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买车？换车？上海如何促消费｜还想买点啥

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牛津经济学智库（Oxford Economics）每月基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模型框架发布全球200个国家的经济形势预估报告，2020年3月，该团队预测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只会引起对供应链的冲击，但是疫情持续引起的市场震荡和对世界民众日常生活的打击会影响消费者支出能力，从而加重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该团队认为第一季度GDP增长会降至2.3%，进入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进入第二季度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反弹，并助力亚洲经济的增长。

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2019年贡献了57.8%的全国GDP增长。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应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2020年1月，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上海下一步将要打造国际消费城市。同月发布的《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上海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6.5%。

新冠疫情对上海的消费市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下一步，上海政府促进消费、提振经济的政策着力点会在哪儿？

数字解读疫情对消费的冲击

关于疫情对中国GDP增速的冲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此前也给出过预测，并认为疫情持续时间是影响全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张军表示，疫情对全国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影响持续了一个多月，人们对于耐用品、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迟了，等疫情缓和后会逐渐恢复消费计划。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布的数据，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其中，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食品、饮料和药品均有所增长。

如果按照消费类型划分，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网上实物销售保持正增长，但增速下滑至3%，网上销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6.4%和7.5%。

张军认为，近年来网购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疫情对于消费市场的冲击。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电子商务和物流都比较发达，人们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在疫情发生后被转移到了线上。疫情真正影响到的是线下的消费或服务，比如餐饮、理发、旅游、商务出行和影院等，而这类消费会在疫情结束后有所反弹。同时，因为疫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所以其对人们家庭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收入预期恶化而减少消费支出的情况也相对较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钱军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此次疫情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不同在于，以往只存在“需求侧”冲击，而这次疫情的冲击既是需求侧的，也是供给侧的。

“譬如人们因惧怕传染不敢去餐馆吃饭，这是需求侧冲击。同时，餐馆为了增大“社交距离”而减少座位，甚至因为员工不足或看淡未来而选择关张，这是供给侧冲击。”钱军辉表示。

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齐晓斋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对上海经济及市场的影响比2003年非典的影响要大得多。

非典疫情在2003年3月份暴发，6月结束。齐晓斋对统计资料分析后发现，非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5月份，6月份经济运行较快回归正轨，三季度出现补偿性反弹。从年度看，2003年上海地方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8%，增长速度比上年还加快了0.9个百分点。

当时受非典疫情影响的主要是旅游业、零售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速由于受非典影响而有所减缓，但总体仍保持平稳发展。2003年上海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30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8%。

然而，这次疫情影响的不只是旅游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还影响到其他行业。虽然上海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2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

“现在只是一二月份的数据，因为市场还没有恢复，所以我预估三月份的数据依然会呈现下降趋势。只能继续看四月份以后的第二季度，中小学能不能开学，人们能不能摘口罩，这是很关键的。如果在二季度可以恢复，反弹就会出现，比以往同期会有所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会加大，能把一季度的一部分损失弥补回来。”齐晓斋认为，疫情警报解除是关键因素，否则经济的恢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比较吃力。

消费券是否能提振城市经济？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3月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促进内需回补。课题组指出，“消费券”政策应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向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

近日，为刺激消费回暖，南京、宁波、澳门、香港等地已出台政策向市民及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山东、辽宁、河北等省份也均推出针对性的消费券，主要集中在文旅消费和体育消费两大领域。

消费券政策的使用有很长的历史，从一战就初现于欧洲国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也使用了消费券，1999年日本政府曾发放“地域振兴券”以缓和泡沫经济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多地政府也曾出台相关政策为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2009年，杭州就曾发放9.1亿元消费券，大幅促进了旅游业等行业的消费增长，被认为是消费券政策的最大受益城市之一。

有观点认为，消费券可以作为“导火索”，提振当期消费，从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生产端回暖。疫情的冲击并非消费者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通过消费券的方式重新激发和挖掘被疫情隐藏或压缩的消费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下带动消费回暖。

发放消费券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是无差别向所有人发放，也可以只面向特殊群体发放。同样，消费券的设计也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可以设计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消费券，也可以设计针对某些消费场所的消费券。

钱军辉认为，具有时间限制的消费券对于上海来说不失为一个提振消费的好办法，但是发放时要注意公平性。一方面，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应该是所有商店，不因规模大小及所有权性质有区别；另一方面，消费券应发放给所有上海市常住人口，而不只是上海户籍人口。

齐晓斋提出，消费券政策一定可以带动消费增长，但是能够带动多少却是个未知数。如果给上海市常住人口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全市财政拨款需达20亿以上，金额较大，因此需要谨慎抉择。

张军则对发放消费券提振经济的做法持保留意见。他表示，消费券固然可以短期让家庭消费支出出现暴涨，但拉动力很弱，很快就会消失，而且现在并不真正需要用这个方法拉升整体的消费需求水平。消费券或消费补贴应该考虑用在一些需要鼓励的消费领域，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电子消费品或一些保险产品等服务领域。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合理的动机可能是刺激家庭耐用品向环保型和智能化，比如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或更新换代，人们在优惠政策下可以加快对这些物品的更新速度。不然的话，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只是短期内的助推，经济的长期发展还是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张军谈到，毕竟政策的补贴资金来源于财政，如果运用财政资金的一部分进行消费补贴，就会产生挤占效应，相对应其他领域的可用财政资金就会有所减少。

也有研究显示，消费券从长期看对维持消费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消费券自身的特点，消费者会将其视为“意外之财”，不会因此改变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无法引导消费的大幅度增加。

但是，近年来移动支付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许会为消费券政策的使用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贻文表示，传统条件只能对消费券的发放对象、交易流向、交易额度等环节进行宏观调控，造成了消费券政策实践中的不少弊端。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此次疫情期间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对辖区信息掌握程度的提高，也许能在对象筛选、资金流动额度、交易流向、具体产品、使用时限等方面对消费券进行更为精细的调控。

促进消费，上海要从哪里入手？

2月21日，广东推出政策推动有条件的地市出台老旧汽车更新补贴政策，鼓励广州、深圳进一步放宽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相比今年前两月，3月上海市车牌个人额度投放也有所增加，平均成交价稍降，中标率从1月的6.5%和2月的6.1%上升至8.9%。通过增加车牌、降低车牌价格等措施，是否有可能对促进上海消费起到一定的作用？

齐晓斋认为，通过调整车牌数量和价格来促进汽车产业相关的消费是有效的，但是政策实施时需要考虑到原先政策限制车牌数以及车牌“一牌难求”、价格提高的初衷。当前上海市的交通承载力有限，通过控制车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为了平衡两方，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车牌来带动消费的空间有限。

钱军辉也表示，增加车牌、降低车牌价格会刺激汽车销售。上海的车牌拍卖额度确实限制了汽车消费，同时，疫情过后私家车通勤的吸引力相对轨道交通来说会有所上升。但是，增加车牌也要考虑上海高架和普通道路的承载力。

钱军辉提到，下一步上海的消费升级或者短期内的消费刺激，都必须放宽对房地产买卖的限制，因为只有房地产交易会带来可观的消费升级和消费刺激。“目前二套房贷款首付高达七成，抑制了很多家庭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在边际上放松房贷限制，同时仍然保留限购，并不违反中央房住不炒的精神。如今经济总需求不足，理应释放老百姓对改善住房的需求。”

此外，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与各地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措施助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这类扶持政策虽然没有直接对消费进行补贴，但是从长远来看能保证民众的收入水平，并从供给端入手满足被疫情影响而滞后的消费需求。

基于对疫情后消费市场的判断，张军认为疫情后经济的顺利复苏需要针对性政策，各行各业的扶持政策应精细化处理，要重点关注和扶持小微企业，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扶持措施加以区分。

当前，制造业中的大多数企业已经复工，产能基本已经恢复到90%以上，但是保证正常生产的中间品和原材料的运输成为了难题。张军表示，因为疫情的缘故，全国多个地方对于物流运输仍有限制，尤其是对于跨地区、跨省市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增加了其恢复正常产能的难度。

而对于服务业来说，政府原先的严格管控方式是政策应该关注的关键所在。“通过政策为服务业松绑，减少审批的中间环节”，对于服务业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张军建议可以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尽快应用到上海所有的现代服务业中。

澎湃新闻 付敏  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