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土、辽人、辽兵：明末辽东汉人的历史抉择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无向辽东浪死歌》

塞上健儿

清代以前，蜿蜒的长城不太规则的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把古代东亚大陆分成了塞外和内地两个世界。数千年里的大部分时候，塞外游牧人纵马南下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内地农人的心头，形成一种深入骨髓的记忆，乃至于历史上敢于越过这堵并不高耸的叹息之墙、深入塞外作战的中原帝王和将领，每一位都能彪炳史册。

在中原王朝和游牧集团的千年厮杀中，边疆汉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作为中原军队的斥候、游骑和向导外，更多时候都作为精锐骑兵担任作战的核心力量，这其中又以幽、并、青州的健儿最强，最为有名的当属东汉末年公孙瓒的精锐弓骑兵部队“白马义从”，这支由幽并游侠儿组成的精锐职业骑兵在弓马方面不输游牧骑士，在装备、组织、战术上还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对游牧军事集团的作战中屡立奇功，在塞外立下了赫赫威名。

然而，边疆汉人在战争中，并不永远为中原政权一马当先，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在隋征高句丽的战争中，河北健儿就唱着从山东半岛传来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宁死不愿为朝廷征伐辽东。然而短短数十年之后，当唐太宗再伐高句丽时，却是“山东、河北健儿踊跃而从”，争相参加唐军奔赴辽东作战，出身“边地良家子”的薛仁贵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一战成名，成为日后唐帝国解决边疆危机的一柄利剑，从东海一直杀到天山。

在安史之乱中，更有大批边疆汉人投入安史叛军，引导昔日所要防范的契丹、同罗、奚等游牧部落，一路南下直入大唐腹地，和曾经的敌人一共攻取了当时东亚的心脏—长安。

边疆汉人在“农耕—游牧”战争中的这种复杂性和两面性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变中，多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400年前那一次天崩地裂。

辽土辽人

“辽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辽东都司辖境的土著汉人、军户和流人，“辽人”这个名称对大明朝廷来说很微妙，即指出了这一群体生活的地域“辽”，又把辽人和山海关内普通的“百姓”或“汉人”区分开来，显示出这一群体的不同之处。

元帝国倾覆之后，帝国的遗民和土著民族、关内流民混处辽东，“大抵华人十之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真野人十之三”，开原卫多蒙古，东宁卫多女直，鉴于北元的威胁尚未消除以及辽东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明朝在辽东只设卫所，不设郡县，特殊的地域自然人文环境、特殊的治理结构和特殊的民情，决定了辽人的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特点。

东北地区辽阔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赋予了明代辽人豪爽、粗犷的性格特点，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让汉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心理特点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边民”群体，卫所制之下的军事化生活让辽人具有了“性悍善骑射”的军事技能，加之蒙古、女真势力经常侵袭辽东，兵民一体的辽人连年与之作战，也形成了辽人重武轻文的政治取向，李治廷在《吴三桂大传》中评价这种风气：

“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

北元的存在严重的威胁着明代辽东的安全

辽人的这些特点，使其如汉唐的“边地良家子”“塞上健儿”一样，成为中央政权猛将和强兵的来源和守护边疆的力量，然而事情在明代发生了微妙又剧烈的变化。

明代空前加强的中央集权使文官集团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为“天下养朱”策略而沦为孤家寡人的皇帝不得不扶植起宦官势力来对抗文官集团，侥幸在明初的政治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勋贵势力在土木堡一战后愈发衰颓，这一切因素都导致了军人地位在明中期之后一路下滑，武官不再能和文官平起平坐，而只能在文官和宦官集团之间择势大者匍匐，连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要靠行贿依附权臣才能自我实现，当依附的张居正去世，他也只能在凄凉的晚年中苦苦度日困厄而死。

明朝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朝廷和辽东军事集团和辽人群体的分歧和隔阂日益加大。辽东地广人稀，很多生活必需品仰仗内地供给。由于这里又是著名的马市，辽人并不专事农耕，而是且耕且牧，热衷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商业贸易，除朝廷许可的马市贸易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以走私的形式进行。

商业是流动的，中央集权制农业帝国的统治要义，却是用郡县制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使士农工商各安其分。帝国厌恶流动，这些“不肯专事农桑”又“沾染胡俗，惟与虏通为利”的辽人，自然被文官集团所把持的朝廷厌恶，把他们视为“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第三种人”，朝廷在利用其军事能力的同时，也明里暗里歧视辽人，且对他们抱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更重要的是，辽东不设郡县，只设卫所，导致教育和科举水平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不但使文官集团更加轻视辽人的文化水平，也意味着出身辽东的文官也较少，在朝堂之上能够代表辽东地方利益说话的喉舌也少。

能够代表辽东在朝廷上表达利益诉求的只有辽人军事集团，而军人地位的一落千丈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远在边疆的辽人武将不得不依附于北京朝廷的文官，才有可能建功立业。李成梁集团作为辽东最主要的军事集团之一，其家主李成梁也和戚继光一样，是依附张居正才得以崛起的，在万历年间与戚继光并称“南戚北李”，一时风光无二，似乎辽人军事集团在朝廷的地位上升了，然而，李家的崛起，正是辽人集团和大明朝廷离心离德的分水岭。

南戚北李

李成梁本人正是朝廷与辽人重重矛盾的一个典型表现，尽管出身武将世家，年轻时就“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然而因为家贫没钱行贿，人到中年都不能世袭武职，“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直到遇到朝廷的巡按御史李辅，资助他上京袭职，才正式走上军旅生涯，作为朝廷痼疾受害者的李成梁，尽管在之后因战功享受到了明朝武官最高的荣誉和待遇，但在内心里，始终对朝廷心存芥蒂，打着自己的算盘。“南戚北李”之间的一次交集清楚的显示了李成梁的心思。

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上报“虏寇猖獗”，鞑靼土蛮部率二十余万骑兵入犯，前锋已到近边大凌，连万历皇帝都大惊失色，忙问“虏势如何”。熟悉蒙古部落情形的张居正清楚，土蛮（图门、察哈尔）一部也不超过一百万人口，如何能有二十余万骑兵？而且游牧民族一向春夏生息，秋冬用兵。春夏交接之际，马瘦人疲，而且春夏辽东多雨，蒙古骑兵惯用的复合弓在雨天作战，不但箭羽容易脱落，弓上的筋角也容易发生崩解，“犯非其时，必有诈”。

张居正一边安慰万历皇帝，一边压住不给李成梁增加军粮，同时吩咐蓟镇总兵戚继光打探情报是否属实，戚继光如实回报：

“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青把都动静，则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数日以来，更不闻消息矣。”

戚继光在奏报实情的同时，也对李成梁这种行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故臣等不以虏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

这句话说得十分巧妙，并没有直接指责李成梁虚报军情，而是表达了对“边将不知虏情”的担忧，实际上李成梁的“夜不收”（一种斥候）不但遍布辽东和东蒙，而且李的辽军中蒙古将士很多，李家豢养了大批“夷丁”作为核心的骑兵力量，消息渠道比戚继光通畅得多，李怎么会“不知虏情”呢？

事后，李成梁因谎报军情而受到张居正的申斥，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依然我行我素。谎报军情事件的第二年，一个鞑靼小部落得罪土蛮，渡过辽河投奔明朝，李成梁部乘机将其大部屠杀，收获大量牛羊，向朝廷报功，诈称“长定堡大捷”。当时张居正回家葬亲，万历皇帝不辨真伪，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加封李成梁为世袭指挥佥事。张居正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鞑靼小规模入寇，志在掳掠，讲究来去如风，哪有赶着大批牛羊、带着家小辎重来入寇的呢？

张居正除斥责李成梁弄虚作假外，也对李的“二心”加强了戒备：

“且李成梁节被宠赉，已不为薄。异时边将以功荫子未有世袭者，而渠每荫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旧例，武臣必身临行阵，斩将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据所报，彼固未尝领兵当敌，如往者战平虏，擒王杲也。昔唯赏荫，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伦也。”

当时的朝臣也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辽军的套路：

“捣巢获首功一则报十，十则报百，秋高马肥，虏来报怨，抢一月走二千里不报也。堕三四十墩台不报也，杀一堡人民不报也。”

然而终万历一朝，李成梁用这些真真假假的战绩，一封再封，位极人臣，终于形成了朝廷无法信赖却又无法摆脱的李氏军事集团，即使张居正死去，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荣华富贵。他的思路很明确，如果不是边患，辽人在朝廷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和鱼肉，有边患才有李家，有李家才有辽东。

万历十一年，李成梁遇到了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年轻人，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没能想到，自己一手建立起的李氏军事集团，最后会葬送在这个年轻人手上。

戚继光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蓟镇风平浪静地镇守多年之后，他依附的张居正死了，他的命运随即急转直下，最后的日子黯淡而凄惨。他也没能想到，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戚家军，最后会葬送在李成梁遇到的那个年轻人手上。

生辽走胡

辽东军事集团的崛起，并没有带来辽人地位的上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辽人的不幸。辽东在卫所制的军事管理下，各项政策远较内地郡县简单、粗暴，侵害军户和辽人平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朝廷派往辽东的文官多出身内地，不了解辽人辽事，无法体恤民情，反而视辽人为蛮夷而加以盘剥和歧视。辽人出身的武将因文武地位尊卑悬殊，往往不能制止，或者干脆和文官沆瀣一气，一同剥削辽东军民，导致从明中后期开始，大量不堪剥削的军户逃亡，仅存的军户生计困难，面对蒙古、女真的入侵只能闭门守城，将城外的百姓和庄稼丢给敌人蹂躏。《世宗实录》记载：

“各边军士卒，因官军剥削，往往逃窜”“辽东二十五年开原额军士一十五万陆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万余名，其间，且多老弱”“开原额没兵马五千，逃之大半。”

卫所制的崩坏使兵士逃亡，坞堡残破，辽东军事集团无法使用这些卫所兵建立功业，转而采取了私兵制来组建效忠于个人的亲兵。私兵制来自于辽军长期对蒙古作战的影响，蒙古的军事习俗是以与大汗同部落且血缘关系较近的青壮年围绕大汗左右组成近卫，冲锋时为先导，撤退时断后，拼死保卫大汗的安全。

辽人没有蒙古的部落组织，转而使用“家丁”和“义子”的方式来构建一种类似的结构。以李成梁的军队为例，除吸纳成梁的子、侄、婿外，还有大量的家丁以“义子”的名义加入，“骁勇军士，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如李平胡、李宁、李兴、李有升、李有得、李有华，都是成为“义子”后而改姓李的，其中一些是辽人，而另一些则是蒙古、女真人，很多人的籍贯写作“山后”，表面上看是个地名，实际上指“阴山后”，就是蒙古人。

李氏之外的辽人军事集团，也以同样的方式构建，如祖大寿的祖氏军事集团：

“二祖（祖宽、祖大乐）皆有降丁，宽五百，大乐倍之，凡战赖以摧锋，饮食性情不与华同，非可以法令使，淫掠不下于贼。”

为了保证这些亲兵的作战表现，他们在饮食、住所、武器装备上都非常优渥，他们也确实不负精锐的名号，为李成梁赢得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的无上荣耀，然而这种私兵制度，却隐藏着很大的隐患和危机。

其一，豢养私兵需要大量的钱财，武将多采取盘剥自己属下屯兵的方式来豢养私兵，等于拿供养国家军队来培养个人军队，事实上形成了半独立的军阀势力。为了维系自身实力，李成梁还和高淮一起剥削辽民，使辽东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高淮乱辽”实为“高李乱辽”。

其二，私兵部队的规模不可能很大，很适合执行类似反侵扰、破袭一类针对蒙古军队小规模进犯的作战任务，大规模作战时，一旦战事不利，以骑兵为主的私兵很容易随主将一起逃跑，把卫所兵丢给敌军屠戮。

其三，私兵部队的损失难以迅速补充，将领为了避免损失，往往只愿打顺风仗，壬辰战争中，李如松在碧蹄馆一战后只损失了千人就不愿再战，正是因为这千人不是普通军人，而是他的“子侄兄弟”。

其四，优厚待遇和武器装备可以世袭，军事素养和作战技巧却难以遗传，二百年未有的李家军到了萨尔浒时代，不但精兵强将都已老去，家主李如柏也不复当年英气，变的昏聩懦弱，还纳了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为妾，辽东童谣云，“奴酋女婿作镇守，辽东不知落谁手”。李如柏不仅见刘铤陷敌而不救，自身望风而逃的时候还互相践踏而死上千人。

到了明末，辽兵的衰落和满洲势力威胁的日益增强，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来处理边疆危机，调集全国之兵汇集辽东，征伐满洲。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集结，需要大量的粮食，辽东的经济不发达，无法供应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明朝的粮食要从江南漕运至京师，再运往辽东，这非常不划算，因此明朝往往选择直接运输体积较小、价值较高的白银，这直接导致了辽东粮价的剧烈上涨，萨尔浒之战前夕（1618），辽东米价为每石3两，高出京师地区4倍，到1620年，已涨至4两，1年之后（1621）年就涨到了12两。军卒连饭都吃不饱，更难以作战，朝廷的应对方法是将更多的白银运往辽东，从1618年到1620年，朝廷共发往辽东白银2018万8366两，而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00余万两，如此大量的白银涌入经济并不发达的辽东，造成了灾难性的输入通胀。《经略疏牍》里说：

“今辽阳小米、黄豆斗值二钱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厘，葛柴一束值一分五厘矣。每军一日连人带马须得一钱三四分方能过活，而所领月饷及马止于八分。军兵如何盘缠得过？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而马匹如何不瘦不死。”

可见一人一马一天需要1钱3分白银才能活下去，但是一个月的军饷也不过8分银子，除了从马口夺食导致战马大量倒毙外，客兵（指外地调往辽东作战的军队）抢夺辽民的财物粮食的问题，直至清军占领整个辽东都没有解决。时人总结了辽人的“四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

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

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

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

此时，辽人对朝廷的矛盾已经到达了顶峰，富户纷纷逃往关内，或渡海逃往山东，穷人宁可死于金人的屠刀，也不愿意配合朝廷的行动，让朝廷里的士大夫发出“辽人皆贼也”的怒骂。熊廷弼也说：

“辽人与贼习，除稍能过活者尽搬移外，惟一二无依穷民，仍依旧巢，抵死不去，曰我搬在何(别)处，无过活亦死，在此亦死，贼来且随之而去，即屡请之而不得也。”

生于辽而走于胡，大概是历代边疆汉人对中央政府最绝望的宣言。

北望故乡

随着辽人对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恨达到顶峰，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李成梁集团尽管私心很重，但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李如松入朝赐宴时，配宴官问“辽东特产何物”，如松答“产好李”，再问“不知心若何”，如松答“心赤”。李如松之后也确实为国捐躯，可见是真心之言。

但经过几番恶政、乱政和兵乱蹂躏之后的辽民，并不能再保持这样的“赤心”，除了“生于辽而走于胡”外，民间还流传着“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的说法，熊廷弼指出：

“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熊廷弼指出的确实是实情，明清战争的前期，辽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辽民甘为汉奸细作，辽人不肯报效朝廷，无心抗敌的现象确实很多，但这并非是辽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长期以来在辽东的苛税恶政造成的，并非“辽人皆贼也”，而是“朝廷相逼辽人为贼也”。

前文提到的《无向辽东浪死歌》里，“健儿”宁可与隋军作战，也不愿随隋军征伐辽东，短短数十年后，同一个群体又踊跃参加唐军，征伐相同的目标，辽人也是一个道理，世世代代“善骑射，耐搏战”的辽人，怎么可能到了明末，突然就变成了见敌即逃的懦夫呢，并非辽人不能战，而是辽人不知为谁而战了。

然而，熊廷弼作为一个内地出身的文官，无法感同身受的体会辽人的处境，尽管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也只能认识到“辽人不能守辽”的表象，欠缺深层次的思考，历史的洪流也根本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就把他无情吞没了。

明朝向辽东大量输入白银造成的通胀，也沉重的打击了后金的经济，使后金的粮食供应产生了严重困难。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不明白马尔萨斯为何人，但已经成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坚定信徒，他开始大肆屠杀投向后金的辽民，先杀“无粮之人”减少消耗，再杀“有粮之人”给核心部族留出余粮，几番残酷的屠杀之后，辽人终于认识到后金并非避难所，又开始投向毛文龙的海岛和关宁明军，辽东局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1626年到1627年，明军破天荒的让后金军连续遭遇了两次军事挫折，辽东局势稍定，而主张“辽人守辽”的袁崇焕，政治势力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只看到辽人组成的辽军恢复了战斗力，却没有认识到辽人能战的根本并不是与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结果，而是因为后金屠杀辽人，辽人不得不战的结果，辽人此时并非为大明而战，而是为自己而战。

袁崇焕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皇太极显然明白。他上台后，除了纠正努尔哈赤屠杀辽民的错误政策、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外，还通过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鲜，使之成为后金的粮食供应基地，大大缓和了后金政权和治下辽民的矛盾。从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打击和招抚辽东军事集团上，他下决心围困大凌河，正是因为他了解辽东军事集团的实力，他说：

“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其山海关以内，兵之强弱，朕所素悉。”

他几次入关，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迫使辽军放弃坚城，入援内地，与清军优势兵力野战。他清楚的知道，在明朝文官的催逼下，辽军一定会来，一定会被逼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出战，一定会落入他假大明皇帝和文官之手设下的圈套，一定只有被歼灭和投降两个结局。

他算错了局部，但算对了终局，从大凌河到山海关，从祖大寿到吴三桂，他的耐心终于有了收获，在几次摇摆和波折之后，辽土最终成了大清的龙兴之地，辽人成了旗人，辽兵成了清兵。

这支曾经的明军带着新蓄的辫子，追着流贼和旧主从山海关一路杀到缅甸，杀死了曾经用生命保护的百姓，杀死了曾经的同僚，杀死了曾经的君父，也杀死了曾经的自己。1678年，最后的辽兵吴三桂死在衡州酷暑里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向北望过，他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