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疾控援鄂工作团队：我们在武汉做“流调”

武汉近5日新增病例数：0。

上海疾控援鄂工作队的工作人员还不能休息。

与照顾新冠病人的医护人员不同，他们日常面对的是调查现场、访谈对象、各类数据库和纸质报告。

接下去一段时间，他们将作为师资力量参与“疾控大培训”，给当地疾控人员讲课，为当地基层队伍的能力提高再作贡献。

2月上旬，新增病例最多的时候，上海疾控工作队随同武汉市疾控、区疾控的同事做调查，通过电话联系病人和家属，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上海疾控工作队员任宏、朱奕奕、郭雁飞对澎湃新闻说，“有些病人家属情绪焦虑，会反过来问疾控很多问题。我们要在解答的同时，尽量安抚他们的情绪，尽量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

那段时间天气很冷，他们自己也开始咳嗽，但仍然尽力通过电话传递给病人和家属温暖，积极地投入调查工作。

上海疾控工作队员表示，他们所在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的联合专家组，由国家疾控、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专家组成，1月26日在武汉正式成立，开展专题调查和疫情分析工作。专家组通过专题分析报告的形式，从“需求”和“问题”导向，进行政策建议，协助当地工作。

有时候，看到报告中的建议出现在政策文件上。“我们开玩笑说，‘可能疾控食堂里有‘扫地僧’，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

上海疾控援鄂工作组分为三批六人驰援武汉工作，包括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分析和消毒。其中第一批于1月25日到达武汉。

3月17日，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的队员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他们在武汉的工作经历。

【对话】

澎湃新闻：最近你们的工作是怎样的？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我们的分析重点随着疫情防控的需要在不断变化中，比如：最近我们关注“四早”和复工复产的问题，给出政策建议。

数据分析的工作占用了我们超过60%的时间。一般就在武汉市疾控的三楼大会议室办公，现场可没有这个办公室这么整洁。武汉每天的疫情都会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上报，我们拿到数据之后，进行对照、分析、总结，提炼出有用的信息。

同刚到武汉的时候相比，我们的分析数据源逐渐丰富，包括疫情报告数据、检测及各类人群管理数据以及专题调查等，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加完善。

疫情防控初期，为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我们所在的工作组每天都要出专题分析报告，呈递给国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

澎湃新闻：武汉市范围内的疾控工作近期主要需要哪些数据分析方面的帮助？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举例来说，武汉市何时复工复产？只有疫情得到严格控制才可以分级分区开展。至于怎样才算是控制疫情，要参考哪些指征，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要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这件事我们也形成专题报告，希望能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

澎湃新闻：印象比较深刻的工作是？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2月5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特别为湖北省新增了“临床诊断病例”标准，明确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响学特征者可判定为“临床诊断病例”。标准的提出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结合“方舱”措施，使当时限于实验室检测能力尚未及时诊断的患者都能得到积极救治，降低了死亡风险，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我们所在的工作组之前提出过类似的意见。

那段时间天气很冷。看到标准修改、方舱医院的建设和四类人群的积极收治，我们在想，“最冷的冬天会过去的，以后的日子都是春暖花开”。

澎湃新闻：你们有哪些自己的兴趣点？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2月上旬，新闻媒体集中反映了新冠患者医疗救治中存在的问题，自此我们也特别关注新冠患者的“应检尽检和应收尽收”工作。

本次疫情应对，新闻媒体起到了“吹哨”和“纪实”的作用，记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一线，采访的内容也为我们的“舆情分析”提供了一手资料。

前期居家隔离的问题也讨论得很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部分轻症患者进行居家隔离，但是限于国内住房条件的限制，居家隔离其实没有办法完全隔绝呼吸道疾病的传播。为此，我们也认真请教上海疾控的前辈老师，了解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如何征用工矿企业和学校的大型宿舍当隔离点的细节。

随着方舱医院和定点救治工作的顺利运行，越来越多的患者得以治愈出院，也有部分患者永远留在了“这个冬天”。我们会根据“四类人员”管理的情况，测算床位的供需平衡。这项工作真像在做财务报告一样。但我们会做得比较慎重，因为数据背后是真实的病人和生命。

澎湃新闻：去医院做小型应急调查是怎样的？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比如说，疫情初期，为了解新冠病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比例，我们参与了湖北省疾控的新冠感染谱应急调查。我们选择了武汉市数家有代表性的医院开展快速应急调查和数据分析，在三天内完成了方案设计、实施、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的全过程，这次应急调查结果为当时的“疫情研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要获得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数据，或者住院病例的临床严重程度，来分析它里面轻型所占的比例、重型所占的比例，就一定要到现场去深入调查，同医院的同事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还有些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偏重传播来源的分析。这样的病人，我们要去病房里做调查。有些病人已经死亡了，我们就和他们的家属聊，掌握细节。

澎湃新闻：你们也帮助当地疾控做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2月上旬，我们到当地区疾控做过一段时间的流调。当时病人非常多，要求是每日工作清零，一个区疾控每天可能要打出四五百个电话。

我们参与了三天左右，角色主要是了解区疾控怎么工作的，向上反馈基层意见。疫情期间，流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及时发现每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供流调人员参考的问题清单，也就是流行病学调查表。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单子特别长，一个电话起码要30分钟。我们还发现，很多病人的家属当时特别焦虑，会问很多问题（传播焦虑情绪），工作人员都需要仔细解答，无形中增加调查时长。有些病人在家里情况已经很重了，我们及时记录反馈给社区和医疗救治组进行及时救治。

2月上旬，随着武汉市疫情报告数的不断上升，流调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也积极参与，协助当地疾控完成流调方案的优化和工作人员培训。

那段时间刚到武汉，天冷，而且口罩过敏，大家也在不断咳嗽，又拼命忍住的循环中。

澎湃新闻：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流行病学调查是？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电话打过去，是患者的儿子接听。他说患病的父母已经和他分开居住。父亲因为中风身体偏瘫。母亲是一位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的患者，平时两位老人相互搀扶尽力的生活，这次感染“新冠”，生活就更难了。

患者儿子说“你们不必打电话给他们，也不必上门去问情况了，我的父亲只会说方言，配合不好你们。我们家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电话，让我也想起自己的父母，心情突然沉重，需要去走廊冷静一下缓和情绪再进行下一次调查。但这次通话成为我之后工作的“执念”，关注老年人救治问题。记得2月5日，我在朋友圈许下两个心愿，其中一个就是“愿所有的老年患者都能得到积极救治”。

之前我们在上海也做过一些流调的工作，上海早期病人不多的时候，都是当面询问。流调这件事很考验沟通技巧，比如有病例之前去KTV唱歌，那我们还要问，是哪家KTV，一起唱歌的有哪些人？有的人不愿意告诉你，那只能和他聊天，聊到位了，病人才会说话。

我们还要问发病日期。有的病人会从很久以前开始回忆，早先他有点生病，吃了点药，以为好了；后面又生病了。要搞明白前后是什么情况，准确推测发病日期，很考验疾控人员的素质。

澎湃新闻：你们觉得，复工复产的重点和难点是？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复工复产后静态的人群会逐渐流动起来，如何及早地发现病例，就成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此外还要防输入性病例，出入境、医疗卫生和社区都要有积极应对，早期预警。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之前，你们经历过这样的工作强度吗？

上海疾控援鄂团队：我们在上海经历过甲型H1N1流感和H7N9禽流感疫情处置。2013年禽流感应急的时候我们也加班到半夜。不过，那时候在等待实验室出报告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短暂休息，但在武汉的驰援工作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讨论和撰写分析报告。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很多报告要看，需要你的精神时时刻刻都非常的集中。大家都戏称“脑力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有时候某个问题领导比较关注，第二天要开会讨论，那就半夜里突然接到任务，在宾馆里光着脚写几个小时的报告。

在我们看来，湖北省和武汉市疾控的工作很到位，工作人员很努力。早期的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和流调工作非常及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当地疾控已经在讨论是否要征用一些场所做隔离点，防控思路非常清晰。

联合专家组成立后，通过疫情分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研判疫情趋势和提出意见建议，为制定和调整防控策略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从1月25日出发算起，专家组已经在岗位上连续坚持了50余天。我们喜欢这份不计得失，服务于普通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