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观︱荷兰留学生自我隔离：从提醒劝说到共同抗疫

2月27日，荷兰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截至3月18日，确诊病例已达2051例。本篇将谈谈我的经历、感受以及一点思考，可能很多人在荷兰的经历和我不同，在此仅提供我的个人观点。

先做最坏的打算

荷兰出现确诊案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做最坏的打算。我从网上买了200个口罩和三升消毒酒精，价格不便宜，但只求一个心安。在荷华人微信群里开始团购酒精免洗洗手液，我的一位中国同事团了一箱，我向她买了两瓶。一瓶放在我们办公室里，让其他三人可以随时随意使用，他们安全也是我的安全。

然后，我开始尽量避免和他人有密切接触。我告诉同事，如果谁需要口罩或买不到酒精，可以向我要。当时的荷兰同事们几乎没把病毒当回事，面对我的谨慎，他们更多是开玩笑打哈哈。

当时，荷兰政府的口径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密切关注，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意大利北部”，并没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而意大利北部一直都是荷兰人的度假胜地。

当时，荷兰各个大学的课程也如常进行。这学期，我带两个小组的讨论课，每周都会和四十个学生，在一个小教室里共度六个小时，我心里是有些紧张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学生，请离我一米远，然后用稍严肃的语气告诉他们，请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注意卫生习惯。我的亚裔学生们大都严肃地点点头。

3月2日，荷兰的疫情进入第二周，确诊案例数字开始翻倍了，我决定除了教课和必要的开会之外，尽量在家工作。我从网上亚洲超市买了二十公斤大米，很多干面、罐头食材、泡菜以及各种干货。

我囤积的粮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想，荷兰人可能无法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无法改变他人的行为，那么为了心安，就把自己隔离起来吧。

当我必须出现在学校时，我仍然会尝试说服同事们小心。大家开始稍微谨慎了些，但还是认为应该不会太严重，只有一个母亲在布雷达医院做医生的同事，跟我差不多紧张。

一些荷兰人认为，这个病毒也就比流感严重些，而且自己不是高危人群。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论调，都会和他们辩论，告诉他们，中国过去一个月的经验说明不能轻敌，我们应该负责任地为高危人群的健康做些事，“死的反正不会是我”这种心态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我的话似乎对一些人有触动。这周教课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担心焦虑，我告诉他们，在荷兰政府做出大型隔离之前，请自己小心。然而，我们系的辅导员们压力很大，因为有很多学生说，自己有了症状，希望能不来上课且不算缺课（因为我们系的出勤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政府和大学的指导政策也很严格，辅导员们难以抉择。

我的一个学生写邮件告诉我，她已经发烧两天，并且和去意大利北部回来的人有密切接触，希望能不来上课。我自作主张让她留在家里，但是必须通过视频加入讨论。

3月4日，上完课后，我把所有办公用品带回了家，决定自我隔离。

全世界都一样：从劝说老人到劝说年轻人

上周起，荷兰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开始行动了。3月12日，荷兰政府宣布取消所有1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所有大学的课程转为线上课程，建议除必要行业外，所有居民在家远程办公；3月15日，荷兰政府宣布所有学校关闭，餐饮、健身、娱乐场所关闭，直至4月6日。

根据一些学校的博士和教授说，其实荷兰政府知道有一天还是要全民隔离的，只不过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开始隔离，一是要把经济损失降到最小，二是要保证全民的隔离时间不能太长，以免导致民众情绪崩溃引起隔离失败。

从2月27日起的这三周里，我是有情绪的，有很多焦虑，有很多埋怨，但我尝试着理解不同的反应。也许荷兰人对政府和医疗体系的信任度一直很高，也许他们近几十年来没有遇到过此类大型疫情。

我也在思考，为何我对中国疫情的情绪，比对荷兰疫情的情绪波动更大，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一轮后已经疲累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我视为同胞的人，是在国内而非荷兰吧。

面对疫情和隔离，其实全世界人民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大家都在想尽方法劝说大众。还记得春节时，我们是如何劝说长辈戴口罩，不要串门的吗？这里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被劝说的是年轻人。

荷兰人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转的是：“那些抱怨隔离政策的人，请你记住，你的爷爷奶奶曾经被要求上战场；而你只是被要求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网飞剧。你是能做得到的。”

在荷兰网络传播的一段话，来自James Deakin的 Instagram账号。 

荷兰人也和我们一样，在隔离期间，尝试着找各种幽默内容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和情绪。

荷兰政府发布会上，发言人说，请大家小心，但是不要囤积货物。一旁的手语翻译绘声绘色的表演，被荷兰人民做成了表情包，成为了爆款。

在荷兰语里，“囤积”一词是“Hamsteren”，其实就是仓鼠的意思，所以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它的手语是这样了。

比较有荷兰特色的囤积就是大麻了，在3月15日政府宣布第二天开始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后，大麻店外排起了长队（宣布消息时离关店还有半小时）。看到这样的情景，由于担心会引起大麻的地下交易，政府改变了政策，宣布大麻店只是取消“堂食”，外带服务可以继续。

荷兰大麻店前排起的长队。

隔离后，渐渐淡定了

全民隔离后，我的焦虑慢慢平复了，因为我能看到大部分荷兰人都在有条不紊且自觉地遵守隔离政策，各行各业也都尽最大努力保证社会维持着基本运行。

超市虽然有些货架缺货，但也在慢慢补上，我买到了大部分需要的东西。超市里的人们也没有你争我夺，我戴着口罩出现在超市里，也没有引起异样的眼光或指责。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邮件，都是各个商家和机构告诉用户，他们在隔离政策下做出了哪些调整和改变。

我们学校也几乎每天都用邮件沟通目前政策指导下的行政决定，技术部门也尽其所能保证线上课程的正常运转。同事在视频会议时互相打气，课程负责人也告诉我们，尽可能做好即可，不要对自己的线上教学太吹毛求疵，毕竟突然转入线上教学，大家都没有经验。

于是我每天列好计划表，按照上班时间坐在桌前备课、做研究，看到下面这张照片的朋友评论道，每一个颈椎不好的博士都有自己把电脑垫高的方法，看到这个评论，我会心一笑。

我的在家办公设置。

近期，我参与教学的课程叫Communication as Social Force（作为社会力量的传播），主要探讨社会媒介化。上一周，我和学生们探讨了在现代的控制社会中，真人秀如何训练我们做一个好公民，媒体技术如何打破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边界，没想到，这一周我们就体会到了。

我的同事利用Canvas系统给学生们上网课，面对空荡荡的教室，开始了她的表演。也许这次疫情，老师和学生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媒体技术和社会媒介化的优缺点吧。

我的远程教学截屏。

学术圈里的大家，虽然措手不及，但也都慢慢淡定下来，在隔离的情况下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也有心情出出表情包，开开玩笑。

不过接连不断收到的各种学术会议改期或取消，给马上毕业或正在求职的脱发博士们当头一棒、两棒、三棒，然后，大家就习惯了。而我也为其他行业的人们感到抱歉和担忧，尤其是餐饮、娱乐、健身、艺术表演等高度依赖于人群聚集的行业。

国内的同胞们，不要把现在的欧洲想成人间炼狱，就像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告诉荷兰同事们，中国不是人间炼狱；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个别回国留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污名化全体留学生，就像我们一两个月前在荷兰政府网站上签请愿书，不要污名化中国人；希望大家能对目前的疫区人民伸出援手而不是冷嘲热讽，就像我们一两个月前，通过各种渠道捐口罩和防护服回国。

我和身边的人目前都健康平安，按部就班。我将继续留守在荷兰，继续经历这段历史，就像国内的你们挨过了过去的两个月一样。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发展研究院”，原文标题为《海外日记 | 脱发博士的荷兰隔离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