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的帝国：晚明在辽东的白银战争

银钞易位

16世纪的明帝国无疑是这个世界机缘巧合的最大受益者。从14世纪开始，明朝政府就因为其奇特而糟糕的货币政策而深陷财政困难之中，因为贫铜而无法提供足量的铸币，大明不得不捡起元末的纸币本位，开始滥发无本无额、防支无度的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

底层贫民出身的帝国统治者对金融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细碎性层面，自然也无法理解北宋时就由周行已提出的纸币发行准备金理论，大明宝钞没有准备金，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信用可言，几乎一发行就开始不可挽救的贬值。到洪武二十三（1390）年，面值为一贯的钞票只能兑换铜钱250文，在经济发达的两浙地区，只能兑得160文，这种早熟而不成熟的纸币在明代中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就是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在宋、元时代，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货币的流通量和需求量都非常大，明朝政府用强制力推行毫无信用可言的纸币，等于一种变相的经济掠夺，经济上越活跃，被掠夺的也就越狠，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商民自然首当其冲，损失最为惨重。

此外，根据一种不确切的说法，朱元璋强力推行宝钞制度，正是为了打击政治上不可靠的江南商民，因为这些人怀念元代宽松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氛围，因此在明初怨言颇多。

江南商民面对经济掠夺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们的反抗方式就是广泛使用金银来交易，因为中国传统的圆形方孔铜钱是一种贱金属货币，符合小农经济“仨瓜俩枣”的特点，一旦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这种货币就难以满足需求，较高价值或较大量的货物贸易需要大量的铜钱，不但铸币的铸料难以保证，大量沉重的铜钱也难以交易和运输，宋代铸造比铜钱还贱的铁钱，以及发行纸币，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宋代铁钱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具有体积小而价值高的特点，适合充当一般等价物流通。那些受宝钞荼毒最深的地区，也是最早反抗宝钞制度的地区，到永乐年间，两浙、福建、两广就出现了“钞法不行”的局面。

尽管抵制宝钞的罪名一再加重到了杀头，宝钞废纸化的趋势却不可避免，正统十八（1448）年，监察御史蔡愈济上奏“宝钞一贯止折铜钱两文”，只能换到面值的500分之一，到成化二年（1466），宝钞终于成为扔在街头也无人问津的废纸。

“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

全面失败的货币政策使明帝国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也使朝廷和江南商民的经济对立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此时，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件改变世界命运的大事，却无意中使大明这个大航海时代里最为懒惰和被动的参与者，变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从西属美洲经马尼拉由贸易输入大明的白银在1亿两左右，此外还有美洲输入欧洲，再由欧洲输入大明的白银无法统计。同时期，日本石见银山、佐渡金山的开采，也使超过5000万两白银经贸易输入大明，巨量的白银天外飞仙般涌入大明，满足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取代了宝钞的法定货币地位，使铜钱自动退化成为辅币，构建了新的货币体系，“银钞易位”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也暂时缓和了朝廷和江南及广东、福建商民的尖锐矛盾，但也随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铸币厂铸造的银币

南粮北上

日本列岛多火山、地震的地理特点带来了频繁的地质灾难，也带来了丰富的金银储量，但日本同古代中国一样，使用铜钱本位制度，从公元8世纪开始仿造唐朝“开元通宝”铸造了“皇朝十二钱”，但当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铸料和铸造技术就却跟不上了，“十二钱”的后几个版本越铸越小，又轻又薄，而且掺入大量的铅锡。熟悉金属工艺的都应当清楚，青铜里铅、锡含量越高，青铜就越硬越脆。当日本钱劣质到掉在石头上都会碎的地步时，也就自动退出了流通，日本转而使用米和“渡来钱”作为货币。

日本模仿“开元通宝”的自铸钱

所谓“渡来钱”，就是宋、元和部分朝鲜的铸造的铜钱，宋钱是当时东亚的“美元”，日本流通的铜钱里，宋钱占大多数，中国商人利用日本金银贱而铜钱贵的特点，利用季风往来明州和博多，可以获利百倍。到16世纪，日本已经长达600年不再铸币，对铜钱的需求却与日俱增，而此时中国已经完成了“银钞易位”，白银贵而铜钱贱，日本人通过勘合贸易将日本刀、扇子、漆器等特产运往明朝，获得大量铜钱，同时将白银输入大明，暴利程度不下于宋代。然而勘合贸易终究规模有限，且商民难以获利，走私就大行其道，白银贸易的暴利程度足以让普通的百姓铤而走险成为走私犯，也足以让规矩的商人化身嗜血的倭寇，于是轰轰烈烈的“嘉靖大倭寇”时代开始了，士大夫指责浙、闽、粤的百姓“通倭之奸民”，却不明白百姓甘为“奸民”，既是暴利所使，也是恶政相逼。

隆庆开关之后，曾经非法的海外贸易终于转为合法，猖獗一时的倭寇也在军事打击和经济和解下基本平息，但持小农思想的统治者和仰赖商品经济的南方百姓之间长达百年的矛盾和隔阂，却使这个国家在事实上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区域，即北方的农耕区和南方的农-商区。明朝在建国之初将首都迁移至农耕区和游牧区交界的北京，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然而随着南北在生产方式上差异的不断扩大，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不统一，南方不但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主要的产粮区，要维持北方政治中心的正常运转，全靠由南向北的长途运输，在交通不发达古代，要维系这种政治架构，会付出极大的成本。因此直到清末，漕运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主题。

漕运

无向辽东

当“明—清（后金）战争”开始后，明朝这种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产生的后果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明代在辽东只设卫所，不设郡县，卫所制崩溃之后，用兵的耗费全部仰仗朝廷。而空前加强的中央集权之下，地方残破，无兵、无钱，无粮，任何一点微小的边疆危机，也要倾全国之兵去解决。辽东是比广义上的北方更北的北方，经济上更加落后，根本无法供应云集在辽东的各路军队，后勤保障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方的粮食要通过漕运先到华北，之后再由陆路或经山东半岛由海路输入辽东，成本极高，《明史》记载：

“其输边塞者，粮一石费银一两以上，丰年用粮八九石，方易一两。若丝绵布帛之输京师者，交纳之费过于所输，南方转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

可见路途消耗占到所运货物价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粮食体积大而价值低，向辽东运粮显然是不划算的。于是朝廷转而向辽东运体积小而价值高的白银，让各军自行解决一部分军粮问题，然而这种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举动，在辽东酿成了惨烈的大祸。

从1618年参加萨尔浒战役的明军向辽东集结开始，到1620年，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明朝向辽东输送军饷2018万8366两，这其中大部分白银从南方而来，2019年在四川开始挖掘的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被张献忠在湖广劫去的50两一锭的“辽饷”。

张献忠江口沉银

将巨量的白银从南方投放到人口稀少、农业欠发达的辽东，引起了灾难性的输入通胀，到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为止，辽东的米价较萨尔浒之前增长了6倍之多，海量的白银没有解决军士的生计问题，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抱金而死”的境地，有时人指出：

“今日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

这种有钱买不到粮的困境下，辽东的军士状况极为凄惨：

“（后金克沈阳后）彻日大雨，河上低湿，兵坐立泥淖中，腿皆生蛆。得升斗粮安置地上，风雨骤至，粮化为沙。”

比军士更惨的是土生土长的辽民，他们不但同样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冲击，生计困难，还要受到饿急了的军士的劫掠，为了活命，富人逃向山海关内，或由海路逃入山东半岛，中等人家或逃入辽东诸海岛，或逃入朝鲜。穷人只能等死，或干脆投入后金。在袁崇焕之前，就有人主张“以辽守辽”，熟知辽事的熊廷弼针对辽人迫于生计大量逃亡的状况尖锐的反问：

为“以辽守辽”之说甚美听，而辽人余几？

明朝摇摆的辽东政策始终让自己处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直到帝国毁灭前的最后几年，依然在竭力的将白银输往关外苦苦支撑，辽东像一个吸取白银的黑洞，源源不断的将大明从大航海时代中获得的生命力吸收殆尽，最终灭亡。

而辽东的百姓无法想到，某种程度上是南方百姓血汗换来的白银使他们陷入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南方百姓也无法想到，那些被他们的白银害惨的辽东人，最后会挥刀南下，征服整个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