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强市场｜促消费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

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1-2月份经济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2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3.7%），其中餐饮名义收入同比下降43.1%，汽车类名义收入同比下降30.7%，下降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尽管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下降主要源自新冠疫情，但主要指标的大幅下滑还是给全年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稳定增长和就业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稳增长首先需要稳消费。2013年以来，中国居民实际消费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这一增长率低于2013年以前，在外需疲软、经济下行的宏观背景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稳定在60%左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上升以及消费率（消费/GDP）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导致的，而不是来自消费增长率的上升。换句话说，是投资和净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导致了消费比重的“相对”上升。因此，尽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但对消费的形势不宜过度乐观，特别地，2018年以来，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疲软，出现多年未现的负增长，消费形势更为严峻，稳消费任务依然艰巨。

一、稳消费能促增长吗？

消费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在常用的经济周期分析框架中，大家都习惯用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经济增长，在这个简单的框架下，消费本身就是增长的一部分，消费上升直接就会带来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简单分析思路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对于一个家庭和国家而言，给定时点上的总收入是不变的，如果消费上升了，储蓄就下降了，储蓄下降意味着投资降低，而投资和储蓄下降又会抑制经济增长，消费和储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于应该从消费还是投资着手提振宏观经济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储蓄率过高，因此应该通过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投资才能提高生产率，在长期和短期都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消费在短期内变化较小，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长期内则会降低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从学理来说，第二种观点更能站得住脚，从实践上看，投资往往也见效更快，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政府往往会更多依赖投资以稳定经济增长。

那么，长期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投资能够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投资回报率不下降，如果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不仅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还会降低投资意愿，投资本身也不可持续。保持投资回报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持续的技术进步，二是不断拓展的市场规模。在2001年加入WTO以来，国际市场的不断拓展为稳定我国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外部需求开始下滑，市场规模扩张越来越难，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随之大幅下降，投资意愿下滑，经济增长率降低。

目前，新冠疫情在海外尚未完全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外部需求遭遇雪上加霜，一时难以恢复。在此背景下，扩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不是简单地体现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提升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经济供给侧的影响，消费不足将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下滑，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对稳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二、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低？

促消费和扩大内需政策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为稳定经济增长，政府就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免税等。遗憾的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在2000年之后一路下行，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08年35.4%。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消费率有所回升，但2018年的居民消费率也仅为38.7%，远低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比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最低点还要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居民消费率最低点出现在1970年附近，为48.2%，韩国居民消费率最低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为49.3%，都比中国2018年的居民消费率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理解这个问题是合理制定政策的前提。很多研究者基于标准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不足给出了解释。比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年轻人储蓄率高于老年人，金融危机前中国年轻人比例较高（人口红利）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更高；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难以从金融市场贷款是居民提高储蓄的原因，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居民不得不更多储蓄……。这些基于标准消费理论的解释，往往难以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在2000年之后却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第二，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高？

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不能简单沿用标准消费理论来解释，它是由中国经济特有的经济转型特征所决定。直观地讲，居民不愿意消费，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没钱消费，二是有钱不愿意消费。

第一个原因涉及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第二个原因涉及居民储蓄率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从居民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特征，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始终处于低位。201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51.8%，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在此先按下不表。

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消费意愿低，即给定收入前提下更不愿意消费，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意愿这么低？这其中也有多种原因，仅举一例以说明。对普通家庭而言，压低消费、提高储蓄主要是为了应对买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支出。这些因素，粗看起来都是需求侧的因素，是因为居民个人需求造成的储蓄率上升。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都会面临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问题，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会造成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细致分析可以看出，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优质资源稀缺导致竞争加剧，价格上升，家庭间形成了“竞争性储蓄”。换言之，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并不是由需求侧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供给不足导致的，就需求论需求无法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

三、促消费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

中国消费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居民消费率低在很大程度上与供给侧有关，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问题。可以看些更直接的例子，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大量家庭在海外代购奶粉，不是因为中国居民对奶粉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中国奶粉市场安全隐患始终存在。更有趣的是，很多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却低于国内，导致很多家庭从海外重新买回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类似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说明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不能简单从需求侧入手，而要在供给侧下功夫。

近期，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相比之前的促消费政策，该“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所有政策落脚点都是供给侧，把提升供给能力作为政策核心，在消费问题上落实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居民消费而言，近期还有另外一个制度变革值得关注——“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该“决定”对大城市土地供给将产生长期影响，土地供给是住房价格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对中国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一日之功，其影响在短期内不容易凸显，但是，消费本身就是长期问题，需要用长期方式才能解决。

（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