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智库丨从疫情应急看科技决策支撑体系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若要临危决断，需要优化我国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制、强化咨政建言人才建设。

一、重大突发事件下应急科技决策支撑需求十分迫切

自新冠病毒暴发以来，在传播机理、潜在宿主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民众焦虑恐慌心理双重加持下，我国科技决策支撑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与常态化咨政建言相比，应急条件下动员机制和研究模式面临时效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诸多挑战。

一是对重大突发事件高度敏感，确保实现战时快速响应。鉴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风险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以及疫情发展瞬息万变，相关研究机构必须敏锐把握诸如0号病例、早期人传人等苗头性事件，进行一系列假想性、储备性、预判性研究，力争做到早发现、早跟踪、早研究、早建议的“关口前移”。

同时，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要充分考量已有科技手段在药品研发、物资生产、运输调度过程中的应用可能，前瞻研究应急科技政策及项目计划，为决策者赢得宝贵时间。

二是全面客观评估多维风险，兼顾短期应急需求和长期科学计划之间的平衡。应急科技决策支撑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考虑欠妥，都可能影响决策实施效果。以COVID-19疫苗应急攻关项目为例，其背后不仅凝聚着生物医药专家心血，也必须综合社会伦理、法律法规、市场应用等多方意见，确保从项目实施到临床应用全链条畅通。应急科技决策研究切忌急于求成的短视效应，而需充分考虑救火式、临时性科技应对与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加快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程。

三是坚持求真务实对策研究，提高各项政策实操性和可落地性。相比于常态化宏观科技政策，重大突发事件下科技活动目标更加细致明确，这就要求背后支撑体系跳出传统“经院式”纯理论研究模式，紧密结合已有技术水平及要素基础，提出贴民意、接地气、可操作的对策建议。相关研究机构当务之急是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生活保障等每项任务进一步分解细化，切实研究如何运用科技手段助力基层社区、生产一线打通“微循环”，避免相关决策成为一纸空文。

得益于“一案三制”（ 编注：一案”是指制订修订应急预案；“三制”是指建立健全应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疫情期间，国研中心、中国疾控中心、清华大学等智库及科研机构纷纷响应，第一时间围绕疫苗及药物研发、物资保障、复工复产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为下一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呈现出诸多亮点。

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及制度优势解决了应急科技决策支撑的后顾之忧。

正是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应急条件下的科技专家可以充分基于我国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大国红利，不再有执行难、推动慢、组织不力的顾虑，从而提出最为强有力的对策建议。

另一方面，基于权威专家经验与信息数据分析的双引擎大大提高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在疫期应急科技决策过程中，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研团队、不少具有抗击2003年SARS经历的专家型官员均表现出极强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和临场应变能力。特别是果断将潜在特效药瑞德西韦跳过第II期而直接用于III期临床试验，体现出我国应急科技决策不拘泥于常规化、程序化的研究逻辑，能够将经验判断和实战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基于大数据高通量筛选平台、新型化合物分子库、实时计算网络对随时变化的防控数据案例进行精准搜集整理和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辅助科技决策作用凸显，由此帮助支撑研究人员降低主观判断风险，保障了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我国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应急科技支撑研究在人才建设、组织协调、配套保障等方面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难以满足从中央到地方决策需求。

组织协调之困：前线应急指挥与科技决策支撑协同作战能力有待提高。政府部门临危决策依赖于背后智库及科研机构权威信息，而应急条件下支撑研究体系能力提升又离不开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的精准反馈，但实际工作中这两者之间沟通渠道不畅、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究其原因：

第一，常态化政府部门和支撑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多以委托任务进行，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机制，相互了解和信任度不够。疫情之下科技决策直击国家稳定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问题，政府部门面临承担决策失误的行政问责风险，采纳何种咨询建议、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往往成为矛盾焦点。

第二，由于重大传染病防控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本应处于幕后的专家学者通常需要成为政府代言人，而这种支撑研究体系与政府部门角色错位不利于政策落地实施。特别是在民众急迫心理状态和巨大舆论压力下，专家言论难以转化为行政指令和政策文件，对于应急科技活动的约束性、强制性也将大打折扣。

第三，我国宏观层面智力资源丰富，但基层决策支撑力量严重不足，呈现自上而下“倒三角”特点，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县一级科技赋能产能扩张、复工复产基本依靠企业自发行为和从上至下的政府行政指令，特色化、专业化、区域化的咨政建言需求难以满足。

配套保障之痛：“九龙治水、各自为战”模式难以形成应急支撑研究合力。

一是我国新型信息技术辅助决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缓慢。虽然目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临床特效药试验数据、战略物资保障储备等综合型信息平台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涉及到智能化、网络化的统计监测、分析决策需求，相关数据在匹配性、精准性、实用性方面尚有较大差距。

二是重大突发事件下研究布局缺乏统筹规划。在官办背景下，以部委附属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智库角色定位不够明确，信息渠道沟通不畅，特别是临床病例、物资采储、物流运输等数据信息在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玻璃门依然存在。鉴于国家层面科技决策研究支撑的领导机制尚不健全，各类智库闭门造车模式致使研究内容“碎片化”“重复化”。

三是应急科技决策研究成果评估机制亟待完善。不同于专利、论文等量化考核指标，政策研究成果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时需要长期验证才能评判。目前，我国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没有通过事后奖励评价手段对专家队伍构成、重大课题设置、研究进程安排等进行及时调整，不利于相关研究机构整体能力提升。

人才建设之殇：权威应急专家（组）储备不足成为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当前，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科学高效处理对于高层次、专业性、复合型人才要求极高，此次新冠肺炎应急研究过程中暴露出我国相关人才储备捉襟见肘。

一是我国应急专家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当前，国家层面权威应急专家组主要由具有医疗卫生、生物医学等背景的学者型、技术型专家组成，而能够参与应急科技决策支撑的政策法律、财政金融、国际政治、公共安全研究人员却是凤毛麟角。这就导致相关科技政策制定难以从应急技术层面向关键环节管控转变，缺乏对涉及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连锁反应的系统评估，造成相关科技活动救急特点突出而系统性考虑不足。

二是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专业研究机构建设滞后。虽然我国已成立中科院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等多家机构，但学术化、理论化程度偏重，对信息技术、知识工具、情报网络的运用不够熟练，不利于实战型人才培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科技战“疫”咨政建言主体主要来自官办智库及研究机构，决策附庸情况普遍。由于研究人员难以超越部门视野和领导意志，缺乏主动开展独立性、主动性、全景式研究且具有战略眼光的应急科技决策支撑团队。

三、若干思考

强化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根据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及智库的特色专长，进行分类引导定位，构建情报搜集、项目布局、政策制定、第三方评估的全链条、多维度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发展格局。一方面，针对战争、自然灾害、卫生公共事件等不同情况，建立国家层面应急科技决策支撑研究领导小组机制，赋予特定研究机构战时权限，由政府部门以及技术专家、情报专家、管理专家等共同组建应急科技决策支撑组，统筹全国智力资源开展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应急科技决策研究成果评估机制，强化对应急处置、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评价，深化对研究人员职称职务、考核奖励机制改革。根据国际突发重大事件及时调整研究方向，降低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与其他智库的同质化竞争，开展网络化、全覆盖、立体式精准研究。

加快产教融合型应急科技政策研究人才培养。遵循专常兼备、平战结合原则，充分发挥我国人才众多资源优势，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专家队伍。

一方面，立足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原则，逐步整合相关人才、资金和信息资源，辅以相关行政职能成立专业化应急科技研究机构，有针对性、有操作性、有时效性地提供战略对策建议。联合政府、企业及金融机构，强化应急实训基地、战时科研实验中心建设，加快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综合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设立阶段性、接续性、针对性的应急科技研究人才培养计划，将其纳入未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快应急科技政策研究理论体系建设及模式创新，以“小核心、大网络”模式实现分工研究和集中研讨相结合，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度交叉融合，确保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储备性和可操作性。

运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平台提高科技决策研究水平。智能化、数字化是未来应急科技决策支撑体系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向，而包括数据中心、资料库在内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平台是咨政建言的战略支撑。

一是打破行政边界，建立重大突发事件条件下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将分散独立的数据信息统一接入大数据开放平台，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二是构建一体化全覆盖的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实现重大风险隐患在线监测，对苗头性、趋势性、敏感性信息进行智能化分析评判，提高辅助决策研究水平。

三是坚定不移推进国际化战略，以全球视野支持我国科研机构主动参与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科技研究，与国外智库、高校和国际组织加强交流并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获取相关一手数据资料，同时为我国今后处理类似事件争取国际力量支持奠定基础。

（本文作者王凡、曹方、何颖来自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