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支援汉社会医疗队的34天：直面生死，习惯高强度工作

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以下简称：红会医院）支援的上海德济医院6人医疗队，仍在坚守岗位。

他们是上海驰援武汉的首支社会医疗救援队。为响应中国非公立机构协会向全国社会办医发布《关于向武汉支援医疗队紧急通知》的号召，上海德济医院组建了这支医疗队，2月14日，他们从上海出发驰援武汉，次日凌晨抵达。

6名成员主要来自危重症医学、急重症监护等专业，其中年龄最小的仅21岁。截至3月19日，他们已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34天，在 ICU中直面生死，奋力救人。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分批有序撤离。上海的德济医院6人医疗队所在的医院，随后也将恢复普通门诊，队员们将有机会休整。

有队员说，等到疫情结束那天，他要摘掉口罩，自由地在武汉街头走一走；也有队员说，他要与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好见一面，期待早日穿上一件白大褂去上班。

感受到什么是“逆行者”

2月14日，上海德济医院（青岛大学上海临床医学院）（下称德济医院）援汉医疗队从上海出发前往武汉。队长郭玉石与其他5名同事坐在车上，戴着口罩，没有交流，一路上仅听见车轮驶过的声音，越靠近武汉，路上的车辆越少。

出发十余小时后，他们2月15日凌晨到达。“抵达武汉那天，下着暴雨。大家在想怎么呼吸第一口空气。”郭玉石说，大家情绪紧张，感觉到处都弥漫着“病毒”的气息。

“这一刻，我感受到什么是‘最美逆行者’。”郭玉石说。

经过两天培训，2月17日，郭玉石与同事们正式来到“抗疫一线”，距离华南海鲜市场1.7公里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来到红会医院之前，郭玉石在网上查看了有关该医院医护院感的报道，越查越紧张。红会医院的院长也跟他们提到“医院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

郭玉石坦言心理压力相当大。“作为队长，我必须要做到安全带回队员。万一有队员出事，我怎么给大家交代。”郭玉石说，每次穿防护服时，他都习惯性地给大家检查一遍，生怕队员哪里没有穿好。

最初，队员们的压力也比较大，他们出现失眠、惊醒的情况。为缓解大家的情绪，郭玉石会与其他队员一同相约站在屋外，每人间隔一两米聊聊天。“我会鼓励大家空闲的时候多跟家人聊天、多视频。”郭玉石说，他们医院也安排了线上心理医生，如果大家情绪不对，可以随时找心理医生进行疏导。

他们六人被分配到不同科室。郭玉石、田定远、李相军、阴朝霞四人负责ICU病房，罗志在急诊科，叶晶晶在影像放射科。

“一个很急的战场”

初次来到ICU病房的田定远，直观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很急的‘战场’，每个人手中都有活，没有多余的说话时间。”

7楼的ICU是一个临时改造的病房，里面住满了患者。有时，田定远一天被分配照顾四名重症患者，工作量直接翻一倍，一刻不能停歇。

心脏骤停、抢救、转运，这些情况经常出现在ICU病房。学习护理专业的田定远，此前也一直在ICU病房工作。但这次让田定远感觉不一样，这是他第一次面临高风险的传染病患者，在护理操作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每天都会提前一小时到达医院。戴好三层手套、口罩、护目镜、面屏，穿着防护服，再进入病房。这一系列装备穿下来，少则花费30分钟，多则40分钟。

第一天上班，田定远原本中午12点下班，但由于一名同事脸部出现严重过敏，下午临时上不了班，田定远便跟值班医生杨芳说可以顶班。于是，田定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坚持了8小时。

那天，田定远因为经验不足，进病房前未用擦镜纸擦拭，他的护目镜很快起了雾，眼前顿时一片模糊，“看不见东西。”田定远说，他尝试把水珠甩到一旁，隐约看到患者的手后，开始对患者采动脉血，但戴了三层手套，他找动脉有困难，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把针扎到自己手上。

从ICU病房出来时，田定远的衣服全部湿透。次日，他经历了一次“发热”风波。

那天田定远进医院测体温时，温度计显示37.3摄氏度。“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会发热呢？”他当时想，是不是自己刚刚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会儿。十分钟后，田定远再测时显示36.9摄氏度，体温正常。但进入病房的田定远依旧感觉不对劲，担忧自己是否是低热。

田定远找同事郭玉石拿了一支体温计，一空下来就给自己测体温，连续测了两天，体温基本显示在37摄氏度，属于低热的一个症状。回头一想，田定远找到了原因：可能与自己近期服用抗病毒药物有关。他停止服用药物后，体温回归正常。这让他立马松了一口气。

他记得，那时院长在群里给大家发消息说，一定要保证零感染，但没有一个人敢回复消息。“只有等到回到上海，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大家才能说保持了零感染。”田定远说。

直面生与死

3月16日，田定远来到病房的第一件事情是看望8号病床的阿婆，但发现病床空了。

原来在3月15日晚上，8号病床那位年近九旬的阿婆去世了。这位阿婆是田定远一直照顾的患者。

田定远情绪一度变得低落。他回忆说，2月24日，阿婆住到ICU的8号病床，她留有一头银白的短卷发，来的时候有意识，但还是需要戴上无创面罩吸氧。

“每次我去给她做护理时，她会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田定远说到这儿，拿出同事拍下的他与阿婆的视频，视频中，阿婆的右手紧紧拽住田定远的大拇指。

“我不走，我去给你拿药，你今天腹泻，拉了三次，我给你吃一点药。”田定远说了多次“我不走”后，阿婆点点头，才松手。

住院第四天，阿婆被上了气管插管。田定远意识到，如果阿婆的病情继续恶化，他可能是最后一名牵阿婆手的人。所以，只要是他的班，他都会去看看阿婆，关注阿婆的药剂量如何、呼吸机参数如何。中间有一次，阿婆的呼吸机参数显示情况有变好的迹象。田定远说，我一直都认为阿婆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阿婆的去世，令田定远很难过，但在ICU病房援助的30多天里，也有一些患者病情转好，从ICU病房转出，这是他和其他队员最希望的事情。

3月14日，53岁的患者李伟解除隔离。田定远见证了李伟从病情严重到康复的过程。“李伟叔叔的第一次下床、第一次剪发，到送他出院，我都见证了。” 他亲切地称李伟为叔叔，两人很聊得来。抽血的时候，操作有些困难，李伟会鼓励他说：“没事，你扎吧，我不怕它。”

“李伟叔叔心中一直抱有活下去的希望。”田定远说，李伟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天会主动问我们CT检测结果、呼吸机参数如何，需要不需要打针。

住了26天院的李伟，病情终于好转了，他被转入到社区隔离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半个月后，李伟正式解除隔离。他写了一封信送给田定远所在的ICU病房，向他们表示感谢。

截至3月16日，田定远所在的病区还有14名患者。他说，来这里半个月之后，患者减少，有好转后转出的，也有不幸去世的。接下来，这里的病人将转至其他定点医院，尽快让红会医院恢复普通门诊。

“疫情逐渐好转，给了我们希望，但现在仍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站好最后一班岗。”田定远说。

习惯高强度工作

“习惯了上班前后各半个小时穿脱防护服、7到8小时持续工作不吃不喝；习惯了内外五层衣服的厚重感、护目镜附着薄雾的朦胧感；习惯了聆听彼此熟悉的声音、习惯了慰问彼此却未曾谋面的同事。”罗志曾在日记里这样记录。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急诊科援助的罗志会用日记的方式来记录一些事情。罗志回忆起，3月5日，医院来了一对母子，母亲黄茗（化名）67岁，儿子谢蓝（化名）33岁。黄茗在一个月前确诊肺癌，在武汉市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几天前同病房的病人确诊了新冠肺炎，随后医院给黄茗进行排查，黄茗确诊，同时CT检测发现其肺癌出现脑转移。

“医生，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吗？我妈妈住院，是不是不让我陪同？如果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是不是我就可以陪同妈妈了？”谢蓝说。

沉默片刻，罗志安慰了他，并未与谢蓝坦言，其实他的母亲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有可能是他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

“我心想不能让他在医院里感染新冠肺炎，缩短他在医院等待的时间，也祈祷他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罗志说，可以看得出他对母亲的关心和不舍，也感受得到他既想被感染，又不想被感染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庆幸的是，谢蓝核酸检测是阴性，黄茗仍在医院治疗。

罗志每天需要上七八个小时的班，主要接诊急危重病人。其间，他曾在与红会医院医护人员的聊天中得知，疫情初期，这里有的医护人员感到“绝望”，有的病人家属也感到“绝望”。有的护士白天上班、晚上回去哭，第二天继续上班。

“相比之前的急诊科走廊都站满患者，目前情况已经好多了。”罗志说，前段时间各地医疗队不断进驻，急诊科医护人员工作的情况也好转不少。他们现在接收到最多的反馈信息就是，“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可以多出一天的时间休息了。”看到自己能够帮助到这里的医护，罗志感到些许欣慰。

红会医院随后将恢复普通门诊，他们将就地休整，等待通知。罗志说，等武汉疫情结束，他要好好睡一觉，摘掉口罩，自由地在武汉街头走一走。队长郭玉石在一旁笑着说：“我期待可以摘下面罩，与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好见一面。期待早点穿着一件白大褂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