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蓝江丨破茧成蝶：从危机中寻求可能性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代法国哲学家，其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第2卷）（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曾受过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指导。不过，斯蒂格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边承担哲学与艺术的教育、指导工作，一边进行理论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型思想家。进入21世纪，他致力于数字化研究与资本主义批判，陆续出版《象征贫困》（Symbolic Misery）、《新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休克状态》（States of Shock）、《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等著作，试图重新审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2015年以来，斯蒂格勒积极参与中国学界，他在大学里开设的讲座和短期课程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已出版两部相关著作，一是《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二是《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以下简称《南京课程》）。2016年至2019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先后开设三次短期课程，《南京课程》一书正是第一次课程，即2016年3月的短期课程讲义。这本书采用了中英对照的编排方式，将八次课程汇编出版，并保留了原始讲稿中的特殊标记，更加完整地展示出斯蒂格勒理论的构建过程。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陆兴华、许煜 / 译
拜德雅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1

南京课程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张福公 /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0

开设本课程时，距其成名作《技术与时间》的问世已有20个年头，斯蒂格勒的哲学理论已趋于成熟，但仍然推陈出新。读者将会在这本书中看到，斯蒂格勒糅合不同学科与多家理论，利用人类学和生物学建构一般器官学理论，借助热力学、宇宙学等科学领域的思考范式激活哲学家们的关键概念，在人类纪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分析人类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问题，并试图建构一种冲破人类纪、走向逆人类纪（Neganthropocene）的未来社会发展方案。

在《南京课程》中，斯蒂格勒的主要目的是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他强调，尽管我们身处人类纪语境，但要展开面向逆人类纪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的理论必须完成以下三个步骤：其一，用一般器官学理论解释人类发展史；其二，以“熵”与“负熵”打开问题域；其三，建构未来的经济学。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外在化的历史。有机体的外在化会产生有机体的体内器官、人造的体外器官和社会组织，以此实现生命的延续。其中，人造的体外器官是技术，具有毒性和药性的双重特征。社会一旦发生技术中断，我们率先面对的是药理学中毒性的一面，表现为知识的丧失，即无产阶级化。具体说来，19世纪表现为工人生存技能的丧失，20世纪表现为消费者感性生活知识的丧失，21世纪表现为心灵上的理论能力的丧失。斯蒂格勒认为，知识的外化就是知识的丧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化。

什么是“负熵”？“负熵”与我们生活的人类纪有什么关系？其实，“熵”与“负熵”是斯蒂格勒引入的热力学概念。1854年，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提出了“熵”的概念，以表示一个体系汇总的混乱程度。“负熵”是“熵”的对立，如果说“熵”代表着混乱和无序，那么“负熵”则是有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一个体系从外界吸收了某种物质或能量，降低了系统的熵值，系统就会变得更为有序。这样看来，斯蒂格勒使用了热力学的概念来重新诠释人类纪以来的物质生产，其目的就是重新看待技术和生产与人类世界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观念不同，在斯蒂格勒的“熵”与“负熵”的热力学解释中，生产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随人类幸福的增加，相反，它可能意味着人类世界体系的紊乱程度成倍增长，即所谓“熵增”。技术的目标并不在于无限度地促进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而在于降低人类社会的“熵增”，实现“负熵”或“熵减”。

那么，什么是人类纪？人类纪是斯蒂格勒从地质学里借用的概念。我们知道，距今260万年前地球进入第四纪，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人类生活的时代是前一个冰川期结束后的新时代，被称为“全新世”。但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认为，人类今天已经不处在全新世，而是处在一个全新的人类纪。克鲁岑为什么如此肯定人类的世代已经进入全新的人类纪呢？他的理由很简单，之前的各个地质世代全部是由自然地理变化产生的纪元，但是人类纪表明，人类本身的存在已经影响到整个地质面貌的改变，包括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在一定程度上，都被镌刻上了人类的痕迹。所以，人类纪是外在化历史的新阶段，确切地说，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250年，整个社会的发展驱力表现为资本逐利，工业革命中的热力机、大众传媒时代的注意力经济与超控制社会中的算法治理，无一例外建构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纪以来的加速发展是巨大的“熵增”过程，“熵增”将会导向所有生命的毁灭，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摧毁了力比多经济和人的欲望。

因此，斯蒂格勒提出必须对抗“熵增”、克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市场营销，在经济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性的运动，迎接逆人类纪的到来。逃离人类纪就是要从技术中断的断裂和悬搁中寻找新的药方，用“负熵”的方式激活技术的药性。斯蒂格勒用“蛹的蜕变”隐喻2008年金融危机中存在着的“负熵”活动，危机的蜕变将会反转技术的毒性逻辑，发展出一种昆虫授粉似的贡献型经济。斯蒂格勒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数字时代进行认识论变革，将马克思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经济学结合，建构生命—经济学，寻求“负熵”的价值规律，利用“负熵”的发展为人类纪向逆人类纪的转向提供可能性。相比马克思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憧憬，斯蒂格勒多了一个具体步骤，那就是要求人们在新的境况中率先进行一场认识论的变革，在人类纪的纪元中完成跨个体化和集体化的回路，利用“负熵”的方式主动追求逆人类纪的到来。

斯蒂格勒理论的基础是用知识的外化、技术中断架构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运动，用时间现象学糅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关系，二者也是构成其技术与时间理论的两条路径。然而，斯蒂格勒后续的跨学科研究欠缺一种核心方法，他借助生态学、宇宙学、热力学等不同学科的关键概念作为理论补充，有陷入理论堆砌、自说自话的嫌疑，尽管这在他本人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弱化了哲学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例如，我们会在《南京课程》中看到，他用“知识”替代了马克思的生产、海德格尔的存在，这显然遮蔽了生产、存在概念的原初语境，不足以涵盖原初理论的丰富内涵。因此，读者难免感到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理解非常经验化，这是他无法避免的过失。究其原因，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由技术哲学发展而来的，并未触及具体的生产环节。碍于课程内容安排，书中理论缺乏具体的推演，显得有些粗糙。事实上，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斯蒂格勒对外在化、一般器官学、药理学、语法化等思想已做出详细说明。因此，读者若试图深入理解、研究斯蒂格勒的思想，还需参照《技术与时间》以及与这本书紧密相关的《自动化社会》《象征贫困》和《休克状态》等著作。

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裴程 / 译
译林出版社，2012-06

总体上看，《南京课程》高度概括了斯蒂格勒社会批判理论的搭建过程。斯蒂格勒所做的并非一种思想史研究，而是集众家之长来建构其自身的哲学体系，对人类纪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批判。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大多走向一种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但是斯蒂格勒希望人们从当代社会的危机，甚至是经济崩溃中发现一种蜕变的希望，发现内在的熵性，以对抗“熵增”的方式发展，而不是静静等待奇迹的降临。他的哲学对社会现状饱含乐观情绪，这种思考方式必定对未来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0期，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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