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杰：蔡元培日记里的日本汉学家

“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言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皆不可易。时以烟毒、六经毒并言，其实谓八股毒耳。八股之毒，殆逾雅片；若考据词章诸障，拔之较易，不在此例也。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

以上引用的是一条蔡元培先生日记，来自《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26页，台湾版《蔡元培文集 卷十三 日记（上）》（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67页，也有收录，断句标点完全一致，只是字体为繁体字而已。其实，原文“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应重新标点，改为“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虽然仅仅是标点符号之异，但是前者之标点易令人误解（恐日记整理者未见此书）。因为“日本国鹿门”为作者国别和名号，即日本国冈千仞，鹿门为其雅号，《观光纪游》才是书名。要理解蔡元培先生这条日记，首先应该知道这是怎样的一部书。

就在中法战争持续的1884年6月，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自费来华，前后游历三百余日，其行迹遍及以苏、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之间的华北地区，以及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等，事后出版的汉文体《观光纪游》就是此次游历之记录。在华期间，冈千仞除观光之外，更多的是会客访友，阔谈时局，仅游记中提到的有名姓可考者就多达百余人，其中包括他拜访过的李鸿章、盛宣怀、俞樾、王韬、李鸿裔、文廷式、李慈铭、袁昶、张裕钊等官绅名流。

这部游记为线装本，十卷三册，分别是《航沪日记》、《苏杭日记》（上下卷）、《沪上日记》、《燕京日记》（上下卷）、《沪上再记》和《粤南日记》（上中下三卷），长达近十万字，是近代日本人用汉文所著中国游记中最长的一部。该书虽冠以“观光”之名，但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而是重在现实考察，是一部活生生的晚清社会纪实报告。尤其是人物会见及其议论的记述，内容丰富，涉及经史学术、科举制度、政治外交、军事海防、社会风习、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而且其中常见冈千仞激烈的批判言辞。他把晚清社会与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烟毒”和“经毒”，认为“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同时批判官绅及知识阶层守旧自封、不达外情，敦促士人讲格致实学，用心外事，变法自强。

《观光纪游》出版于作者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886年8月，1892年再版印行，当时流传颇广，且影响很大。遗憾的是，除清末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辑录之外，大陆一直没有印本，而且，收录于该丛钞的《观光纪游》被人为删节不少内容，已失原貌。为便于当今读者入手阅读，笔者曾在十余年前加以整理，并另外收录作者当时的汉诗集《观光游草》，以及稿本《观光续纪》，取名为《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于2009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之一）。笔者在该整理本《后记》中，就曾引用上述日记，并指出：“我想，蔡先生的上述坦白，在同时代是不难理解的，也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对当代我们阅读这本书也不无参考和启发意义。”

蔡元培先生的这条日记出自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九日（阳历7月26日），时值其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期间。记述文字虽简短，但却不失为研究和了解蔡元培早期思想转变的极为关键的史料。从“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不难看出，十年前受学养及见识所限，蔡元培并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这本书，十年后则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局限，并自我检讨。十年光阴，本是同一人，思想上已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外人的批判与指责，由诋斥变为容纳，且自我反省，坦然相对，此种认识上的转变，正说明其由“入考据障中”的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型。这种转型离不开甲午战败的大环境，同时也与他多年来通过日本这一渠道获取新知、以极大热情阅读西学书籍、尤其是在家乡的办学经历有密切关系。

在灾难沉重的近代中国，跟大多先进文化人一样，蔡元培也经历了种种思想考验和变化。甲午战败唤起了大国沉睡之梦，也成为蔡元培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他不再满足于传统经书，而是关注日本，放眼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学、新知，以期寻求社会变革方策。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脱离翰林，走向教育兴邦的实践之路。

戊戌年（1898）阴历九月，蔡元培携眷离京归乡，同年末接受乡绅徐树兰以及知府委托，掌管绍兴中西学堂，直到1900年春辞任，虽前后仅一年多时间，但却是他其后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的开端和基础，也是其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新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时期。

中西学堂创办于1897年春季，是继四川、天津等地中西学堂之后的又一所同名新式学堂，也是浙江最早的新式普通中等学堂，在科举当道、学制尚未颁布的十九世纪末，新式学堂及其教育可谓开风气之先，但办学之艰难也可想而知。别说师资不备，就连最起码的教科书也难以确保。在艰难的环境下，接管学堂的蔡元培苦心经营，大胆革新，延揽合适教员，调整教科与内容，从日本购置图书、标本及器械，尤其是礼聘日本教习，在英、法语言之外，增设日文教科，将新的办学理念付诸实践，使这所创立不久的新式学堂有了很大改观。

从蔡元培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为参考或效仿日本教学体制，聘请日本教习成为当务之急，但对中西学堂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为礼聘中川外雄及其后任藤乡，蔡元培不辞辛劳，除亲赴杭城面会商议之外，还为其待遇、合同等事费尽周折。

执掌中西学堂期间，蔡元培阅读了《天演论》《进化新论》等新学书籍，以及《日清战史》之类的甲午战记，结交不少日本诸方面人士，包括汉学家本田种竹、井上雅二、小越平陆，外交官中畑荣、速水一孔，以及博物馆美术学者安村喜当等，还身体力行，与同僚一起学习英、日文，并着手翻译《生理学》等书籍，甚至策划编辑新式课本，提倡并践行新学，在地方上开风气之先。这段于家乡绍兴的教育实践也成为日后蔡元培学术救国、教育兴邦的重要基础。

在京师翰林期间，蔡元培虽跟从使馆翻译陶大钧及日本法学者野口短暂学过日语，但真正跟日本人士交往还是从中西学堂时代开始的。日记中仅1900年元旦前后，就接待过本田种竹、铃木广阐、中畑荣等日本人士。如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12月30日）日记：

“雨。到学堂。日本中畑君（君名荣，字含山）以册征诗，应以三律。”

蔡元培日记基本上是略记其日常主要活动，有些连主要活动也省略殆尽，因此，关于他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活动，往往也不得详知。不过，此处“中畑君”实为日本外务省选派留学生、后转为外交官的汉学家中畑荣（1877-1933），其先后于武汉、上海日本领事馆工作，后转任北京日本公使馆，直到1925年引退，是长期在华工作的中国通，且长于汉诗文，又以豪饮著称。因其中年早逝，加之著述无一出版，故在日本也是知者鲜少。数年前，笔者有幸目睹中畑荣的多种手稿，知其1898年至1901年前后游历江、浙、湘、鄂、皖等省区，其中1899年12月25日至翌年1月7日做绍兴之游，借宿于当地中西学堂中川寓所，与蔡元培等人不期而遇，并得以短期内亲密交往，度过了一段难忘时日。其见闻日记收录于《醉游纪程》，现撮录有关条目：

“二十六日、天昙，阴雾濛濛。朝八时，舟入绍兴城，乃入中西学堂。堂，山阴、会稽两县备餐食也。绅董徐氏所创设，系教授西学之起见，开设已有年。又设佛、英、独、日语学科，去夏商量在杭领事，聘中羽舟为东文教习。在籍编修蔡隺庼氏总理之。

此夜蔡太史为予张小宴，徐董、何教习皆会。”

文中绅董徐氏，系中西学堂创办者徐树兰，中羽舟则是日本教习中川羽舟，原名中川外雄，羽舟为其号。在籍编修蔡隺庼，即蔡元培。虽属初次相见，但当晚中畑就得到蔡元培宴请，此后，两人又多次同席共饮，笔谈交流。如：

“三十一日、晚亦临蔡氏招饮，快醉。会者学堂教习诸氏也。

（1900年）一月一日、昙，冷太，过午又作雪。对坐羽舟，举杯消闲。隺庼来谓予曰：‘予等今有推广学堂之议，先生希为评议员，贷一臂之力。’遂示其纲目章程。予见之，滔滔十数百言，要归深见大势，叹息时艰，开学堂于绍兴，授以中西实学，因以及一省，因以及全国。思虑周到，规画有序，颇明晰。予喜其起见，答曰：‘予岂虽不敏不尽牛马之劳哉？’乃署名。隺庼喜去。”

蔡元培执掌中西学堂仅一年，学堂各方面均大有起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设施，学堂也初见成效，于是，1899年底，蔡元培参考日本学校章程等，起草了《推广学堂议》，呼吁绍兴各县勿各自为政，而应筹集资金，集中人力和物力，统一办学，在府城和各县设立新学堂。并倡议将此学堂兴办之策推广到浙江全省，进而推广到全国。蔡元培将刚刻印好的《推广学堂议》出示给中畑，时间正值1900年元旦之日。“滔滔十数百言，要归深见大势，……思虑周到，规画有序，颇明晰。”对此，中畑深为感动，欣然接受评议员之请，并提笔签名。临别之际，蔡元培等又亲自为中畑送行，使其大为感动。

另外，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阳历1900年1月3日）蔡元培日记：

“大雪。日本诗人本田君幸之助及东本愿寺留学生铃木君广阐来。本田君以诗负盛名，为《太阳报》所载十二诗宗之一。午后同游禹穴及南镇，舟中口占长句，本田和之。”

本田幸之助，即著名汉诗人本田种竹（1862-1907），曾先后担任东京美术学校历史学教授、文部大臣官房秘书等，退任后，创设自然吟社，为明治诗坛重镇，著有《怀古田舍诗存》等诗集。本田也是作家夏目漱石最信赖的汉诗人，漱石晚年汉诗多由其删改修订。当时本田由在杭州留学的铃木陪同来游绍兴，蔡元培不顾大雪天气，热情接待，并亲自陪同前往大禹陵和会稽山游览，两天后又冒风雪陪其至鉴湖快阁览胜。对此，本田十分感激，归国后还特意给学堂寄送十册《修身儿训》。这是一套旨在培养国民道德的低年级用课本，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由汉学家龟谷行编写，出版于1880年，至1884年8月已发行第5版。

通览蔡元培日记可以看出，作为被日本挫败的晚清中国的知识阶层一份子，他并未因甲午之辱而对日本及日本人表现出感性排斥，而是省悟到中国落后与失败的根源，理性地学习日本，把日本作为获取新知的一条重要渠道。年过而立毅然学起日语，并翻译日文书籍本身就是一条明证。

就以上与日本人士的交往而言，其态度也是诚挚的，甚至表现得虚怀若谷，宽宏大度。蔡元培认识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学者摆脱儒学桎梏，积极吸收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希望通过日本及日本人士这一媒介尽快汲取新学、新知，并冀望在参照日本经验基础上，以教育实践探求改造中国社会之良方。

以上虽然只是蔡元培绍兴办学时代的日记片段，但由此不仅折射出晚清社会剧变过程中的个人情感和思想转变，同时亦能看出蔡元培其后教育实践中“兼容并包”思想之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