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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举报面前，没有幸存者
原创 麻酱 新周刊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网友@vallennox回忆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最初，浏览到与自己意见相悖的言论，网友们都能客观理智地回一句：我不喜欢你写的东西，点叉了。
二十年后，当一腔胸臆亟待抒发的小年轻，遇见资历与皱纹一同见长的老网民；
当混迹于不同圈层及文化领域的键盘客，以论点为武器，在热搜事件的独木桥上狭路相逢……
常常笼罩世界的爱与和平之光都会暂且避开互联网这一角落。
一朝，某个圈子的人可能“感觉有被冒犯到”，集体情绪爆发，有人按下了举报键。“核弹”一经发射，看似与这个圈层毫不相干的社群、论坛、网站也难逃一劫。为了维护我方发言、创作的自由，受害者或许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
在这个死循环中，寒暄、思辨、口水战的过程都可以省略，人们只需将光标移到“投诉/举报”一栏，直接放大招致对方于死地，他们的愿望便有机会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实现：我要你消失，我要你坐牢，我要你不存在。
这便是恶意举报，互联网暴力的新亚型。
互联网的诞生，放大了人类的懒惰与愤怒情绪。而举报，它便捷，它零成本，它还能对对方账号的网络生涯进行“致命性”的精准打击，它无疑成为了不少网友的心头好。
今天，“举报了”已然成为网络热词，打着“喂！幺幺零吗！”的表情包遍地都是。
无论是刷微博，看视频，还是点开一篇公众号文章，我们都能在页面上轻易找到投诉二字。戳进链接，你可以审判这些内容是“垃圾营销”“涉黄”，或是“有害信息”，人人都成了互联网环境一片清明的守护者。
古早味的偶像剧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来为暧昧期男女的争吵添油加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还主观臆断自己为互联网做了好事，“举报是公民行使正当权利，没问题为什么会被举报成功呢？”只要把注意力转移到被告和审判者身上，他们便能以“受害者”的姿态获得胜利。
被封号的人，在虚拟世界中的存在归零，现实社会中也失去了向广大世界发声的渠道。
这是一场O2O的互害。
我不喜欢的明星，举报ta。
我看不顺眼的言论，举报它。
和我有利益冲突的平台，举报它……
2017年的时候，博主六神磊磊的公众号遭到了连续投诉删稿。后来发现，幕后黑手是几位“举报着玩玩儿”的大学生。
他们自己写文章承认：“近期沉迷于举报公众号文章，每当看到‘涉嫌违规’的，就忍不住按下那个灰色链接。”
举报就是这样成了一场游戏，别人花了时间和精力的创作，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用来玩举报游戏的道具。
还曾有人带头举报B站的几部动画涉嫌淫秽色情，出发点只是因为自己讨厌动画中的某一角色，但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好几部动画都被下架。
当今拥护者众多的流量明星，也有被举报的时候。杨超越曾被举报，后来人们发现，举报者是《创造101》其他女选手的粉丝。
正因有如此多荒诞的举报动机，才有更多网友怀念起当年的网络氛围。曾经我们还流行“直播间辩论”，曾经我们还流行“公园约架”辩论，和当下流行的举报不同，曾经我们都愿意站到阳光底下，面对面地解决问题。
德国思想家米塞斯曾指出：“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令行禁止。”
回溯举报概念出现的最初，是尧舜时期朝廷前设立的“诽谤木”，意在“责过失、论是非”。
《论语·子路》中也出现过一段关于举报的辩论。叶公认为告发父亲偷羊是正直的行为，孔子则提出了相反意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从那时起，“亲亲相隐”便从一种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逐渐演变成为相关法律中白纸黑字的条例。
21世纪，互联网上却出现这样的迷惑行为：部分网民觉得告发即正义，什么不顺眼就举报什么，伤人一千，成本为0。
甚至，这种在虚拟世界中养成的习惯，也有人把它活进了日常——
按照正常逻辑，如果某人进行了违法行为，你可以选择报案；如果某商家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你可以选择投诉、控告；如果出现了某项不公正的判决结果，你还可以选择申诉。
我国法律还规定，与案件本身无关的第三者，也享有“举报”的权利。举报者受法律保护，同时也需承担法律后果。
举报的存在，本该与正义的伸张并行，却被人以“意见不合”的理由利用，将其诠释成无故诬告、敲诈勒索、造假骗赔、牟取私利……
去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随着职业投诉举报越来越多，一些或通过“调包”“夹带”“造假”等方式制造索赔理由，或在知晓生产者、经营者存在轻微违法违规后，以向市场监管、消防等职能部门投诉举报的方式，威胁或者胁迫他们以期取财牟利的情况也不断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也有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了大量针对药店的举报。
宁波象山市场监管局的官微指出，“有个别消费者任性举报，提供了虚假线索。有因买不到口罩发泄不满，有同行因嫉妒慌称其他药店哄抬价格的，有职业举报人趁机夸大其词捞取利益的”。
不实举报，给原本就紧张的市场监管带来了严峻考验，让线下销售口罩等防疫用品的商家心感顾虑。商家不敢进货，更加剧了口罩供给的紧张。
昨天被举报的人可能是不认识的网友，后来被举报的人又变成了身边的商家、邻居、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奔驰在武汉街头给患者送药的志愿者。
时评人陈迪在微博上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年终要给你评优，会有人告你上班蹲坑时间长；上司想给你管理岗，会有人告你准备生小孩，已经有的话就准备生第二个；领导安排了份福利给你，会有人告你爱吃麻辣烫，还要加鸡蛋。
几个脱口而出的轻飘飘的字眼，便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收入、信誉、未来，人人都赖以生存的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也终将随之发生改变。人人自危，便是汲取“举报”的养分生长出来的一枚恶果。
在另一则痛斥举报行为的微博下面，有网友评论道：
“曾经班上有个同学，因为觉得班长举报他恋爱，于是疯狂举报，把两个班长一个辱骂转学，一个得了抑郁。从此以后，班上，谈举报变色。”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曾是举报行为的受害者。
2018年夏天，当又一批学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副校长吴晓求更直接在毕业典礼上要求学生们“不要做告密的人”。
“不告密。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堂堂正正的人、心中坦荡的人。告密者，一般都投机钻营，灵魂和心灵都是扭曲的。告密者的眼神是游离的、黯淡的、阴沉的。”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们，你们的眼睛永远是明亮的。明亮的眼睛透视着心灵的坦荡。我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这个意思。”
被阉割的灵魂不会有义肢
举报者终将付出代价
电影中不乏结局凄凉的举报者。
女儿因失去芭蕾舞主演的位置，举报陆焉识，父亲消失了近二十年，母亲也在变故中崩溃；
《蓝色茉莉》中的主人公告发了有婚外情的丈夫，却不曾想丈夫公司涉嫌诈骗被查出，茉莉从此家破人亡，陷入过去的华丽生活与当下噩梦般坠落的折磨当中。
在这些剧情当中，举报者或许只是一时冲动，过后万分后悔；或许只是被大环境驱使着，无可奈何的可怜人；他们都为自己的举报行为付出了代价。
相反，如今的现实世界中，举报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背负沉重责任的词语了。扣下扳机的时候，站在枪口背面的人总会是完好无损的那个。
影帝阿尔·帕西诺在《闻香识女人》那段演技炸裂的辩护，告诉我们告密者看似能收获更平坦的前程，他的灵魂却会是残缺的。被阉割的灵魂不会重新长出义肢，举报者终将付出代价。
胡适也是如此。年轻时候，胡适曾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他引用《礼记》《王制》中的句子，意图摧毁封杀这些封建迷信的产物。如果吴承恩当时还活着，这就是公开举报了。
他想象过，十五年后，曾经发出狂论的自己，给《西游记》做了两万字的考证；二三十年后，他还在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作者的材料。
后来的胡适，依然和当年一样坚定地相信现代的价值观，但他同时也容忍且尊重他人的个体自由、创作自由：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五十年后，他借恩师布尔先生的原话为题，写下一篇告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至此，花了近半世纪的时间，胡适才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那还只是对已逝作者的举报。
一个社会要健康地运转，让每一个人都过得体面、有尊严，“人们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在电影《闻香识女人》中，还有一位正直的老军人为查理辩护：
“现在轮到查理了，他也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必须选择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有原则的路，一条成全他人格的路，让他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别毁了他！保护他！支持他！”
“断臂残肢都不如灵魂残缺可怕。灵魂是没有义肢的。”/《闻香识女人》
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和查理一样面对困难的选择时，那条更苦、但充满善意、理智、原则的路上，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伙伴？
相信永远有人会像查理一样坚持原则，也永远有人会像阿尔·帕西诺一样支持查理，希望他们慢慢从少数变成多数。
《世道变坏，是从恶意举报开始的》，新闻哥
作者 | 麻酱
原标题：《恶意举报面前，没有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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