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是一生中最好的礼物 | “移民”展故事集

2020年春节，中国人渡过了最漫长最揪心的一个“长假”。那些封城之际，正好行走在路上的人们，也体会了一把“回乡难”。12月28日开幕的“移民——刘博智华人流散文化影像展”在疫情影响下，展厅暂停开放，让小编用几则用一辈子守一次回乡机会的古巴老侨们的故事，继续讲述早期华人移民的故事吧。

像吴帝胄一样的古巴华裔老人们，因为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所在社会的贫困，甚至异常复杂的出国程序，回乡几乎是不可能的幻想。这个春节，我们似乎都体会了“吴帝胄们”的心情：当回乡不只是一个假期、一张机票就能解决的事情时，守望积聚了最深的情感。

“我81岁了，第一次来中国，见到亲人，见到我的姑姑，还有爷爷的相片，感觉像做梦一样……都81岁了，第一次看到属于中国人的房子，就像我小时候想象的一样。”

——2014年4月，古巴混血华裔吴帝胄第一次回到父亲吴国祥的故乡广东新会的时候如是说。

▌记忆中的唐人街 VS 想象中的中国故乡

摄影师刘博智数次到古巴拜访吴帝胄，他是个艺术家，画作富有想象力和童趣；也有当年作为民兵队长的英雄历史，算得上革命家；他还和人一起撰写了《华人在古巴》一书，可谓历史学家。然而晚年只能在哈瓦那郊区的小破屋里度过，经常为风雨吹破的屋顶烦恼。

让刘博智惊奇的是，即便在外人无法想象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乡热爱和向往，完全是纯粹精神层面的旁逸斜出，有着动人神性力量。如果要追根溯源，是上一辈平凡又固执地持续影响。

吴帝胄手绘的哈瓦那唐人街，他在这里长大，街上商铺布局、各种节日庆典场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吴帝胄的父亲吴国祥189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年轻时跟随乡里叔伯到古巴哈瓦那，出洋谋生，取了古巴名字Guillermo Eng，为了养活古巴的家和故乡的家，一生中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经营过百货铺，水果摊，雪糕店，鱼档，餐馆，菜园，贷款，赌档……后又娶了西班牙裔太太Elvira Herrera，生了几个混血孩子。后来，除了吴帝胄，西班牙太太和其他小孩因疾病离世。

吴帝胄在海边小港口埠Remedios出生，自小在中国文化中长大，那里有观音庙，街上经常有跟关公相关的各种庆祝活动，吃的是牛肉粥、炸油条、咸肉粽，五岁前他只会跟着父亲讲新会话。父亲一遍一遍用新会话告诉他故乡的古井是什么样的，祠堂是什么样的，民楼是什么样的，民楼有这个、有那个，还有家里的小楼，楼下有两棵龙眼树……父亲心中一直有家乡，所以不愿入古巴籍，为了回家保留着中国身份。1973年，爸爸穷到只剩下一只表，带着几瓶酒，自己一人回了乡，最终在中国过世。吴帝胄一直想象着那个并没有亲眼见过的故乡，并且感情至深。父亲跟他描述过的，他也经常给其他华人讲起，栩栩如生，他们都以为他回过中国。

吴帝胄生活在哈瓦那郊区，屋顶总是被风雨破坏。

▌一个摄影师续写的个人历史

在拍摄吴帝胄和其他老一辈古巴华裔的过程中，刘博智越走越深，华人移民群体在古巴跌宕起伏的历史和悲惨现状足以创作一部摄影史上的史诗，十年里他六次往返，拍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拿着相机去记录。记录和收集我们认为的特殊群体的苦难，然后带回展厅供人消费，对于他来说这也意味着非常实打实的行动，很多历史已经无力改变，但面对两代人的还乡心愿，他尽力做了一些比拍照更艰苦的事。至少有几个老人的个人生命历史，因为他的介入，在最后添加了多彩的几笔。

吴帝胄在刘博智家的天台，用康乃馨祭祀去世的太太，告诉她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土地。

吴帝胄在新会老家的祖屋，吴帝胄祖屋，屋里挂的照片是他的父亲吴国祥。

2014年4月，刘博智根据吴帝胄家老照片上地址线索，九曲十八弯摸到广东新会文楼，找到他在家乡和在广州的亲戚，加上美国胡琪瑜教授和香港雷竞璇教授资助，吴帝胄终于第一次踏入家乡土地，带着他过世不久的太太Belkis和女儿丽蝉的合照。在广州，吴帝胄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小姑吴锦英，比他小二十多岁，血缘亲情让他们立刻就亲近起来，81岁的他在小姑面前仿佛又变成了小孩，见到墙上的中文字，就问他姑姑怎么读。晚上在海珠桥夜游，随意的和路上的人聊天合影，桥边有街头艺人在卖唱，唱的是国语歌，吴帝胄听不懂，但是却听得入了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的那些事，祖屋里的两棵龙眼树，竟然能亲眼所见，再不是全凭幻想。一走到祖屋附近，有人认出了他来，“系老吴个仔，似佢老哇！”(是老吴的儿子，看着就像”)。

吴帝胄与新会和广州的亲人团聚，血脉相连让第一次见面的他们非常亲近。

给祖先上香、点烛、敬酒，吴帝胄都做得有板有眼恭恭敬敬。电视台来采访，说起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们对新会古井老家的向往。父亲当年在古巴唐人街忙忙碌碌，这些向往只能融入对孩子的教养里，孩子81岁了，终于有机会替他把这份感情说给故乡听。

▌回乡是黄美玉最好的生日礼物

另一个在晚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故乡的华裔混血老人是吉奥尼亚·黄美玉，幼时她曾与中国人方标的养女何秋兰一起学粤剧，两个女孩经常哈瓦那唐人街上的国光剧团练习到晚上11点，然后去热闹非凡的华人店铺吃夜宵，各种鸡粥、白切鸡、豉油鸡、黄油鸡饭……这些食物让她们印象深刻。19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她们成为一代粤剧花旦，跟着粤剧团在古巴各大城市巡演，是华人圈的大明星。上大学后离开唐人街，一生坎坷，老了年后要帮女儿养活三个孩子，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去到龙冈公所领免费午饭，也是经常为破烂的屋顶发愁，但提起少女时代在唐人街吃过的田鸡，80多岁了她还记忆犹新。

2009年，何秋兰家中一角厕所外面，左边是走向睡房的不稳当的木梯，地面的台上中下是她第一任丈夫先夫方震钜遗像，上边是父母牌位神位。1950年后，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关于粤剧的爱好和对故乡的思念，都是生活中奢侈的事。

2010年3月，何秋兰在跟刘博智提起她想去那个叫“开平石塘里”小村落，替自己的养父拜祖先，这种情怀让人感动无言，他随即开始了一生中最艰巨的工作，历时十四个月。何秋兰得知刘博智愿意帮忙回乡，立即打电话通知黄美玉，她高兴得高声叫出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而且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何秋兰养父方标的国籍证明，一心想回故乡的人，不愿加入古巴国籍，这个愿望深深地影响着何秋兰。

何秋兰回到方标的祖屋

刘博智先是剪辑2009年7月拍的黄美玉与何秋兰唱粤剧的视频，加上中英文字幕，来回反复听两位80多岁的古巴花旦唱卖花女、王宝钏、平贵别窑……烂熟到脑子里，在后来的十年里任何时都能浮现出这些唱词和旋律，最后他把视频取名叫《古巴唐人（CubanChinese）》，放在Youtube和Vimeo上，获得十几万点击，很多观众留言希望能帮助她们寻根寻骨。

2011年，黄美玉首次拜访开平赤坎黄烈堡永兴里，与远亲们合影。

2011年4月，刘博智到古巴开始为黄美玉与何秋兰办理回中国的签证、在法国转机签证、银行保险、护照、古巴移民局签批，其间种种挫折，花了很多钱把机票延迟两次。

最终，黄美玉和何秋兰得偿所愿，回到从未回过的中国故乡。黄美玉首次来到开平赤坎黄烈堡永兴里，80多年里她一直与这里失去联系，但血缘未断，刘博智从旧信封上找到地址，一路摸索，终于能带她回来。这份礼物来得突然，几十年未通过信，加上语言不通，一个混血肤色的国外远亲突然被乡亲们包围，一时竟反应不过来。

何秋兰在开平石塘里的方家祖坟前唱起她跟养父方标学习的第一首粤剧小曲。

何秋兰在广东开平方氏灯塔前的祖坟前替自己的养父拜祭了祖先，完成认祖归宗的心愿，献唱了小时候就学到的粤剧小曲，见者无不感动。同时，这对古巴花旦还分别在2011、2014、2019年三次回国演出，实现了再次登上舞台的梦想。也去到大学校园跟学生们见面，收到很多礼物，她们和祖辈华人的故事，一度变成网红帖子被转发，得以被更多人看见。黄美玉一再表示“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刘博智的推动下，何秋兰和黄美玉分别在2011、2014、2019年三次回国演出。

回国时，在香港机场，有朋友送了她几箱子衣服，她冒汗把行李箱装不下的穿在身上也要全部带回古巴，任何来自家乡的礼物她都不愿放弃，想着在贫困的古巴，总是会有用到的一天，就像她一直努力生活，没料到最后竟然是通过在中国故乡的演出筹到钱，够她把家里的烂屋顶修好。

▌纪实摄影的带动力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杨小彦教授曾将刘博智的摄影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纪实摄影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性这个层面，纪实摄影这一场视觉的文化运动在价值上超过中国的当代艺术，他专门做了一个比较，一个是油画家张晓刚惊恐的眼睛，一个是著名的油画家艾轩画的西藏女孩充满伤感的眼睛，一个是解海龙拍的希望工程里面那个大眼睛。这三个眼睛三个有着不同的作用，张眼传达惊恐，艾眼传达伤感，这是要花钱的艺术，花几百上千万把油画挂在家里，我们从中消费伤感、消费惊恐。只有解海龙的大眼睛掀起了一场希望工程的运动。为什么？这就是摄影的力量，他的社会行动和影响力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006年连州摄影节期间，刘博智在一个讲座上展示了一些照片，记录的是连州山区一个村庄里的一户人家，儿子智力有问题，女儿营养不良非常瘦弱矮小，母亲是半瘫的……最终这个小讲座变成了一个现场捐献动员，大家看了照片不断地被故事感动，不仅是情感上，而且是行动上，从主持人到观众，包括他的粤语翻译杨小彦，都拿出了钱参与到这个自发的公益中。一年后，杨小彦再次听刘博智讲这个连州贫困家庭的故事，他告诉大家这个钱如何到达这个村子，如何交给这家人，最后用于做了哪些建设，都有照片为证。后来刘博士去古巴，出钱出力帮助吴帝胄、何秋兰来香港、来广州，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来讲，行动逻辑早已确定下来。

我们不能将刘博智的摄影简单地归结于纪实摄影，他拿着相机去探寻和记录问题，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故事讲出来有带动力，往往是他自己先被带动，很朴实和直接地去行动。这种出于本能的了解和关心，是一种核心力量，一方面成就了他关于族群“志”的创作，另一方面也关照到了一个一个的个人；一方面一大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带入公众视野，另一方面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因此回一次他儿时就很向往的故乡，能在自己的祖坟前唱一曲慰藉先辈，也能有机会在自己从未见面的亲人面前像孩子一样好奇和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