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让病毒有了歧视性

3月19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Versoblog上刊出《资本主义的局限》一文，讨论了新冠“大流行”在美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特朗普向德国制药公司寻求疫苗对美国的专售权引发了巴特勒的担忧，病毒本身不具有歧视性，而人类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却确保了病毒具有歧视性。在一个分配模式不平等的世界，疫苗开发出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些人的生命被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着使其免于死亡，而另一些人则被认为不需要被保护不值得被哀悼。

朱迪斯·巴特勒是美国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其作品影响了政治理论、哲学、伦理学、女权主义、酷儿理论、文化和心理学。在她的最新著作《非暴力的力量》(The Force of Nonviolence)中，她“提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论点：我们的时代，或者可能是所有时代，都需要想象一种全新的方式，让人类在世界上共同生活——一个被巴特勒称为激进平等的世界。”

在全球流行病的新时空中，对全球相互依存的新认识与隔离的紧迫性是一致的。一方面，我们得把自己隔离在家庭单位、共同居住空间或个人住所中，不再有社会接触，退回到相对孤立的领域；另一方面，面对迅速跨越边界的病毒，国家领土的概念也不再适用了。这种流行病对于思考平等、全球相互依存和我们对彼此的义务有什么影响？这种病毒没有区别对待任何人。我们可以说，它平等地对待我们，让我们同样面临生病的风险，失去亲近的人，生活在一个威胁迫在眉睫的世界。通过其传播和攻击的方式，病毒表明人类社群同等的岌岌可危。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未能提前做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美国现在可能是这个俱乐部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边境的关闭（通常伴随着恐慌的仇外心理），以及企业家渴望利用全球苦难，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悬殊的不平等，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妇女、酷儿和跨性别者的暴力，以及在疫区繁殖和巩固了自身权力的资本主义式剥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美国的卫生保健政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突显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况是COVID-19有效疫苗的生产和销售。特朗普显然急于在政治上得分以确保连任，他已经试图（用现金）从德国政府资助的CureVac公司购买美国疫苗的专有权。德国卫生部长对此并不满意，他向德国媒体证实特朗普已经提出这一提议。德国政治家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评论说：“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向美国独家销售可能的疫苗。资本主义有其局限性。”我估计，他反对的是“独家使用”，即便这种专用权只适用于德国人，他也一样会反对。让我们希望如此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欧洲人的生命比其他人都重要的世界——我们看到这种价值观在欧盟的边境线上激烈地演变。

再次问“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已经在愤怒的状态下被提出许多次，我们不可能再对此感到惊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愤怒会随着每一个不道德或犯罪行为的自我扩张而减少。如果他成功地购买了这种潜在的疫苗，并且仅限于美国公民使用，他是否相信美国公民会为他的努力喝彩，并为其他人无法得到疫苗应对致命威胁而感到兴奋？他们真的会喜欢这种悬殊的“美国例外论”与社会不平等吗？他们会肯定特朗普所谓“聪明的”达成协议的方式吗？他是否认为大多数人以为市场应该决定疫苗的开发和分配？在他的世界里，坚持一个超越市场理性的世界卫生关切是否可行？他认为我们也生活在他所想象的世界，这样的假设对吗？即便这种分配不会基于国民身份的限制，我们肯定会看到富人和拥有全额保险的人在疫苗出现时争先恐后地获得这种疫苗——分配模式保证只有一些人能够获得这种疫苗，而另一些人将被放弃并继续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确保病毒具有歧视性。病毒本身并不会歧视任何人，但我们人类却会如此，因为我们是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的力量所形成和驱动的。我们似乎可能在明年看到一种痛苦的情景，其中一些人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重新划分可哀悼的生命和不可哀悼的生命之间虚假的区别，即那些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免于死亡的人，和那些不值得保护免于疾病和死亡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在这场竞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现在似乎非常渺茫，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并非不可能。新预测将拜登视为领先者，这在当前时期是毁灭性的，因为桑德斯和沃伦都支持全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这是一个全面的公共医疗保健计划，将保障美国所有人的基本医疗服务。这一计划将终结市场驱动的私人保险公司，后者经常放弃病人，强制要求自付天价费用，并使投保的人、无保险的人和无力投保的人之间残酷的等级制度长期存在。桑德斯的社会主义的医疗道路更恰当地描述，应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这与伊莉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竞选早期提出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他看来，医疗保险是一项“人权”，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医疗保健。但是为什么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义务，一种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义务呢？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桑德斯和沃伦都必须让美国人民相信，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无人否认其他人享有医疗保障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同意，“一些人能够获得可挽救他们生命的疫苗，而其他人却因为无法支付保险而无法获得这种疫苗”这样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我和大多数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桑德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和沃伦一起开辟了一条道路，让我们重新设想我们的世界，仿佛这个世界是出于对激进平等的集体渴望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走到一起，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是否有经济能力，我们都应该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包括医疗服务。这项政策将与致力于全民医疗保健的其他国家建立团结，从而制定一项致力于实现平等理想的跨国医疗保健政策。新的民意调查将全国的选择范围仅限于特朗普和拜登，因为流行病关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加剧了无家可归者、无保险者和穷人的不稳定性。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其中医疗卫生政策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生命，希望废除市场对医疗卫生的控制，这种控制区分有价值的人和那些易被遗弃于疾病和死亡的人。随着桑德斯和沃伦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开始对自己有了不同的理解。我们明白，我们可能开始在资本主义为我们设定的条件之外进行思考和评价。尽管沃伦不再是候选人，桑德斯也不太可能恢复他的势头，但我们仍然必须问，特别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同作为人仍然反对把所有的生命都当作同等价值来对待？为什么一些人仍然对特朗普寻求先于其他人获得一种能够保护美国人（按照他的定义）生命的疫苗感到兴奋？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主张在美国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我们必须等待这一想象在这个国家成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承诺。不幸的是，在疫情中没有人能够等待。理想必须在社会运动中保持活力，这些社会运动与其说是关注总统竞选，不如说是关注摆在我们面前的长期斗争。这些被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嘲笑和拒绝的勇敢且富有同情心的愿景，有足够的传播时间，得到了足够的关注，让越来越多的人——有些人是第一次——渴望一个不同的世界。

希望我们保持这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