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年,我卸载了微博和朋友圈”
原创 书单君 书单
你有过这种体会吗?看网上的很多消息,越看越心累,心里堵得很。层出不穷的灾难、“反转再反转”的新闻、突破人类底线的悲剧……尤其是进入2020年,书单君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删除了微博,卸载了朋友圈,就是因为每天看到那些新闻就心情抑郁。
据美国《科技时报》报道,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患包括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问题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出60%。
“我很同情他们(受害者),但仔细想想,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认识。这些事让我心情低落,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其中一个朋友曾这样说道。
初听觉得冷漠,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有过被各种坏消息搞得异常沮丧的时候。我们的同情似乎太微弱、太渺小了。
“同情”是一种移情作用,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情感。将他人的遭遇移情到自己身上,从而产生出感同身受的共鸣与理解,这便是同情的含义。
没有同情心的人是可怕的,这意味着他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做事容易没有底线。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同情心,那更是可怕。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到事情一盘散沙,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无法长久。
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包围在全世界的信息资讯中,即使是远在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其中的细节,仿佛身临其境。
比如入室杀人,女性被性侵,医生被砍伤,非法移民惨死集装箱,哪里又出现了恐怖袭击,飞机失事......类似的新闻永无止境。
最近,书单君正在看《无处安放的同情》,作者是德国学者汉宁·里德。他专门论述了关于这个时代由同情引发的道德危机。
我们的同情真的用对地方了吗?或许,这个问题真的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了。同情与责任网络社会中,有种奇怪的现象:
有人在网上评论某些事时,慷慨激昂,占领道德高地;可现实中,却非常冷漠。
在开心麻花上过春晚的小品《扶不扶》中,有这样的一幕:见到老人摔倒没人扶,过路人迅速拿出手机拍照,号称要在网上谴责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然后就留下倒地不起的老人离开了。
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不愿对身边的不幸伸出援手。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渠道,更应该警惕成为“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键盘侠。其实,这样的现象,早在几百年前就引起了作家和哲学家们的讨论。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某个伦敦人,得知了发生在中国的一场严重的大地震,他首先感到震动,不久后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就回归如常了。
这简直就是当今网民的写照。许多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过一段时间,还有几个人真正记得呢?
作者里德通过亚当·斯密写下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同时代人的警示:看似高尚的同情心,如果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就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而已。
对此,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批判更为激烈,他直接质疑了现代文明塑造的“博爱”这一理念。卢梭认为,随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意味着人的原初天性被人工替代物所取代,人们必须服从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规则。“博爱”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主义精神要让博爱覆盖世上所有人,要求人们对远方发生的灾难不能无动于衷,否则就是冷漠。可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偏向于从书本中获得爱的教育,却不是从生活中。
这样就导致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世界主义者在远方寻找的,正是他不愿承担的、身边的义务。人们乐于爱远方身处不幸中的人,为的是免去爱他们的邻居。
这无疑是一种警示:在大众媒介如此深入生活的当下,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卢梭所谓的“世界主义者”。我们从小通过学习,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人,必须要讲道德,要有同情心。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来承担道德责任,而对远方的不幸的同情正好成为了一个渠道。
于是,我们在履行远方的同情时,承担的道德义务却微不足道,通过这样的置换,就将较高的道德要求与微不足道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了一起——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履行道德责任,要困难得多。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会出现“键盘侠”——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而在网上占据道德高点发表“个人正义感”和“个人评论”的这种人群了。总而言之,我们的同情不应该变成满足自我道德感的工具。否则,一个人人都讲道德、讲文明的社会,反而是危险的。
卢梭就很警惕对“文明“的笃信与对普世人性的盲目乐观,并暗示毁灭的种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高歌猛进之中。
“同情”之恶如果说对远方不幸的同情,很容易转化为自我满足的工具的话,更危险的则是以“道德”为名作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尼科夫是一名穷困潦倒的大学生。他无意中在小酒馆里听到有人谈论放债婆阿廖娜,说后者贪得无厌,死不足惜。
“让我讲给你听,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把她的钱抢走。我向你保证,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酒馆里的这番话正好说出了这位大学生的心声,杀死放债婆的念头其实已经在他心中盘旋多时了。他是怎么想的呢?书中有言:
“从一方面说,那个老太婆又愚蠢、又无用,微不足道、心狠手辣、衰老多病,不但对谁都没有用,相反,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毁灭掉,这种情况何止千千万万,简直到处都有!那老太婆那笔预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可以举办和实现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创举!”
拉斯尼科夫将“杀死放债婆”与“为人类造福”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给自己的罪行找到了完美借口,通过一桩他自认为是善举的谋杀,获得了他的“行善”资本。
“杀人”原本是罪恶,但经过一番巧妙的内心辩解,倒成了正义。这便是披着“博爱”精神色彩的罪行。
里德在书中如此分析道:世上所有人都应该受益于善行、善举……谋杀通过开辟一条将“人性”具体化了的途径,获得了它的正当性。罪恶……对整体来说倒是好事。
这里,对整个人类的“同情”赋予了谋杀以正当性。一旦这类思想流传开来,所有人都可以以“为大多数人好”的名义做任何事情,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
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希特勒。
当时,由于“一战”战败,德国陷入低谷。希特勒站出来鼓动大家,称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是扰乱国家的危险分子,只要消灭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德国就能迎来繁荣富强。
在狂热的民众推波助澜之下,希特勒获得了救世主般的光环,被德国人当成神一样去崇拜。可事实证明,他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别以为这种事离我们很远,当我们成为“少数人”的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相守相望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一方面,我们对远方不幸的同情,极有可能成为满足道德优越感的工具,甚至还有可能不知不觉中为罪恶开辟通道。
另一方面,完全放弃对他人不幸的同情,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岁月静好”,显然会使社会更加冷漠,也不可取。
这种“无处安放的同情”如今在整个世界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正确”,越来越引发了大量争议与质疑——明明是为了少数群体的“同情”与关照,却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国家、文化发展的活力,甚至演化成另一种专制的力量。
作为个人,我们没有能力给出解决方法,但我们的“同情”依然有用武之地。
那就是:我们要活在“人之中”。
什么意思呢?卢梭在他的作品中说了一句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做到的方法:“关键的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卢梭曾在《爱弥儿》中进一步写道:
“人啊,为人要仁慈,这是你们的头一个天职:对任何身份、任何年龄的人,只要他不异于人类,你们对他都要仁慈。……我们要在具体的人群中去寻找‘人’……”
他所指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也就是你生活中真真切切接触到的人。
人性,只能在业已给定的事物之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到一个想象的或者未来的秩序去纸上谈兵。
如此一来,《罪与罚》的人性考验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跟所有谋杀一般,杀死放债婆依然是无耻的行径,不论凶手编造了多么高尚的借口来修饰。
这意味着,我们的“同情”应该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是否会对一个摔倒的老人伸出援手?疫情中,我们能否做到不歧视身边的武汉人?哪怕是陌生人,当他们求助时,我们在能力范围内,能否去尽力帮助?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对身边的人保持一颗“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对他们不冷漠,不自私,那就已经履行了生而为人的美德。
把个人的事、身边的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否则一切都是妄言。
✎✎✎
李诞曾在2019年底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他写道:
2019年我最重要的体会,是一定要想办法在自己周围建立守望相助,所谓Neighborhood Watch 。
这一年我几乎每周都在家里组织聚会,也经常在街边跟朋友聊天,跟陌生人喝酒。
我提供所有能给的帮助给身边人,也不害怕向他们索取爱。
互联网的诞生,本意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很多时候“拿着手机更多体会到的只有情绪快速转,转到麻。屏幕一黑,首先涌起的往往是空虚。”
网络似乎并未将人心链接起来,反而更疏离了。我们忘记了自己需要“邻人”,需要身边的人,去建立切切实实的联系。毕竟,我们置身于生活之中,置身于人之中。
“我们不应该害怕爱别人,不应该害怕被别人爱,不应该害怕说出来。”
这样,我们的心才能真正得到安放。
主笔 | 阿唐 编辑 | 黑羊图源 |《罪与罚》
END
原标题:《“2020年,我卸载了微博和朋友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