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电商时代女性创富和家庭决策变革

过去十年，互联网经济给予从业者弹性的工作方式，但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边界，令工作强度无形增加。对于那些搭上电商经济的快车，在较短时间内创业成功、实现经济自由的创业女性，她们经济收入的提高，能否将她们从工作与家庭冲突中解放出来？

我们长期跟踪了生活在广州的15名创业女性，她们的年龄在26-49岁，经营的行业涉及医药、服装、珠宝、艺术品、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餐饮、快捷酒店、保险、教育、咨询、新媒体内容提供等。以下的故事是从浩瀚的访谈资料中抽取的“特别的”故事，希望可以折射出一幅时代的新图景。

“稀里糊涂就赚了钱，赚了钱反而有更大的危机感”

借助淘宝电商发财的代表是Miu Miu和猫爷。Miu Miu上大专时就北京路夜市摆地摊。后来还在北京路租了一个档口卖衣服。契机出现在2008年。Miu Miu从同行口里听说了“淘宝店铺”后决定也尝试，但是她不懂网店设计，就喊上了在深圳做文员、爱拍照爱上网的闺蜜猫爷一起创业。

2014年是生意的顶峰期，“每天就是哗哗哗数钱”。线上线下才十几个人的规模，一年的营业额却超过5000万，毛利润达1000万。

自从2014年后，尽管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奇迹没能再现。2019年，她们基本放弃了“奇迹再现”的挣扎，更加注重公司的优化管理，以及她们个人与家庭关系的调整。

她们的“暴富”经历代表了电商时代“风口”所寓意的机会产出。 “风口”之前，她们已经有本行业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又被她们精心地移植到电商平台，辛苦劳作、不眠不休、几乎24小时在线，才有了“暴富”，可以说是先发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是平台经济的红利。她们觉得惊喜又意外，自己“很幸运”，并不像男性创业成功会刻意强调自己的“眼光”和“奋斗”。

“生孩子，是一个分水岭”

在我们长期跟踪的15人里面有11位女性都做了母亲。生育成为家庭关系的一道分水岭。生育孩子以前，“两个人做什么都很自由，像谈恋爱时一样”；生育孩子以后，“事业-家庭两边被挤压”。虽然有孩子的家庭都雇佣了全职保姆，有的还有祖辈帮忙照看。但和孩子的情感交流，以及对亲子关系和孩童发育有明显促进作用的事务，比如亲子活动、课外班、外出旅游等，这些是“高质量”的家庭工作，还是需要她们。

有了两个孩子以后，MiuMiu发现丈夫总想让她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总觉得她做的还不够多。但是MiuMiu已将工作做了很大的调整，有了孩子后，MiuMiu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这令她非常痛苦煎熬。他们不断地争吵，谁也不肯让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来MiuMiu积极参加各种聚会，上心理辅导班，去国外游学，又和其他几位研究参加者一起搞了好几次亲子海外游。丈夫逐渐改变了态度，夫妻关系得以缓和。2019年底，MiuMiu说不再想离婚的事了，虽然日子没有激情但还是有一种“安全感”，可以过得下去。

阳子被公推为“最劲女人”，她是15个人里面唯一生了3个孩子的，孩子的年龄在3岁至6岁之间，这还不算“最劲”。她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她一手打造了一个罕见的庞大的家庭：除了她和丈夫、孩子这个核心家庭，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都和他们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家里还住着3个保姆，一名厨师，一个司机。更厉害的是，家里这么多人，吃穿用都由阳子负责采买，同时，她还经营着自己的快捷酒店。在酒店装修的那半年里，她是工地上唯一的女性，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即便如此也没妨碍她照顾家庭。

阳子掌控这个大家庭的诀窍主要有三：第一，她是做房地产出身，早早在广州郊区买了一栋五层的楼。这样的居住条件，1000多平方米的单体独栋电梯楼，听起来不具有可效仿性，好像印证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就不是问题”。实际上，其他女性里也有人有实力买这样远郊、开发时间比较早的别墅型住宅的，但是她们都觉得自己驾驭不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即便分层居住还是会有很多麻烦，这就是她们佩服阳子的地方。

阳子是做财务出身的，牢牢控制家庭经济大权，包括丈夫的股票、薪水和分红，同时，仍有精力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消费采购——全部采用网购的形式；阳子在家里设置了很多切实可行的规矩，成为绝对的一家之主，不管老人、配偶、家庭服务人员、包括孩子，都清楚这些规矩，绝不逾越。

“不花他的钱，我还不能说了算”

贝贝想卖掉眼下所住的单元楼，在新兴的市中心购买江边豪宅，以匹配自己飙升的经济能力与生活方式规划，但是她遇到了丈夫强烈的反对。贝贝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微商品牌以来，收入就超过了丈夫，家里一切开销都由贝贝负责，不再用丈夫的钱。

2018年，贝贝的团队骨干扩大到近百人，收入飙升至将近丈夫的10倍。家里可以实现消费升级的地方就只剩下房子。贝贝想要卖掉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买一套市价约两千万的豪宅。但这就要丈夫也拿出他这些年的积蓄，两个人一起还贷款。没想到，丈夫坚决不同意，两个人爆发了自谈恋爱以来最大的争执，她甚至想到了离婚。

艾姐遇到的家庭矛盾听起来就比较“日常”。做教育产业的艾姐离过两次婚，现任丈夫是“配合型的”，做的一手好菜。他们各自的孩子分别上了中学、大学，“翅膀硬了”。艾姐希望和丈夫“过岁月静好的日子”，但是前一段时间丈夫把公公婆婆接到家中小住，按照惯例是住三个月就回老家，谁知公婆说老家拆迁就不回去了，意思是要在艾姐的大宅里养老。艾姐就让公婆搬出大宅去跟艾姐自己的父母住，借口是老人生活习惯相仿，住在一起热闹。公婆不情愿搬出去，丈夫的态度暧昧，只有艾姐非常坚决。四个老人才住了三天都受不了彼此，公婆就买了机票飞回老家搞拆迁去了。

谁知道回去没有几个月，公公突然去世。丈夫借口陪老母亲，一直住在老家不回广州。艾姐总是感觉老人突然去世和“投奔儿子未遂”这件事可能有点关系，愧疚感让艾姐难以承受，便转嫁到丈夫头上，觉得“是他不出头，让我做恶人。”我们最近一次和艾姐通电话是半个月以前，丈夫还没有回来，她的情绪十分低落。

工作、家庭、自我——人生如何排序

尽管女企业家们极强调自己对家庭的依恋，但她们同时抗拒牺牲精神。她们在30岁左右成为了母亲，完成了社会认为的育龄女性该做的任务，但拒绝成为孩子的附庸，并坚持将母亲和孩子都作为独立个体看待，既不因为家庭舍弃工作，也不会要求孩子成为某种特定模样以作为回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她们对于伴侣的要求也有了不一样的定义。如果说育儿是她们推脱不了的责任，至少她们可以卸下“家庭照顾者”和“家庭情感工作者”的责任，而期待伴侣可以替代这些角色，不要成为那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她们都把家庭和亲密关系当成自己的的情感支持来源，尤其是工作充满利益冲突时，“家”就是她寻求温暖和安慰的地方。但如果伴侣不认可她的事业，接纳和理解她的高成就，无法体谅她的辛劳，就会导致争吵和情感破裂。本次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找了经济成就不如自己的伴侣，所谓的“女高男低”，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定义。这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挑战。如果伴侣还固守“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话事人”这样传统的性别角色，同时又不能提供家庭照顾和情绪价值，也会激发矛盾、破坏关系。

提供情绪价值不一定要求男性情商很好，有时候，只要稍微颠覆一下性别传统，表现出“以妻子的成就为荣”，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多女性认为，自己在工作上已经殚精竭虑了，就不能再被要求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母亲。如果必须选一样，她们宁愿单身带着孩子生活，情感上的需求用自我宠溺和自我成长来满足……她们不惜时间和金钱参加各种心灵工作坊，学费可达数千至数万元。她们和上几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行驶自己对金钱的支配权，进行颜值、个人形象和个人身份的经营，让自己“放松”、“成长”。她们需要的不仅是商业上的专家指导，还需要人际关系专家、心灵成长专家、情绪疗愈专家，是一种更加“助长性的”而“非指导性”的关系，以满足她们日益增长的高阶需求，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男主外、女主内”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创业女性的生活故事有着更多的挣扎。她们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和榜样进行效仿，基本上都是自己苦苦摸索。她们感受着性别期待造成的压迫感与撕裂感，也在努力做出回应。即便如此，女性创业创富的热情持续高涨，她们利用可获得的各种资源：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经验、社会网络、机会、已获得的地位、资本等，迎难而上，争取合法性，不断因应调整，致力于把控事业、家庭和自我。她们的经历不仅是“事业成功”的鸡汤，更是带有反思性和革命性。

（作者裴谕新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本文改编自裴谕新、陈思媚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12期，题为“电商时代女性创业的性别化历程与家庭决策变革个案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