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炳哲商榷：儒家文化真的从新冠中拯救了东亚吗？

近日，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德国《世界报》发表了《我们不会向病毒屈服的理由》一文（中译文参见《韩炳哲：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指出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对此次新冠的疫情处理比欧洲好，主要得益于东亚“儒家思想”的“服从”传统，“数字监控”系统的发达以及口罩的及时使用，而后两者也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本文作者张生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文化的作用，特撰文与韩炳哲商榷。张生认为，此次疫情中中国及东亚的“服从”并非“儒家服从”，而是与欧洲一样的“现代性服从”。“数字监控”在亚洲疫情防控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应过分强调和推崇电子监控系统的单向性控制或者政府权力的手电筒般的单向“照射”作用。而东亚人和欧洲人对于口罩的不同态度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影响。

随着新冠的世界化，各国的思想家们也像模特儿走秀一样轮番登场。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意大利的阿甘本，美国的朱迪思·巴特勒，法国的巴迪欧等都悉数登台亮相，把新冠作为检验自己思想的试金石。而我觉得在他们所激发出的思想的“火花”中，最有意思的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这一老一少了。齐泽克在左派红色的“死亡驱力”的驱动下激动的难以入眠，甚至梦想到武汉来进行新冠的沉浸式体验，以满足他对大他者的“意淫”，边摸着他的大鼻子边享受那种既恐惧又快乐的“入爽”（Jouissance）；而83岁高龄的巴迪欧在自己的文章中则援引《传道书》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一语，试图对新冠“一锤定音”。尽管黑格尔说过，同样一句话年轻人说来和老年人说来给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可巴老的这句“真话”还是让人觉得有点过于超然世外了。

而德国的思想界却一直没有更多的声音，终于，近年走红的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近日也对新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3月23日，他在德国《世界报》（Die Welt）上发表《我们不能给病毒找到理由》（Wir dürfen die Vernunft nicht dem Virus überlassen），此文新鲜出炉后很快就被译成了英文，26日“澎湃新闻”也以《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为题翻译发表。

综观韩炳哲此文，他的主要观点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对此次新冠的疫情处理比欧洲好，不管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中国的香港及台湾地区疫情都不严重，中国大陆也成功控制了疫情，但是与之相对，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却疫情扩散严重。他认为东亚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东亚“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的“服从”（ obedient and submissive）传统，“数字监控”（digital surveillance）系统的发达，当然还有口罩的及时使用，而后两者也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因为韩炳哲本身具有亚洲及欧洲的双重的文化身份，对韩国及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了解，使得他的观点对双方来说都很具有“在地性”，因此也更能引起国人及东亚国家的人们的共鸣。但是，他从儒家文化的“服从”与“集体主义”等方面切入抗疫中的国民的行为方式等问题，虽然颇具“新冠感”，让人觉得颇为新奇，但是却让人难以信服。难道除了口罩之外，真的是“儒家服从”和代表大数据的“摄像头”从新冠中拯救了中国及东亚吗？

一、“韦伯命题”的幽灵：“儒家服从”还是“现代性服从”？

韩炳哲谈到儒家文化中的“服从”对中国及东亚包括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遏制住新冠的快速蔓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判断却失之简单，同时也让人想起了之前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幽魂。而这和韩炳哲在德国受到的教育有关，因为他从文化及宗教切入对亚洲和欧洲进行比较的方法正是让人耳熟能详的“德国套路”，也即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开创的从宗教研究资本主义的“套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等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更多的与新教有关，而东亚的儒教则会阻挡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韦伯命题”。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东亚四小龙的兴起以及随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韦伯命题”受到了质疑，有学者便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予以反驳，认为儒家的讲究对权威的服从，对家庭的重视，克勤克俭等，和新教一样促进了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化的发展。而这次韩炳哲以儒家文化解释东亚对新冠的成功遏制，似有再次质疑“韦伯命题”之意。

但儒家的服从与此次在新冠抗疫中所表现的服从却并不具有同构性，儒家的服从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服从，有一种人身的隶属关系，但是现代性的服从强调的是对社会制度和法令的服从。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可以把儒家的服从看成是对“小她”（autre）即母亲的服从，而现代性的服从则是对“大他”（Autre）即父亲的服从，前者的服从是家庭式服从，无法切断和母亲的血缘及依附关系，服从的是人，后者则为社会性服从，服从的是父亲所代表的语言及法律等。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人在学校等“意识形态机器”里所学会的并不是某种技能，而是对各种社会规范的“服从”。此外，福柯也认为现代的“主体”就是通过“服从”建构而成，而“主体”与“服从”也是同一个词“sujet”，成为现代主体也就是成为“听话”的人，而两者实质上就是一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东亚此次抗疫中所表现的“服从”态度，可能更加接近现实，也更加接近事实。

因为像日，韩，新加坡等国早已经“脱亚入欧”或者“脱儒融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训练”与“教化”之下，其国民实际上早已经成为“现代”人，而有文章分析日本人之所以有如此低的传染率，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习于保持较远的“社会距离”，而这也是一种现代的疏离感的表现。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已经基本踏入了现代社会，国民的现代性的“训练”与“教化”也大体完成，形成了现代性的主体，这或许才是此次抗疫中的服从得以平稳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中国及东亚的“服从”并非“儒家服从”，而是与欧洲一样的“现代性服从”。

二、“摄像头”的迷思：“数字监控”与大数据技术是万能的吗？

韩炳哲谈到东亚国家成功控制了疫情扩散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等都运用了大规模的数字监控和大数据技术来侦测病毒的传播，可以及时对可能的传染进行预警。亚洲的疫情控制实践证明，这种数字监控是成功的。而韩炳哲同样将此归因于文化的影响，即这些亚洲国家的这种对于以用于监控的“摄像头”（surveillance cameras）为显性特征的“数字监控”的热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亚洲流行儒家的“集体主义”，所以人们并不在意自己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或“数字隐私”受到侵犯，这恰与“个人主义”的欧洲因尊重个人隐私导致的“数字监控”和大数据技术的“落后”有紧密关系。

应该说，韩炳哲对“数字监控”在亚洲疫情中起到的作用的重视有其合理性，如对感染病例的定位，数据的统计，以及各种“健康码”的运用，对出入疫区的人的有效识别等，确实都有助于控制疫情的传播。但是，韩过于强调和推崇电子监控系统的单向性控制或者政府权力的手电筒般的单向“照射”作用，却同样失之偏颇。因为各种数据的统计和数字监控技术的“照射”与“扫描”，并不能使得人们无条件的遵守所有的律令，武汉宣布封城后有不少人离开就是一例。因为人无论如何“服从”，都不可能去除其“能动性”，所以，不能过分夸大数码监控和“摄像头”的扫描作用。中国的抗疫的成功，除了有现代性的主体的“服从”之外，还需要有“主体”的发挥“能动性”，予以主动的行动才可以成为现实。比如在武汉疫情高发时期，有快递小哥自发组织汽车交通网络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就是个中典型。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很早就发布了所谓的“封城”以及“禁足令”，以及大量的人力“下沉”以帮助维护人们的隔离秩序，这些都不是仅仅靠数码监控技术就可以完成的。

三、“口罩”与“面具”的悖论：集体主义的匿名状态还是个人主义的个性张扬？

韩炳哲对东亚人与欧洲人对于佩戴口罩的不同态度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他认为对口罩的使用也各自与东亚的集体主义和欧洲的个人主义有关。他指出德国人基本不戴口罩，喜欢“露脸”，而他们的这个习惯是与个人主义相关联的，而与之相对的就是喜欢戴口罩的亚洲人，韩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而这也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重视个人主义所致，因此并不需要通过“露脸”来展示自己的“个性”，相反，他们还试图逃避自己的“个性”，以符合或者将自己淹没在集体主义的匿名状态中。

但韩炳哲的这个观点却存在着悖论。以中国为例，口罩除医务用途外，最初其实主要是北方人为了御寒而佩戴。近年来中国很多人开始戴口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雾霾高发，不少人为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开始戴口罩；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因为不少演艺界人士喜欢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以故意引人注目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凸显自己的“个性”。再加上口罩有美颜作用，所以年轻人纷纷进行效仿，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口罩。此外，随着医疗美容行业的迅速扩张，口罩似乎又有了新的用途。因此，很难说中国人或者东亚人戴口罩是出于集体主义的匿名需求。而与此同时，欧美始终将口罩的功能定位在医护人员及病人使用的医疗用品，戴口罩也更容易让人认为与疾病有关，所以产生了与中国及东亚地区的观念差异。这很难说是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文语境下，“口罩”这个词只是指遮蔽口鼻的东西，但口罩的英文“mask”，法语的“masque”，德语的“Masken”等，都还有着“面具”的意思，因而戴“口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带上“面具”，让人产生伪装感和示人以假面之感，也让人觉得不礼貌。这也许是欧美人不戴口罩的更为合理的解释。韩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观点有点勉强，所以他接着又说疫情扩散后，欧洲人之所以不戴口罩是因为口罩的生产因为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他们买不到口罩才不得不“露脸”。

在我看来，韩炳哲把亚洲和欧洲的疫情传播的速度及烈度不同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儒家文化的服从传统和以及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的遍布的摄像头以及口罩的作用，这显然过分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因此结论有点过于简单。因为，不能看到现阶段欧美等国因为缺乏对新冠的“感同身受”和预案所导致的慌乱就仓促论证文化的优劣，因为最初中国同样也措手不及，正是因为同处于东亚文化圈，人员及信息交往密切，东亚国家对其认识远较欧美国家深切，才使得中国的牺牲在这一地区具有了警示意义。

（感谢我的好友陆兴华教授替我解决文中的部分外文的翻译问题）

2020年3月25日于五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