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意大利做错了什么

贝加莫教皇若望23世医院墙壁上的壁画。

黄天骄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一个月里，在相隔万里的两地，先后见证了同一场疫情。

1月29日凌晨一点，在意大利家中熟睡的黄天骄被一岁半的儿子吵醒。她睁开眼，摸了摸儿子的脑袋，滚烫滚烫。一下被惊醒的她赶紧打电话给医院。医院建议，立刻送医。

那一晚的经历犹如一部好莱坞大片。全副武装的救护人员将母子抬上救护车。儿子睁大了眼睛，吓得哭天喊地。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如临大敌，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母子二人被抬进感染科的监护室隔离。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进进出出，给他们量体温、抽血、化验喉咙鼻腔、拍CT。

“那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黄天骄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第二天，按照医生的药方喂药后，儿子的烧终于从39度逐渐退了下来。下午4点多，一名医生推开门走了进来，告诉黄天骄，“你们可以回家了，宝宝患的是普通流感。”

在这一场风波发生的三天之前，黄天骄和儿子刚从北京返回意大利。彼时，中国国内的疫情开始进入高峰期。武汉封城后两天，在北京和父母过完除夕的黄天骄就在意大利籍丈夫的催促下带着儿子匆匆返回欧洲。

然而，黄天骄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场疫情。一个多月后，意大利和欧洲成为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

1月31日，一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夫妇在罗马被确诊为意大利本土最早的两例新冠肺炎病例。但这两起输入性病例并未在意大利造成进一步传播。时隔二十天后的2月21日，意大利真正的“1号病人”确诊。此时，新冠病毒早已隐藏在流感的外衣下，借助着狂欢节、足球比赛和音乐会等大型活动作为催化剂，在人口密度极高以及高度老龄化的意大利北部社区中悄然扩散。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场“超级疫情风暴”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

从这一天起，短短半个月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从个位数飞升至五位数，迅速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再往后半个月至今，意大利的疫情仍一路走高，患者死亡率逼近10%。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新冠疫情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3月26日7时，意大利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386例，累计病亡7503人，是全球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意大利的疫情何以至此？不同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作为欧洲最早采取预防措施的国家之一，意大利被认为犯了最不应该犯的错误——轻敌。

在疫情出现暴发苗头时，意大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给出了不连续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未能有力地将警告传达给意大利民众。

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需要尽早隔离感染区域和限制人口流动后，意大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被认为模糊不清、漏洞百出的封锁措施，面对初期并不理解甚至不配合的民众，这些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严格地执行。

更糟糕的是，防疫战斗的第一线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手忙脚乱中仓促上阵应敌的医护人员极度缺乏防护资源，犹如两手空空的士兵在战场上面对着狰狞的敌人。疫情完全暴发后，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使得大量无症状和轻症病例未能及时检测、发现和隔离，还有大量未确诊的病人在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之前已经死在了家中。

短短一个月，拥有世界第一流医疗资源的意大利“惨烈地溃败”在新冠病毒面前。同样深受地中海文化影响，早期反应几乎如出一辙的西班牙和法国目前疫情同样严重。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新冠疫情没有在卫生基础更薄弱的国家集中暴发，而是在最发达的欧美国家集中暴发，这向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在和新冠病毒的抗疫战斗中，所有国家都亟须吸取意大利给世界的惨痛教训，避免悲剧在其他地方再次重演。

意大利医护人员在照料病人。

政府早期的疏忽

黄天骄出生在湖北武汉，4岁时随父母迁往北京。她的大部分仍然生活在湖北的亲戚在过去两个月中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新冠疫情的全过程。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回到万里之外的欧洲后，她会再一次经历凶猛的疫情。

从医院回家后第二天，在迪拜出差的丈夫连夜赶了回来。两天前的早上，意大利卫生部就给他打了越洋电话，详细询问了黄天骄在海外的所有行程，同时还给她的意大利婆婆打了电话，询问了她回到意大利后的活动范围。

“意大利是最先取消中意直飞航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欧盟国家。意大利政府真的很在乎这个新冠病毒，而且是付诸行动的在乎。”黄天骄说。

可能正是由于早期的快速反应，让意大利降低了警觉性。

“意大利人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错失了追踪那些从其他国家中转进入意大利的人群记录。”意大利前总理伦齐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大利看似严密的防疫网的漏洞。

2月21日，意大利“1号病人”，也是首例意大利公民的确诊，让黄天骄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这名病人在感染潜伏期内，社交活动极为活跃，由他引发的“超级感染事件”导致了意大利最早一波的社区疫情暴发。值得警醒的是，在他出现症状多次看病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中国旅行史和接触疫区归来人员的历史，始终未能引起医生的重视并给他做病毒检测。直到2月19日，症状已经加剧时，才终于确诊。

黄天骄居住的小镇位于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北部地区。镇上最早确诊的两位老人的感染途径是意大利老人普遍喜爱的社交活动——舞会。

地中海文化影响下的意大利人大多外向开朗，极爱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是造成意大利老人高感染率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作为高危人群的老人一旦大量感染，也就为之后的高死亡率埋下了伏笔。

“意大利的小城之间距离很近，开个车20分钟就到了。每天各地都有各种舞会，每场舞会都有百多人参加，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的舞会多是室内的，不仅跳舞、大家还一起吃披萨、喝酒、看球赛，这是他们的重要社交场合。”黄天骄说，“这两个老人被发现感染之后，政府直接要求两星期之内所有去过舞会会场的老人都必须隔离。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这个病毒有潜伏期，他们已经接触了太多人，那些人又造成了二次传播。”

黄天骄认为，意大利在应对此次疫情上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在疫情暴发初期，大量民众选择带着家人去山里或者南部度假，以为躲几天就没事了，结果却导致疫情接力转移，在北部乃至全国大范围暴发。

“我婆婆最好的朋友一家人就是在疫情暴发后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结果全家人感染病毒，老人现在已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她叹道。

2月23日，意大利疫情开始出现升级的苗头，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30人。意大利中央政府随即宣布对北部的11个城镇采取隔离措施。现在回过头来看，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相反，北部的地方政府还给出了令人困惑的信号。

2月27日，社交媒体上传出意大利民主党领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北部主要城市米兰与一群学生“举着开胃酒碰杯”的照片和视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惯。” “我们的经济比恐惧更强大：让我们出去品尝开胃酒、咖啡、吃披萨吧。”

津加雷蒂在酒吧和学生举杯共饮。

当天，米兰市长贝佩·萨拉发起了“米兰不停步”的活动。在一段政府宣传视频中：人们互相拥抱、在餐厅吃饭、在公园散步、在火车站等车。市政府称，要吸引更多游客来米兰旅游。

这种地方和中央“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一直延续到3月8日。在此期间，北部地区各地的嘉年华、狂欢节、音乐节、足球比赛等大型活动大多照开不误。新冠病毒得以随着高度流动的人群肆意传播。

3月7日，津加雷蒂又发布了一个视频，证实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次日，意大利国内新冠肺炎病亡人数猛增50%。中央政府再宣布对北部的14个省进行封城隔离措施。然而隔离的消息在宣布前几个小时就泄露给了当地媒体。当晚封城前夕，成千上万人在米兰火车站上演了一场“大逃离”。病毒随着人流，播撒向南方。

3月1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要求全国各地的酒吧、饭店、学校和其他非必要商店都必须关门。在这次讲话中，孔特的语气终于变得清晰和直接。他感谢意大利人为共同利益所做的“伟大牺牲”，同时再次呼吁人们留在家里不要外出。“这是我们的至暗时刻。”孔特在采访中提及了丘吉尔二战时的名言。

“在意大利，政府的威信不是一天能建立起来的。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封城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黄天骄说。

在封城令颁布早期，意大利各地的市长们可能是最辛苦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或苦口婆心，或疾言厉色，有的甚至是气急败坏地反复呼吁民众们不要外出，待在家中。

3月21日晚，在迎来疫情发生以来最高的日新增病例和病亡人数增幅之后，面容沉重的孔特总理再一次在深夜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这一次，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他警告6000万国民，意大利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并宣布即日起所有非必需的生产活动都将关闭至4月3日。

只是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疫情已不可能在4月3日之前结束。

医院准备不足

在意大利中北部重镇博洛尼亚经营着一家药房的宫晓晖，比大多数当地人更早意识到疫情暴发的迹象。

“过去几周一直很难搞到医护用品。基本是没有的，即便有也是高价。光口罩价格已经翻了10倍。我店里原来卖的那种三层的医用口罩一盒只卖4.5欧元。现在涨到了45欧元（约合345元人民币）。”她向澎湃新闻说。

宫晓晖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几乎没有人戴口罩。随着确诊病例不断攀升，政府不断下达各种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人们才开始纷纷戴起口罩。而那些没有戴的，多半是因为买不到。

“现在意大利人每天都在找口罩。我每天下楼的时候，店门口都有人在排队买口罩。我每天要接很多电话，都是意大利人询问口罩什么时候有货。”她说。

这种对疫情突然暴发毫无准备的情况，在意大利的抗疫战斗第一线——医院中显现得最为明显。

目前，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的80％都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的三个大区。而位于伦巴第大区的贝加莫，则是整个意大利疫情中心的中心。

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贝加莫原本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在短短一个月里，它成为了抗疫战斗中最为惨烈的主战场。目前，这个仅有12万人口的小镇确诊病例已高达6728例，约占全国确诊病例的11%，病亡人数更是超过千人。

贝加莫最大的公立医院教皇若望23世医院（Papa Giovanni XXIII）医学部副主任斯特凡诺·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19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一切都从2月21日意大利“1号病人”确诊那晚开始。当晚，他们的医院就开始收到送来的病人，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噩梦的开启——越来越多的患者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至今仍没有停息。

尽管人人都知道新冠肺炎病人可能出现，然而直到疫情真正暴发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真地相信他们真的会来。

仅仅几天后，这家有着1000张床位和近80张ICU病床的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就开始招架不住新冠病毒的攻势。

法焦利介绍，目前该医院收治了大约450名新冠肺炎病人，医院一半的病床都已用来治疗他们。每天都有80到90个新病人被送到急诊室，一半的病人因为资源有限或是症状较轻而被送回家中隔离。在急诊室里，任何时候都有50到60个病人在救治。每24小时他们就要新建一个48张病床的新单元病区。过去10天里，仅在他们医院就有140多人病亡。

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北部许多地区同时发生着，随着大量确诊患者的到来，伦巴第大区的贝加莫、洛迪、克雷莫纳、克雷马、圣多纳托、布雷西亚等地的医院很快走向崩溃的边缘。在这些医院里，除了病人，几乎什么都缺。

法焦利说，为了收治如此大量的新冠肺炎病人，医院不得不对大量病房进行改造，将所有其他的手术最大幅度减少。因为人手短缺，不得不对不同科室的同事进行临时培训，包括心脏病专家、皮肤科医生、内科专家。“我们不得不将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抢救（新冠）病人中。”他说。

“所谓‘重症监护病房’不再存在（各类病房里都有重症病人）。”“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将丧生。”贝加莫市市长乔治·戈里 （Giorgio Gori）两周以来在媒体面前不断透露出令人沮丧的消息。

3月22日，他更是披露，该市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大约有四分之三生前尚未确诊，就已经死在了家中。这些死在家中的患者，至今尚未纳入确诊或死亡病例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非常想把所有的感染者送入医院，但目前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他说。

戈里市长表示，在贝加莫将近7000例的确诊病例中，只有重症患者才有机会进行病毒检测，而有症状但是呼吸正常的患者，医生会让他们在家中隔离，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进行病毒测试。

更糟糕的是，在第一线与病魔搏斗的战士——医护人员因为缺乏足够的防护装备也正不断遭到病毒的侵蚀而倒下。连续在医院奋战14天后，法焦利自己也确诊感染，被迫离开战友们回家隔离。据意大利卫生部门的数据，目前在所有的确诊患者当中，医护人员的比例高达8.3%。这一数字在法焦利的医院接近10%。这对于医护人员的士气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贝加莫市当地一家在募集医疗物资的慈善组织CESVI的副总经理维尼奥拉（Vignola）告诉澎湃新闻，仅口罩一项，贝加莫当地的医院目前就有20万个的缺口亟待弥补。

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之下，意大利的医疗体系很快开始不堪重负。

博洛尼亚的中国留学生张涵在疫情开始后就一直关注意大利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它面对的挑战。她和身边的一群留学生们发起了一个名为“四十日谈”的公益项目，翻译整理意大利政府的各种政策文件和当地权威媒体的报道，帮助身边的华人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的抗疫政策。

从表面上看，意大利有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医疗水准与人均寿命预期等指标都名列国际前茅。然而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急速攀升的确诊人数、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仍然给意大利的医疗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张涵介绍，自2011年以来，意大利本就紧张的床位数与医护人员数量连年下滑。这与医疗拨款削减、医药专业教育投入不足、年轻医师大量外流、医护队伍年龄结构老龄化等原因息息相关。

根据意大利公共卫生系统2017年的报告，意大利共有床位169978张，平均每千人床位数仅为3.7张，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这一数字在韩国为12.27，接近意大利四倍，近邻德国也以千人8.3张的水平远超意大利。

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床位数约占意大利总数的18%，共29964张。全意重症监护病房共5090间，其中伦巴第大区占了859间，另有724张带呼吸器的病床。然而这些床位在每天不断增长的病患数字面前，已经达到饱和。

公立医院之外，私立医院也占据意大利医疗体系不小的比重。私立医疗为意大利医疗提供了26.5%的服务，共有病床39079张，占总数的22%，另有重症监护病床1300张。

意大利最大的私立医院集团圣多纳托医院集团的员工余宗晋向澎湃新闻透露，截至3月16日，该集团旗下的医院已经接收了1129名新冠感染者。其中107名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插管治疗。目前，集团旗下所有参与抗击疫情工作的医院内，四分之一的床位已经被用于治疗新冠感染者。由于医院内部使用空间已达到饱和，院方正在着手将附属大学的运动场改造成一个新的重症监护区，这项工程已于近日完成并投入使用。

陷于抗疫苦战已达一个多月的意大利，目前每日新增患者数量仍在不断上升。

3月22日，第二批中国援意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裘云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增病例的上升说明传染源可能还没有被发现和完全阻断，对于相关人员的检测力度还不够大，不够全面。这是当前意大利疫情防控面临的最大问题。

短期内大量高龄病人送往医院，直接推高了死亡率；医疗资源不足，导致医护人员大量感染；以及每天仍在快速增加的新病例，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成为了意大利医疗防线不能承受之重。

贝加莫当地报纸《L'Eco di Bergamo》近日连登了10页讣告，刊载了近百名病亡者的讣闻。18日，意大利军方出动军车将部分病亡者遗体从贝加莫转移到临近的城市进行处理，以缓解贝加莫殡仪馆的超负荷运转状况。

由于缺乏医疗物资以及害怕传染，这些新冠肺炎的病亡者至死也没有能够和家人再见上一面。

张涵和志愿者们整理的意大利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流程。

从恼火到团结的民众

英语中“隔离”一词（quarantine）源自意大利语。这一措施正是中世纪闹鼠疫的时候意大利的发明——将患者隔离40天。日光之下无新事，在过去40天里，意大利的所有民众都遭到了“隔离”。

据张涵的观察，从3月10日意大利封国封城法令生效开始，意大利的街头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有人头攒动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稀疏的人影和维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公众人物在社交媒体持续发声，呼吁人们留在家里，网友也自发发起了#我留在家里（#iorestoacasa）的网络话题记录自己的“封国”日常。从政府到民众所有人都在积极地努力抗疫。

与前线战场上和新冠病毒正面交战的医护人员相比，宅在家里的普通民众已属幸运，然而他们的生活也因着新冠病毒的到来而被彻底改变。

封城的第二天，黄天骄居住的小镇路上就已经几乎没了人影。大多数人都待在家里，如果因为特殊指定事项出门的话，人们都要携带一张填好的出行证明，在街上巡逻的警察随时会来检查。

“封城后，我老公都不刮胡子了。他说什么时候封城结束就什么时候刮。我觉得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孔特总理之前说的4月3日肯定会延长。”黄天骄说。

如今，已经没有意大利人再认为新冠肺炎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我老公最好的朋友在距离意大利不远的摩纳哥中招了，在家隔离。他在群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流感。我老公知道后特别伤心。”她说。

黄天骄老公现在每天的生活日程简单而规律。早上，他会穿过楼下的街道步行三分钟到对面母亲的房子里去工作，然后吃饭的时候回来。

“这次大部分的意大利人还是很团结一心的。以意大利人自由散漫的性格，能够做到听政府的话待在家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们已经尽力在适应了。我老公以前除了吃饭睡觉，陪宝宝玩，从来不在家里待着，总是喜欢出去参加各种运动，和各种各样的朋友一起玩。他们的文化就不是一个宅在家里的文化。”黄天骄说。

“这病毒最‘毒’的地方，是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威胁。”她总结道。

43岁的商人西蒙尼（ Simone）就属于这样一个正在努力适应中的意大利人。“我觉得自己就像笼子里的狮子。”他如此向澎湃新闻描述自己眼下的生活，“二月底我原本计划着去中国北京、上海和香港旅行。但由于疫情爆发，我不得不取消了。”

西蒙尼的妻子经营着一家旅行社。这可能是眼下意大利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因为一切都被封锁，大部分国家已经建议并停止国民去意大利旅行的计划。当地所有的商业活动也都暂停了。学校从2月24日起就都关闭了，目前的通知是说到5月3日才开学。

“我女儿每天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望我70多岁的父母或岳父母，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她我们暂时去不了，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们不受病毒的感染。”他说。

西蒙尼的一个年轻同事也在此次疫情中被感染，目前在家里隔离治疗。“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病毒不只是攻击老年人，年轻人也不能幸免。”他说。

对于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长时间待在家里不外出绝非易事。西蒙尼说道，“一开始，人们对待在家里感到恼火。现在，大家开始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也许我们（待在家中）真的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但在其他欧洲国家我还没看到这样的转变，就好像两三个星期前的意大利人，每个人都说新冠病毒只是一种更强的流感。现在，我们知道待在家里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生活工作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停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再开始。”

“我相信，这种情况将在未来几周或可能几个月内结束。意大利有句格言，相当于中国的一句老话‘福兮祸所依， 祸兮福所伏’。我们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西蒙尼补充道。

在西蒙尼居住的公寓楼，每晚6点，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阳台上。“如果你在这个是时候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所有的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都在播放同一首歌曲——意大利国歌。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而眼下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感受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

截至3月25日，在严酷疫情重压下一个多月的意大利终于连续三日录得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的记录，到近五日来的最低值；然而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仍居高不下。意大利的疫情是否已经度过了最高峰？是否在历经“至暗时刻”后迎来了光明？谁也不敢作出肯定的答复。

伦巴第大区卫生部门负责人朱利奥·加莱拉（Giulio Gallera）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今天也许是这么长时间艰难的日子里，第一个积极的时刻。我们已开始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但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个礼拜至关重要。自3月10日以来已满15天的全国封锁令是否能够遏制住疫情疯狂发展的势头，在这周结束的时候，人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黄天骄眼下最担心的，是即使意北部的情况能控制住，疫情是否会在卫生基础薄弱得多的南部再次暴发？同时，让她更加焦虑的是，周边国家“蒸蒸日上”的疫情大有赶超意大利的势头。如果欧洲其他国家失控，即使意大利的疫情稳定下来，输入病例也可能会卷土重来。

而张涵则更加看重“封城”和“封国”带来的巨大代价。

“不仅个人和国家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市民的心理影响更是无法估量，这一点经历过疫情的中国人应该对此感触更深。人们要对抗的危险不仅仅来自病毒，也来自日常生活被打乱所产生的生活压力等等。这场危机并不会随着病毒被消灭而结束，它是更长久的，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思考。”她说。

她进一步说，“我们要反省的是整个体系应当怎么优化？当下一次疫情再袭来的时候，我们能否更好地应对？我们的医疗系统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保障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可以有地方去进行治疗。”

对于西蒙尼来说，问题则更加简单。他说这次的疫情教会他的一个功课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在意如何和身边的人相处。因为我们往往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次的疫情让我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如果这个共同体处于危险的境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都处于危险之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