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鉴赏⑨|三月三里宜“游春”，人间犹有展生笔

今天是农历三月初三，俗语“三月三”，又称“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除了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还有郊外游春等活动。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推出的“600年故宫鉴赏”系列本期关注的即是故宫所藏的以“游春、探春”为主题的《游春图》，这是隋代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卷。它的存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知名作家、文物学者沈从文曾对这幅画作评价道：“没有这幅画，历史便少了一个环节。”

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看了展子虔的作品后，则有题诗云：“人间犹有展生笔，事物苍茫烟景寒，常恐花飞蝴蝶散，明窗一日几回看。”

《游春图》没有署款，此画传至宋徽宗时代，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6个字。至元、明以后，历朝也都有著录和题咏。《游春图》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山水画走向成熟一个最好的典范。

2017年9月，《游春图》曾与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难得一见的书画珍品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展出，展览继2015年“石渠宝笈特展”，当时曾引发了“故宫跑”现象，并很快上升为社会热点。

说到《游春图》，则不能不提向故宫博物院捐出这一名作的张伯驹先生。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曾专门撰文表示，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院一直感念于心。自199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及相关机构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念活动，以深切缅怀其高尚的品格，纪念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传奇人物。

《游春图》的创作者展子虔（生卒年不详），隋代画家，渤海（今山东省阳信）人。其历北齐、周、隋三代，在隋代任朝散大夫、账内都督。以善画人马、台阁、山水著称于世，是这一时期协调、融合南北画风最重要的画家。唐宋画史对展子虔的评价很高，如“尤擅楼阁”，人物画“可为唐画之祖”。唐代李嗣真评价其“天生纵任，亡所祖述”。  彦悰在书中对展子虔的山水画进行了高度评价：“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只千里。”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录》记载其“动笔形似，画外有情。”宋代米芾十分推崇展子虔的人物画说：“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邓椿《画继》记载：“徽宗朝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元代汤垕《画鉴》曾评述其精妙画技，称其“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展子虔的画作大多散佚，留存于世的仅有《游春图》。此图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画面以青绿重着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收藏：从宋元明清至张伯驹再到故宫

《游春图》画上无作者款印，从画上题记钤印可知，此画北宋时曾收入内府，入元为鲁国大长公主所藏，有冯子振等人题诗，明代曾入严嵩之手，《钤山堂书画记》中著录，清时经梁清标、安歧手进入宫廷收藏，是一幅屡见著录、流传有绪的名画。清王朝走向灭亡，此画随溥仪出宫被携至长春伪满洲皇宫的东楼收藏，日本投降后，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游春图》也流落东北民间。

1946年初，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开始陆续出现。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游春图》卷也落到了马霁川的手上。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马霁川得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并准备通过沪商卖给外国人后，心急火燎地找到马霁川询价，谁知马霁川开口就是800两黄金。

据张伯驹所知，马霁川在收购这幅面时所付并不多，现在却叫价800两，明显是虚高之价，根本不可能成交。自己虽也曾家财万贯，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纵然是倾家荡产，也抵不上此数。为了使《游春图》不落到洋人之手，张伯驹又急忙找到著名古文字学家于思泊，一起来到故宫博物院，报告马衡院长，建议应由院方收购此画，归国家所有，如院方经费不足，他愿意出面周转。不过马衡以院方经费不足无力收购作为回应。同时致函北平古玩商会，不准此画出境。

张伯驹更加着急，无奈之下决定个人出面赌一把。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先给卖方施加压力，使其不敢轻易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只要留在国内，便可从长计议。于是，他单枪匹马上阵了。张伯驹走遍琉璃厂古玩铺子，到处传话：“《游春图》属于国宝，此画卷万万不能出境。”很快，国宝《游春图》在个人手中待售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文化界。

马霁川万没想到《游春图》一事竟闹得满城风雨，再僵持下去恐怕于己不利，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同意由墨宝斋的掌柜马保山作为中间人出面周旋，洽谈《游春图》由张伯驹收购一事。于是，马保山接受张伯驹的邀请，到崇文门外国餐厅赴宴，商谈购买《游春图》之事。马保山被张伯驹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全力以赴玉成此事。马保山立即找到了自己的挚友、琉璃厂崇古斋老板李卓卿，在他们二人的合力疏通下，最终马霁川同意要价200两黄金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然而张伯驹又犯愁了。当时，200两黄金绝非一个小数目，对张伯驹来说已力不从心。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因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

为能尽快得到《游春图》，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思来想去，最后张伯驹决定只好忍痛出售自己位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豪宅和夫人的首饰，也仅凑了足金130多两。最后，张伯驹答应尽快想法补齐，并由马保山担保，李卓卿才亲手将展卷交给了张伯驹，至此，《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

卖掉弓弦胡同的宅院后，张伯驹一家人又搬到早年买下的一处名叫承泽园的宅院住下。尽管买下 《游春图》是艰辛备尝，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为“展春园”。就在展春园里，张伯驹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定名为《丛碧书画录》。后来，张伯驹因收藏《游春图》，而自号“春游主人”， 一直都沉浸在能购得《游春图》这一古之珍宝的喜悦之中。

张伯驹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1952 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转让给了故宫博物院。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称赞张伯驹这是难能可贵的爱国之举。

历史的尘埃虽已落地，但《游春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故宫后，这幅字画已破烂不堪，经研究，故宫博物院决定此画由杨文斌师傅负责，整个修复过程历经一年，刷了三遍胶加固颜色，用了700多条补条。《游春图》经修补后，光洁完整，焕然一新。在故宫博物院中以最好的样子重新展示给游人。

鉴赏：没有这幅画，历史便少了一个环节

“远近山川，咫尺千里”是《游春图》最大的特点，它打破了中国早期山水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传统格局。全图无处不展现着一种空间之美，人物、山水疏密安排十分得宜，树石形象虽简略，但亦非“若伸臂布指”而有了真实性。细观此图，构图壮阔沉静，设色古艳，富有典丽的装饰意味，体现出承上启下的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游春图》已具备完整的意境，这是山水画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游春图》以“游春、探春”为主题，生动地描绘出在春日里，士人们徜徉于城郊山水之间的纵情游乐情景。画面上展现出初春的宜人景色：辽阔的江面，水波荡漾，茂密的树丛，嫩芽初吐，远山笼翠，白云缭绕；堤岸迁回，曲径通幽。春游人物点缀其间，或策马，或曳杖，或乘船泛游，或伫立闲眺，均姿态各异，怡然自得。所画四马，依次前行，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低首紧追，生动有趣，为静穆的山水平添蓬勃生气。所画的景物，比例适当，布局得体，轻屯有致。表现了空间的深度，使人游日骋怀，如临其境。展子虔在《游春图》艺术表现上的特色，证实了唐代僧彦悰“触物为情，备皆妙绝”、“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和张彦远：“动笔形似，画外有情”的评论。所以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看了展子虔的作品后，题诗道：“人间犹有展生笔，事物苍茫烟景寒，常恐花飞蝴蝶散，明窗一日几回看。”

在艺术技巧、作法上，《游卷图》具有早期青绿山水画特点：“山树石皆空勾无皴，惟以色渲染。”“其山水重着青绿，山脚则用泥金，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写干，以水沈靛横点叶；大树则多勾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苔绿沈点，松身界两笔，直以赭石填染，而不作松鳞。人物直用粉点成后，加重色于上分衣折。船屋亦然。”画风属工整细致一类，颇具装饰美感，运笔已有轻重变化的韵致，细审之下则又见“似精而笔实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此殆始开青绿山水之源”。

青绿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发展上，是出现最早的一种形式。至唐朝已臻成熟，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金碧青绿山水为其代表，由目前标在李氏父子名下的传世作品《江帆楼阁图》、《明皇幸蜀图》、《春山行旅图》等来看，已是“巧以饰拙，工以致精，细以表微”，艺术技巧显然比《游春图》更趋于成熟，然而其勾填作法，装饰风格的发展脉络却是清晰可辨的。元朝书画鉴赏家汤垕确认“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并视展子虔画“可为唐画之祖”，此论不为无据，明清评论家如詹景风、张丑、安歧等亦有相同的观点，指出展子虔《游春图》的艺术成就在青绿山水形式的发展上具有开派之功的重要意义。

作为现存最早、以自然为描绘主体的作品，《游春图》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特征，具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景，作为思想朴素的早期画家，展子虔通过《游春图》流露的写实意愿十分明显，这一点与宋元时代文人画家一味强调绘画的主观性、“聊写胸中逸气”的主张迥然有异，他受到一种景象乃至一段具体体验的感染，并努力将其尽量真实地描绘出来，例如柔和的微风通过泛起涟漪的水纹而得以表现，春天的季节感通过台地上的石绿及用粉彩点染的繁花而确定下来。展子虔的“彩色山水”包含了后世所谓“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种表现形式，但两种特征都不特别鲜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他所处时代写实意图与表现手法尚未达到统一的困惑。

明代董其昌曾把《游春图》视为“世所罕见”的墨宝。知名作家、文物学者沈从文曾对这幅画作评价道：“这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没有这幅画，历史便少了一个环节。”

然而，历史上对这幅作品是否出于展子虔之手，仍持有争议。有唐中叶说、有疑北宋摹本，张伯驹则保留其为展子虔原作的观点。沈从文在上世纪40年代曾经在半年中有机会观摩此画8次，然后撰文指出其中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姿等等与隋代人习俗不符。更重要的是，既然此画有宋徽宗题字，并认定为展子虔的作品，而在宋徽宗授意编撰的《宣和画谱》中，并未记载这幅《游春图》。由此看来，对《游春图》的存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