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读武汉医护感染 |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白衣天使？

“医生应该有一个免于受伤害的权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1月3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如是说。然而3月6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披露，湖北省已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

每一位医生上岗前都要宣誓，希波克拉底宣言第一句——“病人应该有免于被伤害的权利”，要保证病患不被伤害，首先要保护好医护人员。而3000多数字背后是为抗疫付出的沉重代价。 

我们用数据记录这段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并试图探索“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白衣天使？” 

自疫情以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为受感染和殉职的医护提供救助。截至3月5日，该基金已经为全国2003名疫情防控一线确诊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提供资助。

通过梳理从该基金获得的数据，我们发现：三甲医院医护感染情况最为严重，医护感染较为严重的医院多分布在人口密集地区，其中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护感染人数最多，各院区加在一起已超过200人。呼吸科和急诊科是重灾区。疫情初期，由于认知不足、防护不到位、信息不通畅等种种原因，医护人员感染多发。通过收集1月30日到3月7日武汉红十字会公布的11837条物资分配数据，发现外界捐赠的口罩和防护服多为非医用，而在一次分配中，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的主要流向是各区指挥部和卫健局。武汉发布官方账号在2月14日回复分配失调问题时称，分配给各区级指挥部和管委会的医疗物资并非分发给工作人员，而是由各区级指挥部和管委会根据辖区内区属医院、各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疑似病人隔离点等一线单位的疫情防控需要再进行二次分发。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早有明确规定，所有武汉市公职人员均不能佩戴医用N95口罩，因此不存在工作人员占用医疗物资情况。但二次分发情况未予发布。

武汉每千人口床位数高于北京、上海

中国的疫情爆发在武汉，根据《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下文简称为“卫生健康简报”），2018年武汉共有医疗卫生机构6340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9.53万张，执业（助理）医师3.96万人。

与北京、上海相比，武汉的床位和医生绝对数量均少于两地。但加入人口指标后，武汉每千人口床位数8.6个，高于北京、上海两地；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57人，超过上海，但仍低于北京的水平，武汉的每千人口床位数和医生数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医护感染：三甲为重灾区，武汉市中心医院最为严重

从数据上看，武汉自身医疗条件不弱。根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数据，截至3月5日，超过1700名来自武汉的医务工作者被感染，他们分属于武汉120多家卫生医疗机构。

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感染人数均超过一百。三甲医院是医务人员感染重灾区，在医务人员被感染数量最多的15家医院里，有11家三甲医院，三甲医院占比73.33%，而根据2018年武汉卫生健康简报，武汉三甲医院占全市医院总数6.94%。

将这些存在医护感染的医院分布在武汉市地图上，我们发现医护感染较为严重的医院多分布在人口密集地区，比如江汉区、硚口区、武昌区等。医护感染数破百的两所医院，即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院区分别位于江岸区胜利街、江汉区姑嫂树路和武昌区解放路。值得注意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就坐落于江汉区发展大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是距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三甲医院，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驾车时间在5分钟左右，这或许是其医护感染情况较为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汉市各行政区间人口密度差异较大，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汉区与密度最低的黄陂区之间相差近60倍。黄陂区、汉南区、新洲区等人口稀疏行政区的医院医护感染人数较少。

呼吸科与急诊科是重灾区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所救助的2003名医务工作者来自不同科室，统计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和急诊科医务人员感染人数最多，两个科室的感染人数占总感染医护13%。此外，肿瘤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发热门诊等科室的医护感染也比较严重。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学者张鹏俊等人在2017年进行了一项有关呼吸科室的全国性调查，研究发现，呼吸科室存在护理人员配置不足的问题，在各级医院中，呼吸科的床护比为1：0.23~1：0.37，低于《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规定的1：0.4。床医比则为1：0.21~1：0.23，低于国家最低标准1：0.24~1：0.30[1]。而且，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收治的患者疾病类型差不多，没有充分形成分级诊疗的格局。

医护人员感染确诊时间集中在1月中至2月上

再从时间维度来看，就武汉市的情况而言，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数及医护人员病例数总体都呈现出从缓慢增加到快速增加再到缓慢增加的“S形”曲线特点。二者相较来看，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大多集中在1月中旬至2月上旬，而总的感染者人数则在1月末至2月中旬猛增。在疫情前期，由于认知不足、防护不到位、信息不通畅等种种原因，医护人员感染多发。而在疫情暴发阶段，确诊病例数激增，医疗救治压力和工作强度陡增，因此医护人员感染的发生率也未降低。

2月1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市肺科医院、市汉口医院、市武昌医院等23家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6754张。随确诊病例数不断增加，开放床位的定点医院也不断增多，同时方舱医院陆续建成、投入使用。2月25日，包括新建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内的48家定点医院和武昌、江汉方舱医院在内的14家方舱医院共开放床位35232张。床位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就诊压力，使得更多患者的病情得以控制，但同时也向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至少26家医院发布求助公告

专家建议重点加强生产潜力储备

1月底到2月中旬的医护感染高峰期，也是各家医院物资最为紧缺的时期。根据“健康湖北”公众号推文，从1月30日到2月10日，共有26家医院发布求助公告，仅2月5日就有4家医院同时求助。医用防护服、防护眼镜和口罩等防护用品是各医院最为缺乏的物资，全部26个医院都在寻求医用防护服，23个医院在求助防护眼镜，21个医院求助医用外科口罩，还有一次性医用帽、手术衣、防护面罩等物资也有多家医院求助。

面对物资缺乏的状况，全国多地驰援武汉，捐赠了大量物资。我们爬取了1月30日到3月7日武汉红十字会与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的11837条物资捐赠信息，并将其分类。这些物资中，医疗用品居多。90%是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之类的防护用品，7%是各类药品，医疗器械和消毒类物品则分别占1%，除了医疗用品，还有1%的生活物资（例如分给新疆医疗队的两箱馕饼），物资类别较为全面。那么物资都去哪里了呢？

以一线医院最为缺乏的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进行统计，外界捐赠的口罩和防护服多为非医用，这些非医用物资大都分给了各区防控指挥部。在一次分配中，约46.7%的医用口罩分配给了各区指挥部，30.1%分配给了各区卫健局及其他单位，方舱医院和其他医院加起来收到了23.2%。武汉发布回应称，这些防护物资会由指挥部进行二次分发。

注：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均按照原数据的标注来判断是否为医用。除已标明的外，FFP2/3、N95/KN95、3M9501和KF94口罩也被视为医用口罩纳入数据。

50%以上的医用防护服则分给了各区卫健局，仅有11.6%的分给了除方舱外的医院。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应急及物资保障（社会捐赠）组在2月14日发布公告称，物资并非发给工作人员，而是各区级指挥部和管委会根据辖区内区属医院、各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疑似病人隔离点等一线单位的疫情防控需要再进行二次分发，但截止3月12日，各区指挥部的二次分发情况并未公示。

注：护目镜（非医用）分配给其他医院、各区防控指挥部和方舱医院的比例分别为20.7%，8.0%和1.6%。

再来看医院的具体分配情况，我们选取了医护感染人数最多的三家医院，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发出了求助公告，根据武汉红十字会官网的公示数据，2月9日，该医院收到了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发放的物资。医护感染情况最为严重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即李文亮医生所在医院，在1月30日就收到了1400个护目镜与600只口罩，但该院有4300余名职工，仅后湖院区就开设了510张床位。三家医院中规模最小，拥有职工1900余名的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在2月11日收到防护服350件。

实际上，我国自2003年发生SARS疫情后，医疗物资储备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2003年印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医疗物资储备存在短板的问题。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丽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此次疫情中，应急医疗物资的品种、数量、获得渠道以及应急保障经验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如何确保应急物资审批、生产、收储、调运和接收等环节运转高效，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应急医疗物资国家物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员王帆认为，面对如此重大疫情，防疫物资的供给非常重要。当前，全球都出现了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一方面我国要增加现有物资供应，保障国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产能挖潜，以应对全球需求增加。此外，应当发挥我国资源集中调配的优势，维持好防疫资源的动态平衡，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全国支援武汉、湖北，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抗疫物资，“全国一盘棋”，大大提高了核心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的使用效率，也为长期抗疫、防疫物资的补充和生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资料来源：

[1] 1978年卫生部制定的《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

[2]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1/435260.shtm

[3]张鹏俊, 彭博, 许扬, et al. 我国呼吸学科科室设置现状调查[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7, 33(11):829-833.

数据获取：梁方圆 麻慧琳 陶晨 王风范 

文字与可视化：李泓 温瑞琪 张榕潇 张淑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化》（本科生）、《数据新闻与可视化》（硕士生）课程专栏

指导老师：周葆华、徐笛、崔迪

特别鸣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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