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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南摄影师记录世界各地女性未加修饰的模样

2020-03-21 09: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玛格南图片社 MagnumPhotos玛格南图片社

红灯区吧台旁的女孩。

古巴，哈瓦那，1954年

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生于1912年，于1951年加入玛格南，是图片社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师，后于1957年成为正式成员。

她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进入摄影行业之初，她在新泽西州的柯达冲印厂里参与生产工作，后来还进入到管理层。

阿诺德的摄影集《不加修饰的女子》（The Unretouched Woman）于1974年出版，收录了二十五年间完成的作品。影集旨在从女性视角全面探讨女性经历，书内分成几个章节，把摄影故事按主题进行分类。在地区上，有美国和南非；在主题上，有戴面纱的女性，也有修女；还有阿诺德用她独有的亲密角度所拍摄的名人，包括玛丽莲·梦露和琼·克劳馥。

琼·克劳馥在进行脸部按摩。

1959年

值得注意的是，《不加修饰的女子》是阿诺德的第一本影集，却在她64岁时才出版。尽管通过这本摄影书能看出阿诺德的诸多成就，比如她如何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如何拍摄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名人。但在她个人的回忆文字中透露，一开始仅仅把自己视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我说自己是一位摄影师，那是一个谎言。”这足以说明她的谦虚，以及充分认可自己艺术家身份的难度。

针对20世纪至今，女性成为艺术家、新闻记者和专业人士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该书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今天，我们节选了阿诺德本人写下的部分文字，分享其宝贵见解，包括她对早年生活的回顾、进入新闻摄影行业的不寻常经历、如何加入玛格南、作品得到的反响，以及完成委托任务的一些心得。

好莱坞家中，美国演员琼·克劳馥在敷眼膜。

美国，洛杉矶，1959年

这本书以女性的视角和镜头，讲述生为女性的感受。照片都未经修饰，大部分也并非摆拍，更没有任何润色。

25年前，刚成为新闻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被旁人看做异类——一个“职业女性”和“女摄影师”。

我的同事，那些“职业男性”、“男摄影师”，却从不会被加上双引号。我对此并不高兴，却也意识到，从前女性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我无法反抗那些态度。我需要了解更多其他女性的故事，才能理解为何我会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左：女同婚礼。这名男子显然冒犯了其中一位女性，说自己爱上了她，让她嫁给他，因此必须受到惩罚。他会在婚礼上受到鞭打（他是当时一个知名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师）。照片里的他带着浴帽，穿着小孩的橡胶裤，被婚礼主角鞭打。他喜欢的那名女子踏着高跟鞋，踩在他的肚子上。

英国，英格兰，伦敦，1965年

右：耶稣的新娘。婚礼日，修女们即将嫁给主。

英国，萨里，1965年

那时，我开始了自己的项目，拍摄女性并跟她们对话。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我拍女童和女子，富人和穷人，长岛上季节性挖土豆的外来农民和英国女王，兴都库什山上等待素未谋面的丈夫的游牧部落新娘，还有热衷保养肌肤的好莱坞当红明星。有一位祖鲁族的女子，她的孩子快要饿死了。还有新泽西州霍博肯哀悼逝者的女子。

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中部地区的自行车工厂。

英国，英格兰，1968年

我拍了阿联酋的闺房、古巴的酒吧和罗马城里的梵蒂冈，在伦敦拍下孩子的出生，在高加索拍下的订婚现场、在莫斯科记录离婚的人，还拍下维吉尼亚州黑人女性的抗议游行。有知名的人，也有不知名的人——但她们的面容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一名新娘在等待素未谋面的丈夫。

阿富汗，1969年

我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不相信那种怀有敌意的思想方式会有用。但我对那些问题以及身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有所了解。这些年来，我拍过的女性都分享了她们的生活。

每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故事，既专属于女性，又普遍适用于全人类。

Charles Johnson Memorial医院里营养不良的孩子。

南非，1973年

在我的作品里，同样的主题会反复出现。我穷过，所以想记录贫穷；我失去过一个孩子，所以着迷于记录新生；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所以想拍摄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是女性，所以也想更加地了解女性。

现在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一直在作品中寻觅自我、时间和所在的世界。

圣经课。

英国，英格兰，1963年

我是美国人。为了逃离迫害，我的父母来到美国。虽然他们都很聪明，父亲更是见多识广，不会相信美国遍地黄金的说法，但他们依然对于移民后生活的艰苦措手不及。

是让下一代过得更加舒适安稳的愿望支撑他们走了过来。

母亲握着刚出生五分钟的婴儿的小手。

美国，纽约，长岛，杰斐逊港，1959年

我从不相信未来天上会掉馅饼，但记得小时候，在温暖的夏夜里，跟兄弟姐妹（我们一家有九个孩子）坐在草地上听父亲讲话的经历。他和母亲会缅怀在俄罗斯的时光，唱起年少时的革命歌曲。他是社会主义者，会给我们讲述一个人们不再需要辛苦工作填饱肚子的世界。每一次，他都会用同样的伤感话语作结：“在我的一生里无法实现，但或许我的孩子能迎来成真的一天。”

玛丽莲·梦露在整理发型。

美国，伊利诺伊州，比门特，1955年

我的父亲受过教育，母亲的知识水平则只够写下购物清单，以及阅读《前进日报》（Daily Forward）上的浪漫故事。我父亲希望我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会无休止地讨论。他会建议我读哪些科目，该读什么书。到我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读希伯来语原版的《雅歌》（Song of Songs）。

拍摄期间的玛丽莲·梦露。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60年

每天，我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不同的畅想。可能成为作家、舞蹈家或医生。我曾决定要从医，还去念了夜校。后来，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台相机，我们一起拍了外行常拍的一些场景，比如在种植园上酣睡的醉汉，沐浴在阳光下的绳索，还有斑驳墙纸的纹理。我们的“圣经”则是柯达的说明手册。

《雄霸天下》（Becket）拍摄片场，伊丽莎白·泰勒和女儿在看理查德·伯顿拍临死的一幕。

英国，1963年

后来我离开学校，去了纽约。人们问起工作时，我会撒谎，说自己是个摄影师。那些谎言也起了作用。我在一家洗印照片的厂房里找到工作，那里一共有1500名员工。当时战争即将结束，员工并不好找。虽然我还很年轻，但六个月后，就成了生产部门经理。那年年底，我已经是厂长，还在芝加哥开了第二间厂房。

我学会了关于摄影质控的很多知识，并继续拍照片，还是一如既往、兴之所至的随手抓拍。

渔民和家人。小岛上的小姑娘。

古巴，翁达湾，1954年

我在战争期间结婚成家了。丈夫退伍归来的时候，便辞职成为家庭主妇。

即便我事业有成，还曾是一家照片冲洗工厂的高薪管理者，还是快要忘记了自己的摄影师身份。成为家庭主妇后，却延续了这个“谎言”。丈夫厌倦了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一直敦促我重拾摄影。生下孩子两周后，我拿起相机，走到街头开始拍摄。但当时毫无方向，完全不知道该找什么。

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里，模特“Fabulous”夏洛特·斯特里布林在后台等待上台。她准备演绎哈莱姆区居民自主设计制作的服饰。

美国，纽约州，纽约，1950年

我们决定，我应该去上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里阿列克谢·布罗德维奇（Alexei Brodevitch）的课程。我那时并不知道，因为老师是《时尚芭莎》的艺术总监，去上课的大多是想通过老师接到委派任务工作的专业人士，以及想要沾光的业余人士。第一天晚上，布罗德维奇用带着俄罗斯口音的英语磕磕绊绊地讲道：“我们会用苏格拉底方法——相互学习，从课堂作业中学习。谁带了照片让大家一块看吗？”

苏联穆斯林地区的母子。

苏联，1963年

我刚好带了一批自己拍得最好的随手拍。当时我意识到，自己跟班级里的其他人完全不是一个水平。我决定不把自己的照片拿出来，但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朋友拿出了那个信封（他来接我去上课的时候看到我在挑选照片），并给老师挥了挥。我完全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布罗德维奇打开了信封，一张又一张照片地仔细端详、评价。整组照片都被狠狠批了一通。我感觉被剥了一层皮，但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那天晚上，我对摄影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比此前从任何人身上学来的都要多。那是我真正的起点。

库班河的一个小村庄里，为迎接革命十五周年，人们正在清洁列宁雕像。

俄罗斯，1966年

我开始摸索自己的工作方式。需要找到一个相信我的愿景、接受我的作品的机构。我很幸运，国际图片合作社玛格南刚刚在巴黎起步，准备开设纽约办公室。我去见了他们。女性身份派上了用场。我成了他们象征性的美国特约女性记者。当然其他人都赫赫有名，联合创始人包括卡蒂尔-布列松、大卫·西蒙、乔治·罗杰和罗伯特·卡帕。

他们想法很简单，版权属于摄影师而不是委派任务的出版商，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标准操作。这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图片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谁能用他们的作品，作品会如何被采用，以及作品所服务的内容。

挖土豆的季节性外来农民。

美国，纽约，长岛，1951年

卡帕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时曾说，他认为——当然这是纯比喻性质的——我的作品介于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美腿和挖土豆的外来农民工的苦难生活之间。我很好奇他知不知道这个评价有多准确。

我想先解释一下“外来农民工”的部分。作为第二代美国人和俄罗斯移民的女儿，我在大萧条期间成长起来，对于现实中的穷困和匮乏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很容易跟劳动人民产生共鸣，他们跟随者马铃薯的收成，顺着东海岸往北走，待收获季节到来，便在相应的地区落脚。

玛琳·黛德丽在哥伦比亚唱片的录音室里。哥伦比亚唱片即将发行她在二战期间为士兵表演的大部分歌曲，包括《Lilli Marlene》和《Miss Otis Regrets》。51岁的她开始回归演艺圈。那是十一月一个湿冷的晚上，在玛琳的占星师建议下，工作从午夜开始。

美国，纽约，1952年

至于玛琳的腿——当然，这是个比喻而已。我也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虽然不太接受它们的影像呈现，但不能否认它们对我以及其他女性产生的影响。那些电影影响了我们看待自己以及男性看待我们的方式。传统的静物照是理想化的人像。拍摄对象摆出最迷人的姿势，所有特征都被光线照亮——眼睛、嘴唇、牙齿、颧骨、胸部，对玛琳来说还有腿——跟各种各样的商品别无二致。皱纹和瑕疵会被后期修掉。生活的痕迹都会被抹掉。

我拍了玛琳录制她曾给二战士兵唱的歌曲——比如《Lilli Marlene》、《Miss Otis Regrets》——的过程。我想拍的是工作中的女性，不加修饰的女性。

美国，纽约，1952年

拍摄对象意识到镜头存在的瞬间，摄影师的现身改变了整个氛围。但是，尽量减少这种侵扰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想，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跟熟悉的人合作，或许能让我学会怎么做。

艾森豪威尔夫人看着游乐场哈哈镜中自己扭曲的倒影。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1952年

我开始记录长岛布鲁克海文的戴维斯一家，那也是我住的地方。他们是早期殖民者的后代，集结了典型的美国形象：一位邮政局女局长，一位治安法官，一位卖便士糖果的女士，在只有一个教室的校舍里教书的老师，还有雇佣了黑人外来工的农民。他们平时会去上帝一位论派的教堂，也是美国革命儿女（Daughters and So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组织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