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重症｜河北援汉医生：每天高强度的战斗，“正常”弥显珍贵

朱桂军工作照。

“52天了，第一次戴上耳机听听音乐。春暖花开了……一切安好。”3月18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医生朱桂军在朋友圈中这样记录，配图是他同一台鄂A牌照34路公交车的合影。五十多天前，朱桂军随河北省第一批援武汉医疗队启程，开始了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战争”。

1月27日，朱桂军担任重症组组长，带领61名医护人员正式进驻武汉市第七医院，负责该院接收的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每日搭乘着34路公交车往返于安置酒店和武汉七院。

“忙碌到不计日子，根本记不得每天是星期几。”朱桂军这样评价这五十多天的生活。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om），3月14日，武汉第七医院重症病人已实现清零，目前他和他的团队还未接到撤退指令，继续在武汉休整待命。

3月14日，重症病房清零，队员们将朱桂军抛起庆祝。

曾因医疗资源匮乏备感无力

从医24年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朱桂军，参与过大小无数医疗任务，初到武汉时却也被当时的情况震惊。“我出发时是自信满满的，我想我之前参与过禽流感、H7N9等疾病的治疗，我认为我到了医院就能干活救人。”但当他到达武汉第七医院后，才发现一切都比他想象得更糟。

他坦言：“初期的情况让我有一种无力感，深感无力。”

使医务人员们产生无力感最大的原因就是有限的医疗条件和匮乏的医用资源。“那感觉就像打仗没有武器。”朱桂军说，武汉市第七医院是武汉市一家成立多年的二级医院，整体条件一般，原ICU病房条件也达不到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院感标准。

朱桂军说，原本七院ICU病房有30多张床位，但实际上，在能保证院感要求和医疗护理质量的情况下，起初只有12张病床可以用于接收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1月31日，朱桂军在个人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月31日，这几天一直在协调、磨合，合理布局重症医学科，能在保证院感要求和医疗护理质量前提下增加床位……”，在他们的调整下，武汉七院ICU可接收危重症病人的数量上升至15人。

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的短缺也令他们无力，当时只有呼吸机，没有ECMO。“初期时我申请了一台血液净化设备，在我到武汉第25天时才拿到。”朱桂军告诉澎湃新闻，早期时医护人员的防护服等物资也十分紧缺，他从河北出发时，其所在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为队伍贡献了100套防护服——当时该院总共也只有200套。即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为了最大限度节省防护装备，朱桂军给队伍制定了6小时轮班制度，医护人员6小时一轮班，医疗队员们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去厕所。

朱桂军说，当医护人员们看到危重的病人因为医疗资源问题而得不到良好医治的时候，是十分痛苦的。“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治疗，但有时医护人员也很无奈”。初期时的“人等床”情况，让很多危重患者进到ICU时，事实上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期。当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时，需要医生做出这种判断：哪些危重患者还有抢救空间。

“这让我们感到痛苦，有挫败感。”朱桂军向澎湃新闻表示，疫情全面爆发，他可以理解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但我有时也会想，病人如果能早一点进来，条件如果能好一点，或许情况就会好很多。”随着后期条件的改善和物资的调配补充，以及国家诊疗方案的出台，朱桂军才感到“顺畅一些”，“从早时的无力感，后来感到了有希望。”

1月27日朱桂军达到武汉。

每一天都是高强度的战斗

紧急心肺复苏、静脉给药、心跳恢复……对于朱桂军和在重症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来说，这里每天都是战斗状态。时刻都要警惕病人病情的突然变化，并给予及时处理。

12名医生，48名护士和1名院感医生管理着武汉七院ICU里的15张床位。“61对15，却还是感觉不够”。每日查房，当班的医护人员要对这15名病人检测氧饱和度、观察调整呼吸机参数、评估病人肝脏等其他脏器功能、检测病人液体输入量、维持病人血压、调整病人用药、制定当日的治疗方案……大量繁复的工作充斥了每个医护人员的一天。

朱桂军举例说，当一个病人出现氧合差的情况时，就需要医护人员为其调整为俯卧位。仰卧位同期到俯卧位同期，看似简单的动作至少需要5至6个医护人员协作，保护人工气道和其他管路及病人的容易受压部位，将病人移到床的一侧，再合力让患者趴在床上，给病人做肺复张，调整呼吸机参数，观察氧合情况，调整最佳呼气末正压……任何一个流程都不容有失。繁复中还经常伴随着危险，有时候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抢救等近距离操作时，病人会喷出大量飞沫，对医护人员造成巨大的威胁。

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对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身体和心里都造成影响。“我记得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每天的通勤车上没有声音了，都很疲惫。”朱桂军开始想办法鼓舞人员士气，组织大家进行“每日一歌”大合唱，年近50岁的他还学着给队员们跳了一段“小天鹅”，他对队员们说的最多的是：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坚持，大家一起努力，闯过去！

“正常”弥显珍贵

朱桂军告诉澎湃新闻，每天查房时，他都要用好几层保鲜膜包好手机带进病房，虽然出来时的消毒程序比较麻烦，但他还坚持这样。“我要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医护队员）记录下他们的风采，这是值得记录的内容。”

朱桂军说，他为每一位队员感到骄傲，为每一位队员的付出感动。“到今天为止，有的队员面对面走过来我都不敢认，但如果他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我一眼就认得出谁是谁，因为我绝大多数时间里，见到的都是那样的他们。”

3月14日，武汉七院最后一位重症患者被转运至其他医院时，朱桂军的队伍里派了一名医护人员跟随救护车。目的地医院与武汉七院隔着长江，那名医护人员就成了这支队伍里唯一一个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人。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每个人只是往返于武汉七院和安置酒店之间，他们还没有时间和机会观赏武汉的景色。

朱桂军从河北出发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月。初到武汉时，由于工作太过忙碌，每天晚上与妻子视频的时间也没有，大多时候只是留下两字留言，“没事”，或是“平安”。

“想到家人心里酸酸的，对他们确实有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朱桂军告诉澎湃新闻，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疫情可以尽快结束，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的上班，正常的下班，正常的休息。经历了这段岁月，“正常”弥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