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疫病史的一角：被排斥的华人与沉浮的中医生意

在抗击新冠病毒中，中医和西医并肩战“疫”，形成了中国的诊疗方案。但与此同时，中医参与治疗和治疗的效果也受到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质疑，相关讨论一直存在。回望历史，在大洋彼岸的秘鲁，当流行病爆发时，中医曾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在反华语境下，命运坎坷。

中医在秘鲁约有170年的历史。1849年多明戈·埃利亚斯（Domingo Elias）和胡安·罗德里格斯（Juan Rodríguez）引进了75名契约华工，这标志着秘鲁华人移民史的开端。在20世纪中叶以前，按照移民的职业特征，移民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苦力移民阶段，二是商人移民阶段。在第一阶段，签订契约的苦力华工被政府分散到沿海的棉花和蔗糖种植园，布满鸟粪的钦查群岛和险峻的安第斯山脉。他们从事农业种植，鸟粪开采和铁路修建，为秘鲁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华人华工的秘鲁权威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Humberto Rodríguez）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确信的是，19世纪后半叶如果没有这些苦力，秘鲁积累国家财富的这段历史将会被改写。”华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维护秘鲁民众健康，抗击流行病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中医的作用不容忽视。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流行病一直在影响而且塑造着秘鲁的历史。中医甚至是整个华人群体的命运都交织在这些疫病之中。与中医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场流行病分别是1868年黄热病和1903-1930年的腺鼠疫。

1868年黄热病侵袭秘鲁。据统计，被感染人数达到1万人，被感染者占到全国将近10%的人口。死亡率较高，此次流行病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严重的疫情挑战了并不完善的秘鲁医学体系。秘鲁西医的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导致恐慌情绪蔓延，普通大众对西医逐渐丧失信任。此时，中医凭借丰富的经验，满足了特殊时期秘鲁患者对医疗的迫切需求。“在治疗黄热病时，这些来自‘清廷的希波克拉底’（Celestes Hipócrates）使用针来进行治疗，中医的疗效高出西医很多。”诊脉和针灸被视为东方的“治疗艺术”，当地人感到惊异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医的治疗效果。媒体不断报道中医治愈患者，甚至复活死者，这让起死回生的“医圣”形象逐渐在秘鲁民间树立起来，中药店不断吸引着不同国籍的人。中医开始走出华人社区，逐渐在秘鲁民间站稳脚跟。

但是在19世纪，中医甚至是整个华人群体的生存环境是脆弱的。华人移民到秘鲁之初，就遭到了社会的排斥。最初，秘鲁将移民人选锁定在欧洲人身上。但当时秘鲁战争频仍，政治混乱，对欧洲人没有吸引力，政府这才将目光投向亚洲。华人被社会排斥与秘鲁构建民族性的问题有关。秘鲁在构建民族性时，没有把所有的族群纳入进来，造成秘鲁民族性的狭隘和不完整。多数族裔印第安人在国民性上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一直处在缺席的状态，这导致西班牙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一直是相互对立的。同时，秘鲁在构建国家认同时，没有致力于弥合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其他族群的命运与印第安人是相似的，他们被污名化，如“黑人、桑博人（zambos）和乔洛（cholos）人的形象是休闲、放荡、愚蠢和滥交的，仿佛这是他们的自然特征，”华人当然也不例外。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秘鲁社会一直是排华的。19世纪反华话语主要围绕中国移民的身体和道德展开，秘鲁的精英群体对中国移民进行抨击。以克莱门特·帕尔马（Clemente Palma）为例，在19世纪，他是秘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反华的秘鲁精英群体的代表。当他从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国立圣马斯科大学毕业时，他在毕业论文中这样贬斥华人，“古老劣势的种族停滞不前……血液中流淌着疾病：组织病、麻风病和象皮病。”吸食鸦片成为华人族群道德堕落的主要表现，秘鲁精英对此进行抨击，将唐人街视为“罪恶之地”。

在这样的反华氛围下，在黄热病的治疗中逐渐积累起声誉的中医也遭到西医的敌视。西医称，中医不具备大学教育背景，没有行医和制药的资格。在他们的眼中，中医是“庸医”，甚至是欺骗无知群众信任的“江湖骗子”。秘鲁西医强调中医的非专业性，宣称中医是在欺诈民众，以此来稳固他们在健康领域的地位。为此，从黄热病爆发开始，西医就一直主张政府关闭中草药店。他们向政府提出，秘鲁医疗领域亟需改革这两点：一是由没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建立的药房；二是未经官方许可的秘密药方的自由销售。

政府并没有满足西医的需求。而是制定了政策，为中医提供一定的保护，让中药店的经营有了合法的地位。1879年最高法院宣布，允许中草药店自由经营，出售亚洲草药。政府模糊中医的职业，将其定义为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医疗实践。这一行为的背后主要是受到了利润的驱动。中药店支付了5至10索尔开放专利（Patentes de Apertura），金额高于其他企业如纸浆厂，仅支付3到6索尔。草药业务不仅意味着市政收入，国家通过对中医药材的进口收取关税，也从中获取了利润。这样，政府出于现实的考量，让亚洲草药出售走向了自由化及合法化。秘鲁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到财政方面的需求，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同时，这也意味着当排华情绪高涨时，政府的政策将会出现反弹。

在官方的保护下，中医能够专注经营，不必集中应对来自西医的排挤和敌视。随着移民新时代的到来，中医在19世纪末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874年，中国和秘鲁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商人移民取代了苦力移民。新的一批中医跟随商人来到秘鲁，其中就包括1899年抵达利马的名医潘侣安。在潘侣安祖孙三代的努力下，潘氏（Pun）成为秘鲁名副其实的中医世家。

潘侣安见证了中医在秘鲁的繁荣。潘侣安等中医和他们经营的中草药店主要聚集在唐人街。在秘鲁，唐人街主要指首都利马中央市场的两条街道：卡蓬街和奥太沙巷，这是华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无论是摆脱契约的苦力华工，还是刚到秘鲁的小商小贩，甚至是来自香港和加利福尼亚商号分号的资金雄厚的大商人，都会选择聚集在这片区域，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中医也选择将中草药店开设在此地。20世纪初，在首都的42家药店中，有18家是中药店。在秘鲁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卡亚俄，中草药店同样开在大街小巷。这两个城市中众多的中药店是中医繁荣的见证。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在这一时期是肮脏和滞后的代名词，而中医的存在，为普通群众提供了平价有效的治疗选择，这让唐人街具有了另一个形象：“卫生飞地”，这说明中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人街甚至是整个移民群体的形象。

中医在19世纪积累了声誉，加上政府政策的保护，经历了繁荣发展期。但到了20世纪，却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探究其中的原因，要从腺鼠疫的爆发开始说起。人类的发展与疾病相伴，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世界瘟疫史。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鼠疫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死亡总数近一亿人。第二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14世纪，持续了近300年，在这次鼠疫中，欧洲死亡人数占到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香港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1950）的开端，影响了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港口，秘鲁是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1903年5月，鼠疫从秘鲁沿海港口的卡亚俄和皮斯科开始流行，到1930年整个秘鲁已经出现2万到4万病例。

“每一种流行病暴露了社会的断层，也暴露了秘鲁社会的种族主义。”20世纪，排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排华的群体规模扩大，从精英发展到普通群众，从上层传递到下层。歧视的原因也不再仅仅围绕华人的身体和道德，经济因素逐渐起着更大的作用，普通群众尤其是工人阶层开始将华人视为抢夺工作的敌人，对中国移民充满敌意。对当地人而言，中国人的存在导致甚至加剧了生存的竞争。经济因素刺激了仇视心理，由此酝酿了1909年，1919年排华运动，这对华人移民的生存发展构成层层束缚，也深刻影响着中医在秘鲁的命运。

腺鼠疫的爆发使国家意识到城市生活的缺陷，开始干涉公共卫生领域。政府着手建立国家级的医疗机构，1903年公共卫生局成立，寻找专业的医疗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政府还经常寻找某个群体来为疫病的爆发负责，社会上最没有话语权的人容易遭到指责。科学医学精英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的时候，将华人移民和流行病联系在一起，鼠疫被称为“亚洲祸害”（El Flagelo Asiático）。除了把鼠疫的起源归为华人移民的责任外，秘鲁还将华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视为疾病爆发区。政府最终采取了激进的措施，在1909年5月拆毁了华人在唐人街的聚居区奥太沙巷。

https://2018.reflexionesmarginales.com/ilas-encrucijadas-de-la-modernidad-criollo-popular-la-revista-limena-fray-k-bezon-1907-1910/）

反华话语下中国成为疾病的爆发地，华人也成为疾病的携带者。不论是积累了声誉的中医，还是相应中草药店的经营皆受到影响。以潘侣安为例，他因治疗疫病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秘鲁爆发流感时，潘侣安的治疗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痊愈的患者在秘鲁的著名报纸《商报》上刊登了对他的感谢信。但在反华情绪下，最著名的中医也难逃这种影响。1926年，一名当地女子对潘侣安提出投诉，她声称在中药店做出纳，遭到解雇。潘则解释，该员工离职是其自身的原因，她不愿意为中国人工作，因为中国人是被看不起的。在这种劳动纠纷中，普通群众敌视华人。尽管中医积累了声誉，但这时，中医无法再依靠群众获得发展。

医药当局代表对中医一直以来的敌意更是加剧了中医的生存困境，最终以中医退出公共健康领域告终。1930年，这一精英群体推动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中草药的进口和中草药店的经营。同年，政府全面禁止了华人移民。中医的遭遇是身越重洋的众多移民的一个缩影，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华人群体的艰难处境。

中医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在19世纪流行病爆发期间，填补了秘鲁卫生健康领域的空缺，因其治疗效果显著，赢得了当地普通群众的赞誉，逐渐扎根于秘鲁。但随着反华话语走向激进，反华达到高潮。中医在这种大背景下，失去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另外，其合法性一直受到掌握卫生和健康话语的医学院精英的敌视。最终导致秘鲁政府禁止中药进口，中医退出了公共健康领域。中医在整个排华氛围中，无法走到健康领域的核心地带，也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Juan De Arona, La Inmigración en el Perú, Lima: Academia Diplomática del Perú, 1971.

2. Clemente Palma, “El Porvenir de las Razas en el Perú,” Tesis para Optar el Grado de Bachiller en la Facultad de Letras,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1897, Lima: Torres Aguirre, 1897.

3. La Inmigración China es un Mal Necesario de Evitar”, Tesis para Optar al Título de Bachiller en Medicina, Lima: UNMSM, 1877.

4. Lausent Herrera Isabelle, “Tusans (tusheng) and the Changing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no. 5(2009).

5. Antonio Coello, Guerra a los Boticarios Chinos 1856-1879, Lim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Seminario de Historia Rural Andina,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