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之地︱新冠疫情：国际政治的bug还是feature?

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成为2020年标志性的事件，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疫情不但考验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也对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发出了严峻挑战。

目前，这种考验尚未完成，全球“大流行”还远未结束，新冠病毒（2019-nCoV，SARS-CoV-2或COVID-19）的全球影响还有待评估。不过，四个月的时间足够我们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了。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大多令人失望。

多数官员、专家和记者将注意力放在疫情对经济和金融影响上：全球贸易和投资会发生什么变化？国际产业链会有什么调整？全球金融市场会作何反应？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仅是对“他们”，对那些政府、跨国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很重要，对“我们”这些世界各地普通公民来说也很重要。 显然，人们的生活已经改变，许多人将不得不把他们的人生分成疫情前和疫情后两个部分：有些人无法再指望涨工资，有些人转向远程工作，有些人不得不放弃在世界各地的常规旅行，还有些人被慢生活的可能性所诱惑。

但不要忘记政治，不要忘记疫情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后果。这种后果的表现不显著，但并非不重要——不论对“他们”还是“我们”都如此。全球政治趋势和情绪指标现在和全球经济趋势指标一样令人担忧。 如果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测试也有一张报告单，那么上面应该写着：初步显示政治及心理的免疫缺陷。或者说，人类缺乏任何其他生物种群都具有的那种保护本种群的本能。

大家为一人，还是各人顾各人？

最终，所有的瘟疫——从雅典或所谓的“福基德”鼠疫（公元前430年）到埃博拉（2014-2015年）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束。眼下的新冠大流行迟早也会过去。

然而，不同的流行病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一些类似于程序员俚语中的“bug”,另一些则类似于“feature”。“bug”是计算机程序中的随机错误，导致了意想不到和不受欢迎的结果；“feature”则是一种有机特性，一个不变的函数，甚至是一个“额外的功能性”程序。

如果人类作为流行病的受害者能够从瘟疫中吸取教训，进行补救并防止它再次发生，那么这种流行病就是一个可以修正的“bug”。但如果人类不能从苦难中学习，继续旧有的政治优先事项、管理方法、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做改变，那么这种流行病就将呈现为“feature”，它不可避免。

从逻辑上讲，面对共同的威胁，一个种群应当团结起来，特别是对处于进化阶梯顶端的生物种群来说。众所周知，人类是社会的产物。当面临真正的全人类问题时，人类社会应该搁置争端——哪怕只是暂时的，集中精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现实中，我们在这场瘟疫中看到了什么呢？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不愿在国际议程上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疫情的恶化既没有阻止叙利亚局势的紧张升级，也没有延缓利比亚停火协议的破裂。伊朗成为“大流行”的主要受害者，但华盛顿并未因此缓和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没有。“大流行”无法促使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OPEC+谈判”中相互妥协，也就无法阻止油价暴跌及随后的金融市场恐慌。在每一种情况下，各方为了追求政治、经济或其他本群体的利益，都把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到了次要地位。

不仅如此，“大流行”甚至被视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中巩固乃至扩大权势地位的机会。美国贸易部长威尔伯·路易斯·罗斯（wilbur louis ross）就曾乐观地表示，新冠疫情的爆发“将使就业机会加速返回北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断言，“大流行”将标志着全球制造业“中国时代”的结束，美国在经济对抗北京方面取得最终胜利。当然，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也成为西方政治评论员们批评威权制度以及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个由头。

在过去几周里，美国官员从不忘记说这是一个“中国”（或“武汉”）病毒。反过来，中国官员认为，这种病毒可能是去年10月在武汉参加世界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中国的。

总之，在疫情爆发四个月后，这个世界仍在习惯性地为了一些短期分歧、小自尊和战术上的输赢争吵不休。人们没有把疫情看作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要消除的全球性“bug”,而是把它当成一种“feature”,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遏制对手和对手的利益。借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名言，现代政治家很可能会说：“疫情管疫情，战争仍要进行”。

然而，这一切都是那些无原则的政客、贪婪的军工公司和不负责任的金融财团的错吗？不幸的是，并不是这样。

这场大瘟疫揭露了人类的一些不那么好的本性，这不仅是在抽象的“他们”中存在，而且也在具体的“我们”中存在。事实上，那些政客、企业和银行不负责任、无原则、短视所达到的程度，也正是现在社会所达到的程度。

“你今天死，我明天死”？

人类的意识（或更确切地说，潜意识）倾向于拒绝消极的情况，尤其不愿把这些消极的场景与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联系起来，这在几代人以来一直生活在和平和个人安全有保障的国家和大陆尤其如此。

因此，在流行病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人们表现得漫不经心，不愿意听从当局的建议，就像阿尔伯特·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所写的：“他们还在做生意，准备旅行，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怎么能相信瘟疫会改变未来、旅行和争吵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只要自然灾害存在，就没有人会自由。

专家里也有大批幼稚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呼吁不要戏剧化。他们说，新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与每天死于结核病的人数相当；提醒你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是普通流感也比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多得多；举例说在美国，每天有超过100人死于车祸，但美国没有人会因此禁止汽车。

事实上，当普通人最终被迫面对问题的真实规模时，他们往往不比愤世嫉俗和自私的政客做得更好。当然，大流行之下也有不少人类团结、公民社会活动和真正英雄主义的例子，但我们看到：

在意大利南部相对繁荣的地区，焦躁不安的公众不愿接受来自该国北部的难民，这种不情愿甚至导致道路关闭和火车站关闭；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当地居民向搭载从武汉撤离的同胞的公共汽车投掷石块；由于担心病毒在非洲大陆的传播，许多非洲国家公众对滞留武汉的同胞的求助充耳不闻。在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将疑似的病毒携带者安置在军事基地。在同样的公众压力下，日本、菲律宾、台湾地区和泰国的港口先后拒绝Westerdam游轮停靠，尽管船上没有一人感染病毒。

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疫情或自然灾害中，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在危机之前生存条件就最糟糕的社会、经济、种族和宗教群体。这些群体最容易受到传统社会联系中断、高质量医疗服务不足、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的威胁。灾难所造成的后果的主要责任也往往归于这些群体，1348-1351年欧洲著名的黑死病期间对犹太人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

社会和文化的极化在极端条件下会加速发展，使应对共同威胁所需要的社会团结变得更为困难。

把这一规律用于国际层面，可以说，在全球瘟疫大流行的情况下，最脆弱的国家将是那些效率最低、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病毒袭击富裕的欧洲或高效管理的中国是一回事，但如果是袭击阿富汗、叙利亚伊德利布、南苏丹或加沙那就另当别论了。在基础设施完全被摧毁、政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武装暴力不断的地区，流行病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难以想象。

不难想见的是，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将如何利用这种情况来巩固他们的地位。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显然是一种“feature”,而不是一个“bug”,它是额外的机会，而不是新的威胁。在欧洲，瘟疫强化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右翼政党关闭边境、停止国际移民的论调和立场。

对大众媒体和自媒体而言，大流行正成为无休止的投机、恶意宣传和虚假信息的来源，阴谋论大行其道——病毒被宣布为秘密实验室的产物，或是来自华盛顿、北京、耶路撒冷甚至莫斯科强大黑暗势力的邪恶计划。人们对流行病的恐惧滋生着黑暗的本能——任何民族意识的心底必然存在黑暗的本能。对各种“恐怖”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供给——各种阴谋论者的拙劣作品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就像过去流行的肥皂、盐和火柴一样。

瘟疫“不是在马桶里，而是在脑袋里……”

今天，人类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无论是流行病、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难——总体上都在下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排他性的系统性培养、对排外情绪的含蓄或明显的鼓励、对国际法的傲慢漠视，以及对战略利益、战术利益的排他性优先权——这些都是我们近年来看到的全球政治特征。

就在几十年前，国际合作的意愿要高得多。当“禽流感”在本世纪初爆发时，美国流行病学家立即帮助他们的中国同行识别了宿主病毒（H5N1），抑制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感染这种病毒的死亡率高达60%，但那次疫情只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在那时，美国对与中国的科学合作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不可妥协的地缘政治对手。同样，在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各国流行病学专家联手抗疫，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应对了这种危险的传染病。

但这一次的新冠大流行却显示了国际组织的软弱和脆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有多少人相信世卫组织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全球对抗冠状病毒总指挥部？从它所提供的资源来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该组织在应对危险疾病方面的非凡经验是毋庸置疑的——如消除天花、防治疟疾和小儿麻痹症等，但它的总预算不超过美国一家大型医院，这也是事实。

人们不再相信国际组织，不再把它们视为对抗流行病和其他威胁的可靠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目前对新冠疫情最重要的决定也是在各国首都做出的，而不是在布鲁塞尔。一国之内，社会公众也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怀疑他们掩盖了大流行的真正规模，也怀疑他们利用大流行来达到狭隘的政治目的。就政府而言，它们相互也不信任，不仅不相信潜在的对手和竞争者，而且对盟友和伙伴也不信任。最终形成了互不信任的循环，而这是所有流行病的理想营养来源。

预计今年11月在利雅得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将主要关注即将到来的衰退、全球金融体系的新挑战和新冠病毒问题。 但是，非得等到11月吗？在此之前，我们就只能“各个国家”各自防治大流行吗？我们是否应该只是寄希望于在未来几个月会出现一种神奇的疫苗，或是冠状病毒在炎热的夏季停止传播？我们不应该召开紧急G20峰会来讨论当前的流行病吗？

显然，如果没有公众持续和有力的压力，政府就不会准备好集体行动，就会继续将冠状病毒视为全球政治的一个“feature”,而不是“bug”。但这必然会导致现代人退化，并最终灭亡——不仅包括政府、公司、银行等抽象的“他们”，也包括具体的“我们”；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是十年或五十年后；如果不是冠状病毒，那就是气候变化或全球核战争。

所以，人类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信号，才能最终激发出任何物种都应该具有的自我保护本能呢？

-----

作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俄文版2020年3月15日刊发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中文版经作者授权，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编译完成，在“澎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