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明察局㉗｜当选情遇上疫情：选举逻辑与科学规律孰先孰后

3月13日，在美国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将近八周之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其任期以来第六个“国家紧急状态”，开启国家层次的紧急响应。14日一早，被认为一周前曾在海湖庄园接触过感染者的总统特朗普自己承认已在前一天晚上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并说结果会在一两天内公布。但随后不久，白宫就官宣检测结果为阴性。从宣布“紧急状态”到特朗普自己接受检测，这基本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已不得不正面回应当前在美国持续发展的疫情了。

那么，疫情到底会否影响目前的美国大选呢？这是我最近经常听到的疑问。当我们已经坦然地将过去三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看成是一片“黑天鹅湖”的时候，疫情在2020年大选年的登场简直就是一只长着灰犀牛角的硕大黑天鹅迎面袭来。惊魂未定之际，的确会觉得这场疫情真的是一次提前到来的“十月惊变”；但冷眼静思之后，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疫情对大选影响的重要性应该小于大选对疫情的影响。关注前者是未雨绸缪，关注后者则是当务之急。

疫情塑造选情？

一般认为，流行传染病对美国这种选举政治的牵动至少表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降低投票率，一个是塑造选民对相关政策议题的高关注度。但这个基本规律回答不了小标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前提，即美国疫情在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上足够影响到七个半月之后即11月3日的大选。这个前提是否成立，或者说特朗普政府的“紧急状态”到底会不会有效果，需要时间或者公共卫生专家判断。在不具备任何明确专业评估的情况下，预测疫情对美国大选影响只能基于一些不同的假设情景。

一种情况是，如果美国疫情虽然持续发展，但在正式进入大选环节之前，即7月份之前出现缓解，那么疫情对大选的影响就可能相对有限。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与当前民主党初选重叠，进而也的确会增加民主党初选的某些变数。比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取消了3月15日拜登与桑德斯在凤凰城电视辩论的现场观众；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两州也已宣布将3、4月份举行的初选推迟到5、6月份。

但这些程序性的变化目前看可能不会引发任何实质影响。辩论有无观众区别多大自不必说，而路、佐两州的调整其实也无关大局：两州代表数有限（路州54票；佐州105票），绝非不可或缺；就算后续其他州也采取类似措施，也不排除可采取网络等其他方式实现初选，只要在7月13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完成即可。

同时，如果疫情降低投票率的话，相对而言可能对年轻选民的影响略小；而疫情在民主党选民中的议题塑造也应该是向着更为关注医疗保险体系的方向延展。这个方向的变化对于相对拥有年轻人支持、且强烈主张“全民医疗”的桑德斯而言也许更为合拍，但意外的优势是否足够大到帮助桑德斯翻盘、甚至瓦解掉目前民主党上下一心认定拜登才能击败特朗普的高度共识呢？目前看这种概率并不大。最后可能的结果是，拜登会增加对医疗政策的阐述，甚至接受一些桑德斯的理念，从而加速民主党整合。

另一种情况是美国疫情持续发展，甚至到选举日也无法彻底缓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特朗普政府的“紧急状态”应对应该是没有奏效，进而对其连任、对大选本身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而言，整体上显然不利。不满的民意估计会最终冲破特朗普过去三年多保持的45%到55%区间的“防波堤”，将其满意度拖入新低。同时，投票率下降在大选中的影响则会有助于相对年轻甚至更熟悉网络参与的选民支持的民主党提名人而非特朗普。

此外，议题上的转变也会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对经济前景的持续忧虑削弱了特朗普标榜执政业绩的可信度；二是对医疗体系的关注凸显出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医改的破坏。这些因素都将为特朗普的连任制造不可低估的障碍，也不排除拖累共和党在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选情的可能性。

但必须强调的是，目前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七个半月的时间，不断变化的疫情态势是否会最终影响同样在持续变化中的选情，存在着很多变量。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仍因为掌握着应对疫情的绝对行政权力与议程而占据主动地位。如果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话，其对大选的影响应该说就是可控的。从数据上看，虽然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防疫抗疫的不满意度已达到49%，但目前只是基本与特朗普过去三年不满意度的水平即其所保持民意结构基本持平。这也意味着，特朗普仍有空间挽回局面。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至少到3月初为止，在只有43%的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满意时，共和党人的满意比例还是高达87%。令人费解的是，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甚至延伸到了他们与特朗普共享对病毒看法的地步：与68%的民主党人担心会被传染呈现出鲜明对比的是，共和党人中63%并不担心会被传染。对新冠病毒态度上的两党极化，至少说明目前疫情的发展并未改变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的基本态势。

所以，最为关键的变量还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紧急状态”响应能否真正奏效。有效的话，选情就都有希望；不奏效的话，选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选情影响下的疫情

虽然选情走向最关键取决于防疫抗疫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选举的逻辑来推进响应，否则极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史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6年大选年背景下美国猪流感的防控。

1976年的大选虽然是一次在任总统谋求连任的选举，但因为共和党人福特作为美国首位未经选举就接任副总统并进而接任总统的特殊身份而具有特别意义。当年，福特不但面对着里根在党内的强大竞争，而且还面对着因特赦尼克松而引来的巨大争议，民主党虎视眈眈更是不用多提。但如此急于以一场真正当选来证明自己的福特，在大选年之初就遇上了麻烦。

1976年2月4日，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19岁的年轻士兵因感染一种新型流感而死亡，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对19人做了取样检测，随后13人住院治疗。CDC认为这是一种“猪流感”，极可能将导致全世界大流行，并像1918年大流感那样导致全球千万人死亡。作为回应，CDC认为至少80%的美国公众需要接种疫苗。

2月中旬，时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的戴维·马修斯公开宣布，类似于1918年大流感的猪流感将在当年秋天大爆发。3月15日，福特总统宣布支持大众免疫计划，并于4月5日成功得到了民主党主导的国会1.35亿美元的专项拨款。虽然同步了解到情况的世界卫生组织更多只持观望态度，而且美国国内的病例也并未有任何大爆发的迹象，但福特政府还是在当年10月即大选之前开始了大众免疫接种计划。

有统计称，最终有4000万到4500万的美国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接种了疫苗。福特总统自己也在10月14日在白宫完成了接种。就在开始接种疫苗的当月，匹兹堡一个诊所的三位接种者就接连因为心脏疾病而死亡。之后两个月，全美有大概500人在接种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并有30人不治身亡，随后疫苗免疫项目被叫停。而在疫苗项目被叫停时，1976年猪流感在美国留下的恶果则还是一人死亡、13人住院以及据说的240人感染。事后对疫苗的研究得知，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疫苗生产者使用了减毒病毒而非灭活病毒，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些接种者的剧烈反应乃至致命并发症。

叫停猪流感疫苗大众免疫项目之时，福特已成为“看守总统”。很难确定他在当年11月2日以240比297的选举人团票以及48%比51%的选民票惜败给卡特的结果，是否要归罪于其在猪流感应对上的急于求成。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在大选年，或者不是福特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美国政府还会如此不惜违背科学规律地快速推进疫苗生产与接种计划吗？历史无法假设，但应该可能不会。

1976年的福特，正是今天特朗普的一面镜子。福特的“急”，与之前特朗普的“慢”一样，背后都是希冀确保连任的政治算计。而福特的例子已充分给出了一个历史教训：选举政治的逻辑绝不能凌驾于客观事实与科学规律之上。面对如今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现实，特朗普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疫情，关键就在于能否拿出尊重科学、回应民意、与世界同舟共济的态度与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