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伦理探讨：新冠疫情下，有限的呼吸机给谁不给谁？

如果一家医院的呼吸机数量告急，医生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要治疗哪些患者？这是一个生物医学伦理学问题，但或许也是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可能会出现的现实难题。

当地时间3月24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副教授Lee Daugherty Biddison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探讨医生分配稀缺物资的道德准则。

Daugherty Biddison认为，面对上述问题时，应考虑挽救最多生命和寿命，并考虑患者个体已经经历了多少生命阶段及其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她强调，患者的年龄仅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在无法根据生存可能性或生存率进行区分时，才会发挥作用。

假使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不幸发生，Daugherty Biddison建议设立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的单独分诊小组，与一线医生分开。

以下内容翻译自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主持人Ari Shapiro：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中，口罩和手套供不应求。医院的病床和呼吸机也将很快进入短缺清单。这将迫使医生对做出艰难的选择：哪些病人能够得到救护，哪些不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Lee Daugherty Biddison正是制定这些计划的人之一。

请问Biddison医生，如果像呼吸机这样生命攸关的设备短缺，你的医生将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要治疗哪些患者？

Daugherty Biddison：首先，我想说的是没有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我认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的团队真正关注的是三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挽救最多的生命。那么，如何将最有可能幸存的人按优先次序排序呢？第二件要考虑的事情是挽救最多的生命年，并考虑患者在疫情结束或出院后的寿命。第三个因素可能是类似公平局的方法，考虑生命周期、患者个体已经经历了多少生命阶段及其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Ari Shapiro：如果我的解释正确的话，你是说年轻人和健康人会比老年人和疾病患者得到更多的治疗。对吗？

Daugherty Biddison：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做的是在这场灾难中，让尽可能多的人活着。我认为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年龄仅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在我们无法根据生存可能性或生存率进行区分时，它才会发挥作用。在一大群人中，决定谁优先。

Ari Shapiro：你谈到要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这是否意味着医护人员会得到优先照顾，希望他们一旦治愈就可以挽救更多生命？

Daugherty Biddison：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种伦理方法有时被称为工具价值。这种方法在疫苗等稀缺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被用来分配资源，例如让某人保持健康，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提供资源或技能来留住更多的人——照顾更多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的挑战之一是，人们担心病情严重到需要呼吸机的人不太可能会康复得足够好，从而用他们的技能应对当前的疫情。

Ari Shapiro：我明白。我还想问，十年前海地发生地震时物资非常有限，你也在场。你当时是否必须就治疗谁、不治疗谁做出决定？这是否为你今天在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提供帮助？

Daugherty Biddison：是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次地震之后的短期时间里，我是海地应对团队的一部分，当时的局势很可怕。我要说的是，情况非常棘手，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以确保避免做出这些决定。

Ari Shapiro：当然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些决定。但如果像许多人所预测的那样，医生面临呼吸机或床位短缺的问题，是否需要医生去面对这些病人，然后说：对不起，但我们帮不了你？

Daugherty Biddison：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的团队给出的建议是，要有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的单独分诊小组，他们了解原理和方法，但与日复一日进行或提供护理的一线医生分开。这个想法的原因是，让同一个人同时做这两件事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道德困扰，对病床前的护理人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Ari Shapiro：医学界对于如何做出这些决定是否有普遍的共识？

Daugherty Biddison：我会说“是”和“不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但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努力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卫生系统内、地区卫生系统内和州之间达成共识，以便采用一致的方法。

Ari Shapiro：非常感谢Lee Daugherty Biddison教授，感谢你的时间和你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