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高邮，寻找汪曾祺

翁欣

【编者按】：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师从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汪曾祺（1920.3.5——1997.5.16）

来高邮，只因汪曾祺

从扬州坐车去高邮，虽是临时起意，但想去高邮看看的念头由来已久。

高邮在多数人眼中，大概只是一个盛产咸鸭蛋的地方。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高邮出了一个汪曾祺，去高邮主要为了看看汪曾祺笔下的风土人情。

高邮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县级市，一个运河边上的小县城，西邻高邮湖，南接扬州。

高邮的名字很特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设置邮亭，得名高邮，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字命名的城市。

历史上的高邮从秦朝开始就设置传递邮驿的邮亭，图为高邮的盂城驿。

汪曾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十九岁离开高邮去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后来又定居北京，从此一别家乡就是四十余年，直到61岁才第一次回去。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超过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他回忆家乡的散文）。他也写过以昆明、北京、张家口为背景的小说，但他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关于高邮那些作品。

汪曾祺对故乡充满深情，他把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都化为了文字，晚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家乡的素材还没有写完。”

汪曾祺描写故乡高邮的小说集《菰蒲深处》，书名取自秦观诗句“菰蒲深处疑无地”。

文游台

到了高邮之后，第一站先去文游台。

文游台位于高邮城东北文游路上，这是一处筑在山坡上的高台建筑，属于古“高邮八景”里最有名的一景。

汪曾祺的家离文游台不远，文游台在过去的泰山庙后，小时候，汪曾祺经常到泰山庙看戏，在盍簪堂拓印两边墙上刻的《秦邮帖》，登上文游台看运河上的船帆缓缓移动。

文游台过去是文人雅集的地方，原属泰山庙，因宋代文豪苏轼路过高邮时，和高邮的乡贤秦观，孙觉、王巩在这里饮酒论诗，留下“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当时的广陵太守写了一块“文游”的匾额送来，这就有了文游台，此后这里渐渐成了历朝历代士子文人们登高临远的胜地。

文游台正门，牌匾上写着“淮堧名胜”。

文游台历经兴废，现存建筑为清代及后来重建。汪曾祺写过散文《文游台》，对文游台的修建和保护提过很多建议。

文游台不大，进门即见一尊秦观的立身塑像，手持书卷，眺望远方，似乎在酝酿着什么绝妙佳句。

如今提起高邮，文学青年们会想起汪曾祺，而古代的文人们到了高邮，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秦观秦少游。

秦观，字少游，北宋高邮人。官至太学博士，国史官编修。苏门四学士之一，他被尊称为婉约派一代词宗，著有《淮海词》。曾经写下过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谓家喻户晓。

汪曾祺在散文中写高邮人对秦少游的感情很深，他不但词写得好，为人正派，一生经历坎坷，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虽遭遇不幸仍保持旷达，“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

联想到汪曾祺1958年曾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的经历，这些对于秦观的描述，似乎也适用于他自己。

古文游台因苏轼、秦观、孙觉、王巩四贤聚会得名，为何只立秦观的塑像呢？

因为苏东坡只是高邮的过客，除了秦观，另外两人放到现在也不算很知名的人物，秦观是高邮排名第一的历史名人，所以文游台其实主要是秦少游的台。

秦观塑像与文游台

绕过秦观塑像，沿着林荫道继续北行，再拾级而上，穿过陈列名家碑刻的盍簪堂，后面就是整个景区的主体建筑文游台。

文游台的地基筑在一处土坡上，高度大约只有三四十米，因此没走几步就到顶了。面前是一座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挂着“山抹微云”的匾，上下两层，开了很多窗，是个登高远望的好地方。

汪曾祺小学时，每年春游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一看半天，东边是碧绿的农田，西边最远可看得到运河堤上的船帆，现在已经看不到。

1991年他第三次回到高邮，当地的文管会负责人请他题字，他题写了“稼禾尽观”，制成匾额挂在东窗上方，以对应西窗匾上原有的“湖天一览”，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高邮。

汪曾祺在文游台题写的“稼禾尽观”

汪曾祺纪念馆

文游台西侧为古四贤祠，祠后是秦观读书台，从文游台下来，景区东侧还有汪曾祺纪念馆。

把汪曾祺纪念馆放在文游台内，其实并不奇怪，高邮人常骄傲地说上一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把两人的纪念馆放在一起，大概是高邮人民对这句话的具体操作。

汪曾祺纪念馆在一个古朴的四合院内。进了门，就看到院里一棵桂花树下，有一个汪老闲坐的铜像，抽着烟斗，旁边还有一把空椅，似乎在等待着访客坐下来与他聊天。

纪念馆有三个展厅，主要用图文的方式介绍汪老的生平与文学成就，也陈列着一些汪曾祺的手稿和各种版本的文集。

北厅为主展厅，有汪曾祺儿子汪朗代表家属捐赠的藏书，相当于把汪老的书房从北京整体搬移到纪念馆内。除了藏书，还有汪老生前用过的桌椅和一些生活物件。

从北京虎坊桥旧居整体搬迁来的书房

1993年，汪曾祺家中审稿

汪曾祺先生的书橱里，近一半是文学类书籍，以古典文学为主，近现代文学的书中，以他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书最多。此外，历史、书画、戏曲、民俗方面的书籍也不少，这些藏书中可看出汪老读书很杂。

这个整体搬迁的书房，来自于北京虎坊桥旧居，是汪老生前最后一个住处。汪曾祺早先没有书房，在北京甘家口居住时，和儿女们合用一张写字台，经常为没桌子用而着急，他只能先想好了再写。

1983年搬到蒲黄榆后，他有了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是他的卧室兼书房。汪曾祺平生写的大多数文章，其实都是在这个七平米房间写出来的。直到96年搬到虎坊桥，才有了这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不过在那里只生活了一年多时间。

汪曾祺故居

汪曾祺故居离文游台不远，出文游台，向东便是人民路，沿着人民路往西走十分钟左右就到。

人民路在过去叫东（门）大街，曾经是高邮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与高邮城里的南门大街，北门大街遥相呼应，解放后改称人民路。

东大街一带过去是高邮的闹市区，至今还保留着上世纪的样子。这条街不宽，只能走些行人和电动车，沿街各种商铺倒是挺多，卖什么的都有，这些铺面大多低矮、破旧，但也充满市井气息。

这条街上不知道汪曾祺的人应该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文坛，一篇接一篇的发表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是写发生在这条街上的人和事。

他写过这条街上的小贩、货郎、挑夫、店员、车匠、锡匠、银匠、打更的、卖艺的、他写的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善良、有古风的市井百姓。他晚年写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要为这条街上的小人物立传。

充满平民气息的高邮老街

竺家巷的汪曾祺故居，原为汪家老宅一角

一条东大街，串起很多条街巷，经过傅公桥路时，看到吊车和工地，拥挤的老城区里那么大一块地方在施工，很显眼。问街坊，说是在造新的汪曾祺纪念馆。看我是外地人，怕我孤陋寡闻，又补充了句，就是那个写《沙家浜》的老作家，我连忙说知道的。

虽然汪老写了那么多关于高邮的小说和散文，看来家乡人还是更习惯拿那部样板戏来发名片，谁让这部样板戏比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名呢。

我又问，那汪曾祺故居在哪里，她愣了一下，看我果然知道，说前面不远的竺家巷，转进去就是。

继续往前走，工地旁边的巷子就是竺家巷，拐进去大约二十米，找到了汪曾祺故居。

这是一幢看起来普通的二层小楼，如果不是墙上挂着“汪曾祺故居”的牌子，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门上贴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对联，这是汪老最喜欢的句子。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就出生在东大街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有文化，也善于经营，家中有三千余亩田产，经营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他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

父亲汪菊生，字淡如，金石书画皆通，而且还掌握很多种乐器，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职业则是眼科医生，给人看病经常不收钱。父亲的兴趣广泛、随和、富有同情心，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

汪曾祺写高邮的小说最多，但实际上他在这里呆到19岁以后就离开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离开那么久，晚年他曾想回高邮住上一两年，最终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我在文游台看到过汪家老宅的布局图，汪曾祺的故居原本是不小的，这里应该只是故居一隅。

站在故居门前，透过玻璃窗往里面张望，好像没有人。汪老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还住在这里，他们都年事已高，我没有想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所以没有叩门。

故居斜对面坐着一位晒太阳的老人，我上前和他打听故居的情况。老人很健谈，他说汪家是个大家族、祖上有近百间房屋，这一片几乎全是他家的房子，后来土改都被分了。

据他介绍，昔日汪家的大门在科甲巷（今傅公桥路），竺家巷这里是后门所在。现在保留的故居只是当年的两间柴房，住着汪曾祺的弟弟和妹妹两家人。

现在还住在这里吗？我问。“他们现在搬到亲戚那边住了，这里快要拆了”，老人指着对面的工地说，等那边新的故居纪念馆盖起来，这里就会拆掉。

因为故居周围正在扩建，故居北侧和东侧的房屋已经拆除，变成了工地。从展示的效果图来看，这个故居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纪念馆，规模颇大，由好几栋现代建筑组成，2020年是汪曾祺的诞辰百年，这也许最好的纪念方式。

汪曾祺纪念馆效果图

东大街上的高邮往事

走出竺家巷，我又绕着故居周围的街巷走走看看，希望能多找到一些与汪曾祺书中有关的痕迹。

汪曾祺的小说集一度是我的床头书，我对于他书中描写过的地名很熟悉。以东大街为核心，南到越塘，北到大淖河，东到泰山庙，西到运河边，都是他经常去到的地方。

他绝大部分小说，写的都是故居周围1公里内人和事，这也是一个小孩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因为他写的都是记忆中的高邮。

汪曾祺小说里写过，竺家巷口原本应该有两家茶馆。西边是如意楼，东边是得意楼。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得意楼已经拆除，而如意楼则变成了卖手抓饼的小店。

旧日高邮城图景 朱瑞庭 绘

汪家在高邮城里有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大街，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

保全堂药店是汪曾祺小说里的重要场所，他几乎每天都到保全堂里来玩，店里的伙计管他叫“黑少”（他小名黑子，因为长得黑），药店里除了来买药的、还闲坐着各种各样的人，他喜欢来这里听他们讲故事，这在小说《异秉》中有所描写。

保全堂如今已拆分成好几个商铺，变成了杂货店和美发店。

如今的傅公桥路，也就是原来的科甲巷，汪家大院正门就开在这里。傅公桥东侧现在成了农贸市场，卖菜的，摆摊的，很热闹。这一带的熏烧（熟食）摊子很多，卖各种卤味，盐水鸭、烧鸡、蒲包肉、猪耳朵、卤牛肉等。

汪曾祺在小说《异秉》里，写过摆熏烧摊子的王二的发家史。

在小说中，王二每天晚上在保全堂药店门前摆摊卖熟食，还卖一种用蒲草包裹的肉肠叫“蒲包肉”，是当地独有的风味。如今王二的后人依然在汪家故居对面卖蒲包肉，已经快成为百年老字号。

街边正在制作咸鸭蛋的老人

草巷口与汪家所在的竺家巷只一街之隔，这条巷子不短，大概有五六百米，当年是高邮北乡人给城里人送做柴料（芦草）会经过的巷子，顽皮的孩子趁担柴人不注意，常常抽上一把芦苇。

过去的草巷口很热闹，两侧开有很多铺子。汪曾祺在散文《草巷口》里，详细的描写了这条巷子的糕点铺、烟店、茶炉子、澡堂子、香烛店、碾坊、酱园，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童年时代的观察。

如今巷子里的住家，早就取代了这些店铺，草巷口也不再热闹。不过巷子里还有一家老浴室叫“玉堂池”，附近的老人都还去那里洗澡，据说汪曾祺小时候也在那里洗过。

汪曾祺的作品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的作品虚构成分极少，大多数是来自于真实回忆，地名也准确可考。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戴车匠、侯银匠、王二、侉奶奶、薛大娘等人其实都是他当年的邻居。

他在小说集《菰蒲深处》自序中说：“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

如今那些原型人物大多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后人应该还生活在这条街上。

小说《异秉》中的王二后人，仍在经营着蒲包肉的生意

汪曾祺一生中的很多篇文章都是写的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他写的都是记忆中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邮，他很少写现代故事。

看他的小说你会惊讶于汪曾祺十九岁离开故乡，几十年没有回去，为何他记忆力那么好，居然可以把街上每一家店铺特征记得清清楚楚。

《异秉》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异秉”，即异禀，异于常人之处，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小说里的王二生意越做越好，别人认为他有异秉。汪曾祺成为作家大概也是有异禀的，他的异禀就是他的观察和记忆力。

在他的自传体散文集《逝水》里，他说自己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

他戏称，“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大淖记事

草巷口西边相邻的就是大淖巷，笔直往北可去到大淖河，就是汪曾祺作品《大淖记事》里的那个大淖。

“淖”（nao）这个字是个生僻字，很多人都不会念，我也是读他的小说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字。

大淖是距离汪家不远的一个池塘，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随挑水的老朱去大淖，对那里的风光很熟悉。《大淖记事》里挑夫女儿和锡匠儿子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大淖河边。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

过去大淖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由大淖乘船，可至北乡各村。

其实大淖这个地方，过去高邮人都写作“大脑”。这个地名很奇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在早期跟大淖有关的小说里将“大脑”写成“大溏”。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芦苇荡

汪曾祺在小说《大淖记事》中描写的大淖，如今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小公园

后来经过汪曾祺考证，脑这个字的发音应该来自于蒙古话“淖儿”，也就是水塘的意思，后来随着小说《大淖记事》的问世，高邮这个地名也就顺理成章的由“大脑”变成了现在这个“大淖”。

沿着大淖巷行至大淖河边，如今这里只是一个砌了围栏的大一点的池塘，不见“沙洲”，也无“浩淼”之感。没有了芦苇和往来码头的船只，现在这里只是一个附近居民会来散步的小公园。

当然也不是一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至少我还看到了“三圣庵”，这是大淖河西边一处极小的庙，我记得汪曾祺写到过。

汪曾祺在散文《三圣庵》里，写了小时候祖父带着他去大淖边的三圣庵，去看一个叫指南的老和尚，指南是个戒行严苦的高僧，是他爷爷的朋友。他写指南和尚是为了引出指南的徒弟铁桥，铁桥和尚则是汪曾祺父亲的朋友。

指南的徒弟铁桥是一个风流和尚，相貌堂堂，会写字，会画画，是善因寺的方丈，后来据说是当汉奸给毙了，他也是小说《受戒》里石桥和尚的原型。

汪曾祺是以写和尚出名的，作为晚年复出文坛大放异彩的老作家，当年他的代表作就是《受戒》，写的是一处乡间小庙里和尚们的生活。

过去高邮城里的寺庙多，他小时候常去庙里玩，看各种各样的佛像。他写过的承天寺、善因寺、天王寺似乎都已经拆了。

汪曾祺写僧人的内容也不少，除了《受戒》，他还写过《四僧》，写过《庙与僧》，现在来看，《受戒》不过是对于《庙与僧》的一种改写。

他对描写正经修行的和尚兴趣不大，汪曾祺写和尚，是将和尚还原为普通人，或者说作为一种职业来写，和一般箍桶的，织席子的，弹棉花的差不多，当和尚也是一份工作。

于是《受戒》里写的那些和尚都不守什么清规戒律，他们吃肉喝酒打牌有老婆，普通人做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小说中他对这些和尚世俗化的描写并不令人反感，反而让人觉得怪有意思。

《受戒》里的故事发生地，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高邮北郊的庵赵庄，现在叫昌农村。那座乡间小庙，现在还在，变化不大。

1938年，汪曾祺一家为了躲避战火，搬到离高邮城里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一住就是半年。

高邮是水乡，过去人们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的，那年汪曾祺去庵赵庄就是从大淖坐船去的。

那时汪曾祺才17岁，带着一本《沈从文小说选》反复翻看，这本书使他对文学产生稳定的兴趣。再后来，他报考了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成为沈从文的学生。43年后，他发表了小说《受戒》，写的就是那段时间在乡间寺庙避难的生活。

小说《受戒》里的原型寺院，位于高邮北郊的庵赵庄

高邮的水

从人民路往西步行，就到了大运河的堤岸边，京杭大运河就在眼前，如今的运河仍然水道繁忙，很多货轮船队南来北往。

汪曾祺儿时所上小学（五小）西面，穿过一个菜园就是运河河堤。少年时期的汪曾祺常常河堤上玩，看运河里行大船，看撑船的人，看打鱼的，看修船的。

据他回忆，当年运河的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他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城里小孩放的风筝，在河堤游人的脚底下飘着。

有的时候他也去西堤玩，那个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蒿子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也叫珠湖，汪曾祺小时候第一方印章，刻的就是“珠湖人”。

如今不用坐船，走上运河二桥，就可以去到运河的对岸，西堤。运河的西堤，就是高邮湖东堤。

从没见过这样的格局，高邮城挨着运河，运河又挨着高邮湖，诺大的高邮湖和繁忙的运河中间只隔了一道堤，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站在运河堤上看高邮湖，这里依旧是平静的，透明的，一大片水，浩瀚无边。远处只有几艘古帆船，一动不动停在那里，让人觉得荒凉，又有点神秘，这景象和汪曾祺书中描写过的高邮湖几乎一致。

高邮湖上的落日

京杭大运河上货轮船队穿梭来往，依然繁忙

运河上的镇国寺塔，保留了唐代建筑风格，被称为“南方的大雁塔”

熟悉汪曾祺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文字里经常出现水。水通常平静流着，但也会有汹涌澎湃。

因为高邮湖和运河河堤高于高邮城区，所以高邮湖以及运河自古就是一个悬湖和悬河，到多雨季节，一旦高邮湖水与运河水位暴涨，这样的格局就会引发水灾。

1931年那场大洪灾是汪曾祺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那一年因为连续暴雨运河堤多处决口，高邮成了泽国。汪曾祺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对那次大水有详细的描述。

“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大水十多天未退，很多人困在房顶和树顶上……”

除了大水造成的灾难外，他还描写了他父亲拄着长竹蒿，每天蹚着齐胸的水出去办赈济的情形。有一次他父亲还和几个水性好的水手，用铁链系在一起，渡过激流去一个被水围困的孤村送面饼。

水灾期间，汪曾祺一家住在茶馆的二楼，大水一个多星期后才退。他在《故乡的食物》里写，这一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丰收。水灾那年他吃了很多咸菜茨菇汤，觉得很难吃。

此后离开家乡，几十年不吃，并不想。直到有一次去沈从文家里拜年，吃了张兆和做的茨菇炒肉片，这才重新找回对茨菇久违的感情。茨菇唤起了他的乡愁，他想喝一碗故乡的咸菜茨菇汤。

水乡赖此救荒 汪曾祺 绘

(注：本文内容为作者2019年11月高邮之行的回忆所写，现高邮部分景点尚未正式恢复开放。据悉，新的汪曾祺纪念馆按照计划将于2020年5月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