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1958年一个美国人到日本做田野调查有多难

傅高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还是哈佛博士生时，日本对我还毫无吸引力。

在我的论文导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她把我叫过去时，她说：“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视野太褊狭了，你从来没去过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就真的应该去国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学位后，你应该去另一个较美国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威廉•考迪尔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一本比较日美社会文化的专著，之后研究兴趣转向心理卫生，关注社会文化对人心理卫生带来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医疗人类学领域的奠基人。）博士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边的工作，并鼓励我去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还承诺，如果我去日本，他会带我了解那边的情况。显然，日本是一个与美国文化非常不同的国家。

我给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写了一份研究经费申请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打算以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探寻跨文化的家庭与心理卫生的普遍性问题。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问我他们为什么要资助一位社会学家从事人类学领域的工作。好在最终他们还是认可我的申请并同意资助我两年。第一年是语言学习，第二年是家庭采访。

决定去日本后，我便参加了一个速成班，以熟悉日本与日本人。我开始坐在了解日本的课堂里，还请了一位日本学生有马龙夫（他后来成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语家庭教师，同时阅读与日本相关的新书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从到达第一天开始，我便对这座今后两年会在此安家的城市开始了观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与日后的逐渐变化相比，更简单，节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当时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本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当时东京的大小马路仍是泥土路。马路上汽车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车。街道上除了公交和出租车，显得非常空荡。当时，出租车费用根据车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种，地铁还只有银座线。当然了，山手线已开通运行。苏珊娜和我对日本铁路系统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火车非常准时，班次也多。

由于担心地震，那时最高的建筑只有八层楼高。建筑公司也还没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筑。不过，很显然，让我们惊讶的是，在东京没有看到任何被炸毁的建筑和瓦砾。前往日本途中，我们在英国还看到了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而抵达东京后，城市已清理干净，也许会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阅兵场，但见不到战争留下的瓦砾。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们住在涩谷的一幢房子内，这是考迪尔拜托一位心理卫生研究领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帮忙找的，房子离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写过一篇名为《娇宠：读懂日本人格构造的一把钥匙》的论文。关于“娇宠”（甘え）的概念，他解释说：“这是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并期待对方能照顾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我们也非常幸运能与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为邻居。他们成了我们最好的导师，向我们解释日本人一些难以为外人理解的态度和行为。

傅高义和土居健朗以及家人合影

我们每个月需要付二万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当时日元汇率（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换算下来，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们的日本朋友认为，这个房租略微有点高：“可能因为你们是外国人，所以要价比较贵。”

傅高义作品《日本新中产阶级》

我们住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筑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离。通常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向阳的，安装上玻璃移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用以阻挡雨水、寒气、昆虫和盗贼。总的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户人家一般会有三到四个房间，房间之间用移动纸门隔开。”

原版《日本新中产阶级》封面

我们的厨房非常小，地板又脏又旧，有一个用来煮食物的燃气灶。这与我们以前在美国时的厨房形成鲜明对比，那儿有充足的储藏空间、宽敞的食物料理台。我们有电冰箱，但很多日本人当时仍在使用冰柜（指用冰块来冷冻食物的冰柜。）。

我们在日本的房子没有中央供暖系统，只能靠煤油加热器和被炉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贵。到了冬天，屋里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冰冷。我仍然记得那时因为家里有一岁半的孩子大哭、四处乱跑而非常吵闹，有时会去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即使图书馆内间或摆放着木炭火盆或炭锅，每个坐在图书馆里的人还是都穿着外套，室内也就十度上下。

我还记得被邀请去日本朋友家中，因为怕冷，我们穿着冬天的保暖内衣，但是当我们到达后，经常很荣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当作贵客的我们，因为穿着保暖内衣而满头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内寒冷一些的地方。

说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个冬夜，我们临时决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访。走到他家门口时，发现他穿着外套来为我们开门。他告诉我们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当时觉得他的举动非常奇怪，但我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费，因此晚上关掉取暖器穿着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诉我，所以当我看到他穿着外套时，只好假装是刚穿上准备出门。

我和苏珊娜都要学习日语，因此需要有人帮我们照顾儿子。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先帮我们找了一位年轻女佣，我们叫她“帮佣”。后来，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改称“家政妇小姐”，不能再以“帮佣”称呼她。不过，自从劳动力价格飞涨后，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用人。

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帮忙找的女佣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想通过为我们工作而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可以去美国学习。但是，当她发现这个工作需要为一岁半大的小孩换尿布时，觉得这个工作与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两周后，她就辞职了。

随后，我们又设法找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年轻妇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兴能找到这份工作，并愿意承担照顾我们儿子的责任。她住在家里的小房间，我们每个月支付她一万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对此，我们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叹：“你们付得太多了！我们比你们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顾我们的孩子，还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适应在日本生活。

我们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每个月提供给我们五百美元补助金，按照当时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换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其他开支后，我们还能剩下很多钱。事实上，我刚成为博士后时的开销，比我二十五年后作为一名正教授来日本，花得还更多。

非常幸运的是，在日本的两年中，我们没有碰到重大困难。在我们赴日之前，还收到过关于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册子。凡是参与富布赖特项目（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主导了一项旨在将美国在海外剩余作战物资出售后用于资助美国与世界各地教育文化项目的法案。之后相关教育文化资助项目也成为战后美国软实力对外输出的重要象征。）的学者前往日本时都会收到。事实证明，这本册子中的一些建议有点夸张了。比如，它告诫我们不要购买一般的蔬菜，因为日本人用粪便施肥，蔬菜会被污染。因此，建议我们要去大型百货公司地下商店购买，那里卖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学肥料，吃了以后不会生病。

尽管我们被提醒要注意平时的饮食问题，但我们仍旧从附近商店购买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营养。我们发现，通常日本的卫生状况要远好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饮用自来水，但在其他亚洲国家就不行。

我们最初碰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对日语理解不够。我记得我们经常去附近的肉店买肉。不管什么时候过去，肉店老板总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认为我们买回去是用来做寿喜锅。尽管我已经学会了日语“厚”的说法，但当我说“切得厚一些”时，老板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点点。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时，日本的计量单位复杂得不可思议。重量单位，从过去的“匁（もんめ）”（“匁”为日本的和制汉字，相当于中国的计量单位“钱”，即1两的1/10。日本现行货币中，5日元面值硬币的重量正好为1匁。）变成“磅”和“千克”。每换一个地方，当地使用的计量单位都不一样。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学日语了，仍然经常很难判断要购买食材的体积或重量。

我们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当邻居来做客，我们请他们喝茶时，他们会说“結構（けっこう）”。我们知道“結構”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点吧”，还是后来才学到的“没事，我不喝茶”。这种暧昧不清的语言经常让我们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们邀请别人来家里，他们经常会用含糊的语言表示“好的，没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分清他们指的是“不，谢谢”“让我考虑一下”或“我们会来的”，其中的哪个意思。

送礼也经常是个难题。人们来我家时总会带礼物，这是习俗。我们试图了解送礼人的目的。他们是想表示友好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送礼物，都会让我们感到一丝烦恼。我们曾试图退还礼物，但有时事情似乎有点失控，我们发现和送礼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而不自然。有时，送礼反而成为建立开诚布公的友情的障碍。在日本两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发现当我们不再互换礼物，或者只是偶尔赠送礼物时，我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放松自然。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东京郊外的千叶县（市川市）。我们搬过去是因为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建在当地一个二战时期的阅兵场原址上。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军事场所逐步改为医院、学校和大学。当时，市川只有十万常住人口，没有现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们调阅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档案。我不得不找一个人帮我看这些档案，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好地阅读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档案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不希望我们亲自采访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不过，他们通过当地学校校长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周采访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六个家庭都热衷于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并被告知，如果他们每周接待我们的采访活动就可以免于承担一年的家长教师联谊会各项义务。在之后一年的采访中，我们却不得不对原计划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采访丈夫们，苏珊娜采访妻子们。结果却往往变成，我们一起采访妻子们和孩子们的时候，比采访丈夫们的时候多多了。因为这些丈夫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以至于很难约到采访时间。

住在市川时，我们打算像我们的日本邻居那样生活。即使很困难，我们也尝试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却始终被作为外来者对待。有一次我们邀请六个家庭来家里聚会，想向他们展示，我们能以日本人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后来发现让他们失望了。母亲们告诉孩子要去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客，想要见到更多的美式生活方式。他们想亲身见证外国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学他们，他们却想从我们这儿学西方的生活模式。我们开始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从他们身上开始逐渐了解日本人。

我渐渐意识到，被日本人完全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某种程度上我始终是一个外来者。一旦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会感到反思过去的想法可笑，也不会对此感到烦恼了。

不过再反思一下，最开始那几天，日本人也会因为突然出现的外国人而不像平时那样自在。我记得当我走进百货公司时，尽管我的基础日语足以胜任日常对话，但有些售货员只要一看到我，就会立刻叫来经理或其他可以用英语对话者来应付我。我是一个外国人，因此，我不应该能够听懂日语，同样的逻辑是，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

不过积极的一面是，没有完全成为当地团体或社区的一部分，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礼尚往来以及约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回首在日本的两年，是我和苏珊娜这段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时间一对一地讨论日本家庭。

至于苏珊娜作为女性在日本社会的经验，那时女权意识或者女权运动即使在美国也尚未真正具有影响力，到日本的外国女性也没有关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对待。实际上，苏珊娜主要关心的是想出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中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这里没有让苏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为了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邻家小店，并艰难地使用日语交流。

我想那时候从美国来的女性，无论单身还是已婚，都会遭遇很多适应问题；与现在相比，当时两个国家在生活水准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美国的药物，就不得不去位于东京市中心有乐町的药房购买。我们也没法经常在邻家小店中找到要买的东西，因此每到周日就不得不去寻找能买到那些东西的商店。

傅高义当时的妻子苏珊娜

苏珊娜对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在日本的外国女性，比如那些跟随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国妻子。她们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内见到日本家庭主妇，通常对日本主妇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谨。她们回到美国后，可能会和自己的朋友说：“呃，日本人很羞于开口。”

出于研究的需要，苏珊娜会登门拜访日本的家庭主妇，往往会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她很喜欢那些曾拜访过的日本主妇。当她们想要了解苏珊娜的时候，非常放松开放。即使在四十年后，这些主妇中还有苏珊娜最好的朋友。苏珊娜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调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苏珊娜将这些与她对话的日本主妇看作一面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不过无论何时，只要她们的丈夫在场，她们就拘谨得多。

美国妻子可能会为日本妻子感到遗憾：“可怜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当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时，她们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谁要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既拘谨正式又无聊，我还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出门，更好玩。”在接触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后，苏珊娜对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主妇非常享受和苏珊娜的交谈，她们喜欢问她一些美国家庭的细节。主妇们非常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国际化的社会即将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为这个更国际化的时代做好准备。

因此，她们明确想要了解美国女性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提问总是一个接一个。她们会考虑这些给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适用于日本的相应情境。

最后她们会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对这些深谋远虑的日本中产阶级女性，苏珊娜完全不觉得她们是受压抑的，并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和女人起居时间不同步的情况远甚于美国、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的社会中，这些中产阶级女性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组成要素。

某种意义上而言，父亲更像一个只会在晚上和周末出现的远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体是母亲和孩子。

 （完）

以上选摘自傅高义作品《日本还是第一吗》，限于篇幅，略有删减

傅高义作品《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