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健康危机是气候危机的一次预演？

新冠疫情期间引起忧虑的不仅是病毒，也有气候危机：澳洲大火和南极罕见的高温，都暗示我们亟待应对的灾难或许不只有相对短暂的疫情，还有长期的气候变化。拉图尔近日在Critical Inquiry发文指出，气候问题和健康问题都不仅涉及到自然因素（气候或病毒），也涉及到社会组织的方式，后者决定了前者如何产生影响。健康危机加强了国家的权力，针对病毒，世界各国都纷纷自上而下地颁布了严格的人口管制措施，以保护人的性命。但为了应对气候灾难，这种依赖于统计学和生物权力的国家模式，及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举措还能有效吗？在气候危机中，摧毁了生命的生存条件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本身。或许这时就轮到管理部门向那些探索全球化大生产以外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学习了。这次全民禁足的“大斋期”，或许正是反思该如何应对未来的气候灾难的机会。

那些被要求出于团结而什么也不做、远离前线的人们，全面禁足（a general confinement ）和大斋期（the period of Lent，编注：指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斋戒和忏悔）之间出乎意料的巧合仍然是受到欢迎的。对他们来说，这次强制的斋戒（fast），世俗的、共和国的斋月（Ramadan）正是反思哪些事重要、哪些不值一提的好机会。似乎病毒的干预可以成为下一场危机的演习，一场重新规定我们的生活条件、打乱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危机，将给每个人带来挑战，我们必须学会仔细地梳理生活的细节。我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支持这样一个假设：健康危机正在预备、劝导和鼓动我们为气候变化做准备。这一假设仍待验证。

使健康危机和气候危机得以接连发生的，是人们突然痛苦地意识到社会的经典定义——人生活在人群中（humans among themselves）——毫无意义。社会状况每时每刻都有赖于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其中大部分因素都不是人。微生物的因素是如此（我们在巴斯德[Pasteur，法国生物学家，发明疫苗的人]之后已经清楚了这一点），互联网、法律、医院组织、国家后勤和气候也是如此。当然，尽管对抗病毒的“战争状态”的喧哗声萦绕着我们，病毒却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个链条中，口罩或试剂盒的库存管理、财产权的规定、公民习惯和团结的姿态，都同样重要地决定了传染源的致命程度。一旦考虑到病毒作为一个环节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网络，同一种病毒在新加坡、纽约和巴黎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这一传染病就不再只是“自然”现象，正如过去的饥荒和当前的气候危机也不仅是自然现象。社会早已超出了社交领域的狭窄范围。

话虽如此，我不确定能否把这种类比再推进一步。毕竟，健康危机不是什么新鲜事，到目前为止迅速和激烈的国家干预也不是什么创新。我们只需看看马克龙总统对于担任国家元首的热情——这是他在此之前一直相当缺乏的——就知道了。比起只是警察的任务的恐怖袭击，传染病更能唤起领袖和掌权者们不言而喻的“保护”意识——“我们必须保护你们”，“你们必须保护我们”——这种意识重塑了国家权威，使它能颁布一些在其他情况下必然遭遇人民暴乱的举措。

然而这样的国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国家，也不是生态改变下的国家，而是十九世纪所谓生命权力（biopower）的国家。按照阿兰·德罗西耶（Alain Desrosières）后期的说法，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统计学（statistics）的国家（state）：即在专家力量的领导下，按照自上而下的辖域网格进行的人口管理 [1]。 我们如今见到的正是这种国家的复活，唯一的区别是这种举措正从一国复制到另一国，乃至传遍世界。在我看来当前形势的独特性在于，我们都被困在家里，外面只有扩大的警察权力和救护车的喧哗，我们正集体演绎着一种夸张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形象，仿佛是直接从米歇尔·福柯的演讲里搬出来的。许多在人们视野外的工人被遗忘，为了使其他人能继续躲在家里，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被迫工作——移民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注定无法自我隔离在他们自己真正的家里。但这幅夸张的画面恰恰是一个并非我们的时代的画面。

一个能说“我保护你的性命”——保护你不被病毒感染，而这个病毒的行踪只有科学家才知道，它的影响只有通过采集统计数据才能被理解——的国家，和敢于说“我保护你的性命，因为我能维系你赖以生存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条件”的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想想吧。想象一下马克龙总统以丘吉尔式的口吻宣布一系列举措：把天然气和石油储备留在地下，停止出售杀虫剂，废除深耕，并大胆地禁止酒吧露台上使用室外取暖器。如果燃油税引发了黄背心起义，那么想象一下这种声明会引起怎样的动乱吧，整个国家都会沸腾。然而在生态危机下保护法国民众自身的利益和免于死亡的要求，比在健康危机下提出的要求更合理，因为生态危机会影响到几乎所有人而不是几千人，且它不只持续一段时间，而是永远的。

显然，不存在能这样做的国家——或许幸好如此。更令人忧虑的是，我们不知道那样的国家该如何做好从这场危机进入下一场危机的准备。在健康危机中，政府扮演着十分经典的教育角色，其权威与旧的国界完全吻合——突然回归欧洲国界的古老说法令人难过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生态变化中，这种关系变了：管理部门必须从不同族群（multiform people）那里学习，学习在不同规模下，人们是在怎样的辖域中试图逃脱全球化生产、以各种新方式生存。在生态危机中，现有的国家完全无法自上而下地颁布规定。如果说在健康危机中，是勇敢的民众必须像小学时那样重新学习怎么洗手，咳嗽时用臂弯掩嘴，那么在生态异变中，要进入学习状态的是国家。

“反病毒战役”的模式之所以不合理，还有另一个原因：或许在健康危机中，确实是全体人类在“抗击”病毒——尽管病毒对我们没有兴趣，它们只是从一个呼吸道传到另一个呼吸道，在计划之外干掉我们。而在生态变化中，状况却悲剧地逆转了：这一次，改变了地球上全体生命的生存条件的可怕毒素不再是病毒，而是人类！但并不是全体人类，而只是那些没有宣战就向我们发起战争的人。民族国家对于这场战役的准备不足，计划不周，规划也糟糕透顶，因为这次的前线是多重的，与我们每个人交叉。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病毒的“总动员”没有以任何方式说明我们能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总是停留在前一场战役的经验中的，不只有军队 [2]。

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无法预计；无论是世俗还是共和国的大斋期，都会引起重大的转变。许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十亿人都被困在家里，重新得到了被遗忘的奢侈机会：反思并考察那些通常多余地、无所不在地搅动着人们东西。让我们尊重这漫长、痛苦和出乎意料的斋期吧。

[1] 阿兰·德罗西耶，《大数字政治学：统计学思维的历史》（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卡米尔·奈什（Camille Naish）译，剑桥：Mass，2002年。

[2] 译注：出自一、二战期间经常被使用的一句谚语：“和平期间的军队总在研究怎么打上一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