“死海古卷”来源（provenance）。虽然他们一直声称合法买入，但这些残片究竟从何处而来，一直疑点重重。

而且，格林家族也并非没有“前科”。他们曾经购入一大批共五千五百块楔文泥版，而运送泥版的联邦快递货运标签上写的却是“手工陶片”，价值仅三百美元。这离文物的真正价值天差地别。而且，文物的出土原址是今天伊拉克境内苏美尔时期的伊利萨格里格（Irisagrig），对这一古城的考古工作尚未展开，因此在市场上出现的伊利萨格里格文物都属于盗挖。格林家族的购买行为已经构成走私。司法部门2017年的判决结果是格林家族赔偿三百万美元，并将泥版归还伊拉克。此外，2018年，圣经博物馆将一份《新约》手抄本归还给了雅典大学，因为它是1991年从这里被盗走并转卖的。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格林家族收藏的这些残片几乎全是《圣经》经文，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约拿书》《弥迦书》《诗篇》《但以理书》和《尼希米记》。唯一一份非圣经残片是“训诫篇”，内容与洞穴4已经发现的4Qinstruction重合。在真正的死海古卷中，《圣经》经文所占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但这些残片几乎全是《圣经》经文，正符合格林家族的购买兴趣。而“训诫篇”残片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定心丸，让买家放心：这些残片确实出自藏有《圣经》经卷最多的洞穴4。

这种供求关系太像是“量身定做”。既然“唯独圣经”的保守福音派买家愿意购买经文手抄本，那就有经文手抄本专门卖给他们。无独有偶，2002年之后出现的部分“死海古卷”经文残片，也被得克萨斯州的西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购买。在其中的一份残片上出现了两节“反同性恋”经文，却分属《利未记》18章和20章，像是有意凑到一起的。还有一份残片是《诗篇》22章，在传统基督教释经中，这章经文预表了耶稣受难。另外一份残片是《但以理书》6章。学术界一般认为《但以理书》是第二圣殿时期的作品，并非出自被掳巴比伦时期的先知但以理。但保守福音派不接受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对《但以理书》正典性的挑战。这些符合保守福音派口味的手抄本忽然出现，果然被保守福音派神学院买下，这恐怕并非巧合。

2010年，格林家族开展了“格林学者计划”（the Green Scholars Initiative，现已简称“学者计划”），邀请了很多学界重量级人物加入。其中包括希伯来大学死海古卷专家托夫（Emanuel Tov），牛津大学纸草学专家欧宾克（Dirk Obbink），牛津大学神学家、钦定本专家麦葛福（Alister McGrath）等。“格林学者计划”涵盖面很广，还包括邀请保守福音派院校的老师带领学生参与项目，以培养下一代手稿学者。他们解读、翻译、发表格林家族购买的手抄本，这样既有助于整理藏品，也推进了福音派背景的宗教学研究。

2016年，《博物馆藏死海古卷残片》（Dead Sea Scrolls Fragments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圣经博物馆馆藏“死海古卷”残片研究集成，其中包括藏品介绍、古文字学鉴定、与以色列所藏死海古卷的平行对比、手抄本图片、译文等。领衔主编的托夫是死海古卷研究的顶级学者，1990年至2009年曾担任收录死海古卷的“犹太沙漠中的发现”系列丛书的主编，发表过与死海古卷年代勘定、文本批判相关的学术著作。《博物馆藏死海古卷残片》的第一章也是托夫所写。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这些“死海古卷”残片来源的介绍极为简略，只有第5页的两段文字。这两段的第一句就是“部分残片一定来自昆兰，很可能是洞穴4，其他或许来自犹太沙漠其他地点”，接下去他却承认残片来源不明。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费解。而主编之一、第二章作者戴维斯（Kipp Davis）开篇便说：“圣经博物馆所藏死海古卷残片据称由贝都因人在昆兰洞穴中发现，主要来自洞穴4。但这一说法无法证明，残片来源至今成谜。”既然残片来源不明，真伪一直受到质疑，为何托夫这些学者要编写这部书呢？封面上的“圣经博物馆系列出版物 卷一”意味着这是一个大项目，后面还会有更多的馆藏手抄本研究问世。那么，格林家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对手抄本研究的学术规范、学科发展、道德准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圣经博物馆作为一家博物馆，藏品的真伪他们还是看重的，尤其是在受到多方质疑的情况下。何况这些残片是作为“死海古卷”买入的，花费必然不菲。既然花了钱，是真是假就得有个说法。既然文科生给不出定论，那就让理科生用科学手段检测吧。

2018年10月，圣经博物馆宣布，经德国联邦物质研检所（Bundesanstalt für Materialforschung und -prüfung）分析，十六件馆藏“死海古卷”残片中有五件属于伪造。技术人员通过3D数字显微和X光扫描得出的结论是：手抄本上的墨迹不符合古代书写特征。圣经博物馆还宣布，随后会做出进一步考察，以判定所有残片的真伪。

这一任务交给了“艺术品辨伪”（Art Fraud Insights），一家位于华盛顿的专业艺术品鉴定公司。公司的CEO萝尔（Colette Loll）经验丰富，曾经服务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专门训练特工如何辨别真品和赝品。萝尔和圣经博物馆达成协议，“艺术品辨伪”将对圣经博物馆馆藏“死海古卷”残片展开独立调查，调查结果向全社会公开。

2019年11月，萝尔团队提交了一份长达两百一十四页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十六份残片均属伪造。其中有十五份材料并不是皮纸（parchment），而是皮革（leather）。皮革在鞣制后其皮面颗粒明显并略呈海绵状，肉面凹凸不平呈纤维状，并不适合用作书写材料。而皮纸有不同的制作工艺，其中一个步骤是将它放在木板上尽力拉伸，使表面变得平整光洁。真正的死海古卷没有写在皮革上的，都是写在皮纸或者纸草上。调查报告认为，皮革的来源有可能是罗马时代的皮鞋，上面钻的孔是系鞋带用的，而这些皮革使用的石灰除毛法直到公元四世纪才出现，远远晚于真正死海古卷的年代。

作伪者在表面粗粝的皮革上书写，虽然有意使用了粘性较高的墨，但墨汁仍不免渗入开裂的地方，并在凹陷处汇成了一个一个小洼。这些开裂和凹陷都是皮革老化的结果，如果皮革上的字是当年就有的，那么墨不可能渗到这些地方来。至于皮革外观看上去很像死海古卷，那是因为造伪者在上面涂了一层动物皮胶，尽量抹平表面，方便写字，而且还有仿死海古卷胶凝反应（gelatinization）的效果。和墨水一样，胶水渗入皮革裂缝和聚集成洼的情况也随处可见。而且，皮革上沉积的矿物颗粒被胶和墨覆盖在了下面，证明字显然是新近写上去的。

这些皮革是哪里来的？调查报告中列出了傅里叶转换红外光谱（FTIR）对皮革表面沉积的矿物成分的分析数据，结论是：与昆兰地区其他文物表面的矿物成分一致。这表明皮革也是来自犹太沙漠。确实，这片沙漠中有多处古代遗址。在《国家地理》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普林斯顿神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沃思（James Charlesworth）曾经见到过几片皮革待价而沽，他对贝都因人卖家说，这个东西不值钱，因为上面没有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查尔斯沃思觉得自己在不经意间告诉了贝都因人，如何才能让皮革增值。

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贝都因人从遗址中找到了皮鞋残片，交给作伪者。作伪者涂上动物皮胶，抄上“量身定做”的经文。皮鞋摇身一变就成了“死海古卷”，被格林家族买下，并贴上了“佐证《圣经》真实可信”的标签。死海古卷专家托夫领头编写了研究著作，为它背书。这些残片被视为圣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被用于“格林学者计划”的教学科研，影响了一批福音派高校的师生。

圣经博物馆直到今年3月才公开“艺术品辨伪”调查报告，《国家地理》等随即纷纷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而此前不久，格林家族就已经成为另一件丑闻的焦点：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月9日长篇报道了牛津大学纸草学专家欧宾克“监守自盗”的故事。埃及探索协会（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拥有著名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Oxyrhynchus Collection），保存于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在这批珍贵的古代文书中，有一份据称是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残片。如果确实可以定年到一世纪，这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约》抄本，离《马可福音》原文成书年代不远。对《圣经》抄本研究而言，这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发现。然而，一件蹊跷的事情发生了：这份残片被格林家族买下，购买合同上写的卖家是欧宾克。但这份残片并不属于欧宾克，他没有权利把单位的财产变卖。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图书馆里的索引卡和照片被故意销毁了，好像奥克西林库斯藏品中从来就没有过这份纸草。而且，这还不是奥克西林库斯藏品中被拿走、转卖、索引卡也被销毁的唯一一份。在过去的十年间，至少有一百二十件纸草从赛克勒图书馆不翼而飞，其中至少十一份卖给了格林家族。经过各方调查和谈判之后，圣经博物馆做出了许诺，将原本属于埃及探索协会的纸草尽数归还。

格林家族对文物合法来源的重视度或曰诚信度，并不能令人称道，无论是泥版、纸草还是“死海古卷”都是如此。这几桩交易最终让他们自己也赔上了本钱和名声。而且，有明确福音派立场的资本介入学界，通过各种出版、研究、教学项目来施加影响，而学界的重要人物反过来利用资本为自己谋利——这对考古和《圣经》文本校勘等学科发展并没有好处，也有损于福音派自身的形象。还好，圣经博物馆还算知错就改，公开了鉴定报告，承认自己的“死海古卷”藏品是赝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西南浸信会神学院、阿祖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这些福音派院校收藏的“死海古卷”残片是否也是赝品。

至于媒体的问题：“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均属伪造，这是否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圣经》的认识？”答案是：不会的，只有在去伪存真之后，死海古卷研究才能不受干扰、正常发展，我们才能通过真正的死海古卷，更深入地了解《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