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如何维持巨额的战争开支？敛财手段冠绝古今

编者按：《不是东西》是青年学者刘勃的历史随笔集，文章大多曾发表于《国家人文历史》和《读库》，深受读者喜爱。“不是东西”，是对文化决定论的调侃。不论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根植于非常具体的历史事实，迷恋传统或狂信西方，都是腾腾虚火，本书是泼过去的一瓢冷水。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最重要的权力，还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 好不容易到了建元六年（前135），这个老太太终于死了。汉武帝才算 去了头顶一座大山。

这个时候，汉武帝觉得自己很有钱，当然他还很想花钱。

烧钱的时代

汉武帝觉得自己有钱一点也不奇怪。《史记·平准书》里有一段 被反复引用的话：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 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致腐 烂不能食用。

这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的财政储备。与其把这些钱粮储备败在 国库里锈掉烂掉，不如干脆花掉吃掉。

要花钱更是顺理成章。一个年纪轻轻而雄心勃勃的皇帝，要有 所作为，是必然的。何况有些事，也没法不做。

比如对匈奴开战。汉初的和亲政策，收效其实不大。匈奴并不 因为娶了汉朝的公主，收了汉朝大量礼物就放弃对汉朝的攻击劫掠。 传统史书往往把这件事归结为匈奴的毫无信义，现代掌握更多社会 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则指出，匈奴人其实别无选择，因为游牧经济脆 弱到不能自给自足的地步，稍有自然灾害，匈奴不打劫汉朝就无以为 生。总而言之，对大汉王朝而言，要想北边安宁，除了把匈奴彻底击 溃别无选择。

比如治河救灾。汉武帝刚对匈奴开战不久，就发生了黄河大改道的可怕事件。巨大的决口，汉武帝派名臣汲黯和郑当时率领十万 劳工都没有能够堵上。后来汉武帝又亲临水灾现场，让将军以下的臣 子、侍从都背着柴草去塞决口，还作诗留念。有一个亲历此事的小官 因此感慨至深，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写了一篇关于治河的文章。这也就 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这个决口存在了二十多年，它就像一只 吞金兽的巨口，为了让它闭嘴，二十年来朝廷不知道投入了多少钱。

比如汉武帝时代几乎在向所有的方位开拓。

南方和东南：有南越、闽越和东瓯，这是当年秦始皇曾纳入版 图的地方，现在于汉朝而言却是“外诸侯”，也就是附庸国的地位， 这当然不能容忍。

西南地区有夜郎国，那里的国王能问出“ 汉孰与我大？”的问题

来，虽然属于拎不清，但其国土相当可观，也就不奇怪了；今天的云 南昆明一带，战国时代楚国是曾经征服过的，后来就独立建国，据说 “肥饶数千里”。所以为了将之纳入版图，即使凿山通道，付出士兵 们疲惫、饥饿、患上湿病而死者甚众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东北方向灭了朝鲜。当时的朝鲜国是汉初的一批叛将溃兵建立 的，本来是大汉附庸的地位。现在不但国王本人不来朝觐天子，还阻 止蛮夷投奔汉朝，更诱使汉朝百姓逃亡到朝鲜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 忍。而征服朝鲜的开支，和征服西南夷差不多，于是“燕齐之间靡然发 动”，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像被狂风吹过的草地一样动荡不已。

向西则有彪炳后世的张骞凿空、打通了西域。但不管这条后来 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道路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当时它的作用基 本在于政治、军事，汉朝不可能从那里收到多少税，而要维持对这一 带的控制，却需要财政不断地拨款。

总之，帝国的疆域空前广大，远远超过了千古一帝秦始皇，付出 的代价是天下百姓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当然汉武帝个人，还有其他烧钱的小爱好。比如他大规模兴建 宫殿，后宫里的人数也几何级数地增长；比如他巡游天下，封禅泰 山；再比如他还喜好方术，追求长生不死，这件事上，他的大手大脚 简直比现在的老年人买保健品还生猛慷慨。

结果事实证明，文景之治攒下来的那点家底，看起来很多，实际 上根本不禁花。

站在后世的角度复盘，很容易判断出，正确的做法是集中力量 办好治理黄河和北击匈奴两件大事，其他方面的开拓都大可以缓一

缓，那些个人生活方面的骄奢淫逸尤其不该有。但这都是事后诸葛 亮的高见。一方面，专制君王的雄心不是任何力量可以羁绊的；另一 方面，大汉天下如此之新，充满青春期骚动的，不仅是皇帝个人，而 是整个时代，太多人把开疆拓土看作自己的人生机遇。

所以，指望帝国的扩张计划更有理性和步骤绝无可能，当务之 急，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弄钱，填上巨大的财政缺口。

钱从哪里找？

 

 

弄钱的空间，似乎也是比较大的。毕竟汉朝建立已经七十多年， 尤其是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基本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 策，民间的财富，积累也非常可观。

《史记》《汉书》都说，除非遇到水旱灾害，平常日子里老百姓 家给人足，普通人也能吃上黄粱和肥肉，民间有大量马匹，普通人出 门也都骑马，甚至骑小母马的不许参加聚会，因为这会引起大量公马 骚动不安。

当然，最赚 钱的还是三个行业：铸钱、冶铁、煮盐。这 三个领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当时的条件下，又有相当高的技术 门槛，能进入就是暴利。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 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 个威胁，不为钱也要打击他们；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 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最后，诸侯王人数少，也不

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不但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 不定。

汉武帝时代罗织诸侯王罪名的手法，这里不细表了。最引起经济史学家关注的手段是：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 汉武帝规定苍璧下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而这种白鹿皮只 有皇帝的上林苑有，汉武帝定价四十万钱一张。这实际上就是要求 诸侯王除了进献苍璧外（价值数千钱），还要再上缴四十万钱。这件 事虽然不算汉武帝发明了信用货币，但至少提示了发明信用货币的可 能。

至于一般富户，应该说汉武帝开始还是并不想下毒手的。汉武 帝亲政后的开头十几年，出台的各种经济政策，大体还是想和民众 进行利益交换。你给朝廷捐钱捐物资，有罪的朝廷就免你的罪，没 罪的朝廷就给你官爵。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一些夸张的道德楷模，也 没有特别的兴趣。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 廷，并称有才能的人应该不畏惧到边境战死，有钱人则应该积极出 钱保障后勤。汉武帝开始还想见一见这个人，但丞相说这么做违背人 性，汉武帝也就认同了这个说法，没要卜式的钱，很长时间里也并没 有给他什么回应。

就是说，这时候汉武帝第一是低估了财政压力的严重性，认为 开支浩大的年头很快就会过去；第二高估了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 说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对皇帝还有没有一点忠爱之心，打匈奴还真不 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边境民众过上稳定安全的生活，让你们掏点 钱怎么就那么难？

但就是这么难。

打仗要花钱，打了胜仗要奖励有功将士，还是要花钱。应该说， 汉武帝确实不想亏待那些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军人。黄河的水灾始终 没有解决，饥民七十余万，汉武帝也是真心希望民众能够安顿下来。 所以经历过明末乱世的王夫之读史至此，忍不住跳出来为他辩护而 痛骂司马迁：汉武帝折腾老百姓是很过分，但他救助饥民，也算很到 位了。“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是事实，但比起那些“ 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不是好得多吗？司马迁的《史记》真是谤书，简直就没有 地方不在诽谤。

而这个时候，很多富商大贾借机发国难财。他们囤积居奇，家累 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 不佐国家之急”。

所以，温和的政策成为往事，汉武帝要动用雷霆手段了。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 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起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 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拥有计算机一般大脑的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 羊。

桑弘羊主导平准、均输，简单说就是国家利用控制天下道路的物流优势，直接参与经商获取利润。

除了铸钱的权力早已经收归国有，现在是要进一步强化外，煮 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 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的，现在，汉武帝把 这笔收入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

和自己一样慷慨：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 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 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 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 他们的眼睛。

但即使如此，来钱还是太慢。这时候，卜式又捐了一笔救灾款， 终于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树立他为正面典型。在汉武帝看来，这可能 是对天下富户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主动向朝廷捐款，共克时 艰。

然而，当时很少人领会到这一点。于是，朝廷筹划已久的杀招， 终于放出来了。

算缗、告缗、不告缗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千钱。

算的意思比较复杂，大概指某种税率下应该缴纳的金额，并不 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汉武帝时代，是一百二十钱。

针对商人的车辆和现金收税，汉朝大概早就有过，但收得不算 多，也早已经废止。现在，汉武帝把它发扬光大：第一是收税对象是 所有有经商行为的人，不再限于在籍的商人，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 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扩大为针对几乎所有的有产者；第二是原来只 对现金和车辆征税，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把各种财产都 折算成钱，然后征税。一般工商业者“ 缗钱二千而一算”，也就是缴纳6%的财产税。

汉初虽然有许多歧视商人的政策，但对他们的经商行为并不干 涉，这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惊人。这种情况下，6 % 的财产税也不能说非常过分。但是，财产税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税依据难以准确 界定，税收征管难度大，税收成本高。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理性的 人，会想方设法地瞒报财产，而各地方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 家开支，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征收的热情也不会很高。所以“ 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县官是朝廷的意思）”，就是大汉的百姓始终爱国 心欠奉，不愿意出钱。

所以汉武帝又出台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 之。”不申报财产，或者申报不实的，都发配到边境地区一年，资产没 入国库。如果有能检举揭发这种现象的，就把被检举者的财产，分给 他一半。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那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然就很高 了。史书记录说：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成了被告，朝廷派酷吏审 理此类案件，几乎一告一个准，很少有谁能够证明自己无罪。于是， 国家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财富以亿计，还有奴婢成千上万。大一点的 县，朝廷抄没了数百顷土地，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 了惊人的规模。

于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大多破产。民众不再辛勤工作，有点钱 就吃点好的，换件漂亮衣服，但存钱积累的欲望，是一点也没有了。 这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下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

当然，汉武帝也不打算便宜那些懒惰而热衷告密的小人，实际 上，在告缗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之后，他紧接着还有一招：“ 不告缗。”即如果你在朝廷的某项紧急事务上有积极捐款的记录的话，即使有人告你申报财产不实，朝廷也不予受理。之前，朝廷 让人民掏钱换取爵位，人民普遍表示没什么兴致；现在让民众出钱 换取“ 不告缗”的特权，大家一下子就像双十一剁手一样，热情高涨了。

司马迁写到这里有点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这里的“ 赋”当然特指田赋，确实是没有增加，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至于“天下用饶”倒是现实，困扰朝廷多年的 财政危机，终于勉强撑过去了。

计划与执行

武帝时代的扩张，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到了汉宣帝时代， 皇帝召集群臣讨论，要给汉武帝追加一个尊贵的庙号。古代帝王，称 他为某某帝，称的是谥号；称为某某祖或宗，称的是庙号。汉朝的庙 号审议比较严格：大多数皇帝都会有谥号，但只有非常优秀的皇帝， 才有资格有庙号。

结果有个叫夏侯胜的儒生站出来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 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 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 庙乐。

他说因为汉武帝的折腾，天下人口死了一半。现代人口史家研究 分析的结论是：这里夏侯胜说的，并不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汉武帝 时代，说死掉一半人也许夸张，但朝廷控制的天下户口，确实减少了 一半。

有的历史书，把汉武帝时代的各项政策解释为精心设计的对民 间力量的打击，这种说法不太靠谱。汉武帝的用心没这么恶毒，而且 正如道德洗白带来的效果就是贬低智商，道德抹黑也像是赞美人家 的权谋无双。

实际上如果给汉武帝时代的政策排列先后次序，很容易发现汉 武帝的许多大政方针毫无计划性。当时汉朝天下如此之新，太多事 都没有经验可循，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些政策后世一眼就能看出可 怕后果，当时却准备不足。结果往往是因为某事出台了某种政策，本 来只是临时的，没想到引发的连带问题导致该政策不但必须长期推 行还需要逐层加码。开始还想利益交换，后来变成了赤裸裸地但有 节制地盘剥，最后变成了横竖把钱弄上来再说，这个递进的过程异 常明显。

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性欠奉而执行力超强的体制，必然会产生 巨大的破坏力，这和领导者个人的动机或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干系。

汉武帝时代对于后世中国的影响，当然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他 的扩张，对奠定后世的中国版图居功至伟；他创设的许多制度，后世 也一直沿用甚至产生了路径依赖；另外也许还有一点：汉武帝时代的 社会总动员产生的可怕后果，导致对这种动荡的恐惧，几乎写进了中 国文化的基因，后世每有好动喜事之君（比如唐明皇、宋神宗），就 会有人借古讽今，把秦皇汉武拉出来作为反面教材骂上一遍。

作者: 刘勃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1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