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好书｜《简·鲍恩：一生的凝视》：一位观察者的爱

周仰（摄影师、译者）推荐：

《简·鲍恩：一生的凝视》（Jane Bown: A Lifetime of Looking，原版于2015年在英国出版）回顾了英国摄影家简·鲍恩（1925-2014）一生的创作，这本书由她的好友卢克·多德（Luke Dodd）编辑，从她所有作品中精选了200余幅照片。在为英国老牌报纸《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担任摄影师的65年里，她直视过塞缪尔·贝克特的敌意，面对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强硬，也曾独自前往白金汉宫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80岁生日拍摄肖像。除了各色人物的肖像，她也为《观察家报》拍摄各种新闻照片。

带着一贯的谦逊，鲍恩自称为“卖照为生之人”，从罢工到考古挖掘，从示威到名人的婚礼，她对各种拍摄任务都不会拒绝。作为一位尽职的报纸摄影师，鲍恩在工作时常常优先考虑图片编辑的需要，报道罢工时，她总会拍到挥舞标语的人群，这些总是当时被挑选出来发表的照片，不过时隔半个世纪，当卢克·多德浏览鲍恩的一箱又一箱底片为她整理摄影画册、拍摄纪录片时，他发现鲍恩在报道任务中也会拍摄个人化视角的照片。这些作品常常是一小群人或一对情侣，比如1992年一张拍摄难民的照片，其中四个人挤在一起，背景的水面暗示他们在小船上，其中三位男性都目光低垂，而一位女性将视线投向照片之外。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一刻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喧嚣或纷乱无关，在镜头后面观察到这些场景的鲍恩，则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静默封存起来。

鲍恩的摄影生涯从1946年开始，当时她刚从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退役不久，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获得一笔助学金，于是她报名了吉尔福德艺术学院（Guildford School of Art）开办的全英国唯一全日制摄影课程。虽然“简·鲍恩”这个名字总是更多地与她后来标志性的黑白肖像联系在一起，她依然认为早期拍下的那些照片——吉普赛儿童、农场工人、路人——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提到，最让她快乐的是“走出去观看事物，现在也依然如此。这些照片才是真正的我。”

鲍恩曾经将自己描述为鹰，每时每刻，她的眼睛总是四下扫视，这种对于观察周遭的热情，与她供职超过半个世纪的报纸的名称十分一致：《观察家报》。毕业后不久她就从该报的老板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那儿得到了第一个拍摄任务，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拍摄肖像。她回忆这次拍摄时说它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但光线还不错。”

实际上，鲍恩的很多肖像作品都是在对拍摄对象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拍到的。她拍摄肖像不依赖前期的调研、出人意料的创意或者复杂的布景，而只需要极短的时间，足够让她看清楚一位拍摄对象，又不至于因为熟悉而丧失了初见时的直觉感受。速战速决是她的绝活，据说，她的最快纪录是30秒钟——1976年，她在伦敦一条幽暗的小巷中“抓”到了以害怕镜头出名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并快速拍下五张照片，其中一幅现在成了贝克特的标准像。

当然，只强调鲍恩拍摄之高效显然忽略了她肖像真正的特质，那便是传神，是平静中的一丝忧郁。1981年，作家贝丽尔·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坐在沙发上直视鲍恩的镜头；1992年，鲍恩在人来人往的后台拍下希妮德·奥康娜（Sinead O’Connor）低垂的双眼。这些照片让人从心底生出感伤之情，并不是因为拍摄对象在痛哭流涕，而是她们坦诚了自己的脆弱，这让她们显出动人心魄的美。

自1949年起一直到鲍恩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都保持着每周两天到《观察家报》报到的习惯，对她来说这算是“回家”。许多次她都将《观察家报》称为“家”，老板阿斯特也将她视为最爱，1954年，鲍恩与在时装零售行业当总经理的马丁·莫斯（Martin Moss）举行婚礼时，阿斯特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将鲍恩“交给”她的丈夫。结婚后鲍恩近乎过着“双重生活”，每周五天，她是“莫斯夫人”，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伦敦郊外，而周五和周六两天则来到伦敦舰队街的办公室，等待各种拍摄任务，这个时候，她则成为“简·鲍恩”。她拍摄的上千卷底片、印样和照片都集中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中，而在她自己家房间里看不到任何鲍恩的作品。她将家庭生活与工作严格区分，因为对她来说摄影是内心深处的密室，是家人都不能涉足的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鲍恩不会洋洋洒洒去论述自己的摄影方式，相比言语，她更爱沉默——她的信条从来都是：“摄影师既不应被看见，也不应被听见”。娇小的身材让鲍恩很容易融入背景，以便不受打扰地观察一切。她的羞涩和低调或许源自童年的创伤，鲍恩于1925年出生于英国的赫里福郡，在12岁那年，她发现自己是私生女，这一打击似乎破坏了她对于外部世界的信任，也预示了后来她那种警觉又隐蔽的工作方式。

活跃于大洋彼岸的同时代美国女摄影家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曾把照相机比喻为自己的“通行证”，让她得以进入一个与她的中产阶层出身相互排斥的边缘世界；而对于鲍恩来说，相机的作用却正好相反，它是她的盾，在相机的保护下，她重新能够小心翼翼地进入世界。因此，她最精彩的“自娱自乐”照片大多从背面拍摄他人，或者在人们专注于某事，并未意识到她存在的情况下拍下来。比如1954年在滨海绍森德拍到的一对情侣，男性只露出搭在躺椅背上的双手，而透过椅背缝隙可以看到，女性看着伴侣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热切的笑容；又比如1963年在伦敦一处公园拍下的照片，显然颇为富裕的一家人在长椅上小憩，其中的男士正认真地阅读，而衣着时髦、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嘴唇微微张开，仰头睡着了，他们的儿子也把头枕在母亲腿上，睡得正香。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都对外部世界完全不设防，他们对于世界的这种从容的信任，或许正吸引了总是保持警觉的鲍恩；而她将这样的场景拍下来，似乎是忍不住要给他们这样的状态加上一层保护膜，将之永久地留存在照片之中。

无疑，摄影这一媒介本身就带有伤感，因为它表面上凝固了时间，实际上却越发让人注意到时间之流逝。临近生命终点的鲍恩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素来认为摄影师不该被听见、被看见的她终于开始对编辑及好友卢克·多德述说过往生活和拍摄中的点滴。她将自己所有的底片、笔记、印样和照片捐给《观察家报》，以建立一份完整的档案，但与这些伴随她一生的伙伴分离的前景，以及她明白自己终将无法再拍照，这些都让她悲伤。多德写道，“她是为摄影而生的人”，或许更准确的理解是，她是通过摄影来爱世界的人，她也曾承认，当她透过镜头看着某人，在一个瞬间，她会感觉到对他们强烈的爱。一旦鲍恩意识到自己得到了理想的照片，她就立刻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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