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博赟｜有罪的弥赛亚：韦科邪教惨案

1993年，美国德州小镇韦科（Waco）发生了一场人间惨剧。镇外农场上有一栋被称为“迦密山”中心的建筑，住在这里的“大卫苗裔”（Branch Davidians）教派先是与烟酒火器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前来搜查违禁武器的执法人员交火，互有伤亡，然后又与联邦调查局武装对峙长达五十一天之久。4月19日，联邦调查局下令结束对峙，用催泪瓦斯强攻，意图将这些教徒逼出来。然而楼内忽然多处起火，七十四人葬身火海，其中有二十名儿童。

这一事件使“大卫苗裔”这一原本默默无闻的教派受到广泛关注。联邦调查局介入的重要原因，就是该教派被目为“邪教”，其领袖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原名沃农·豪威尔，Vernon Howell）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实行多妻制，甚至连未成年女孩也不放过。而在大火中失去生命的二十名儿童中，大多数是他与众多“妻子”所生的孩子。一时间考雷什被称为“邪教头子”“敌基督”“假先知”，很多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只是连累了那些被他蒙蔽的人和无辜的儿童。但实际上，这个“邪教”并非由一个妄人所独创，而是其来有自。我们需要了解“大卫苗裔”教派的历史和围攻的具体情况，才能对整个事件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异端也有统绪

我们先来看考雷什继承和发展的教义。一直以来，很多基督教学者的立场都是：正统才有老传承，异端都在瞎创新。正统教会有使徒统绪，有大公会议，有教会历史，而异端都是横空出世，没有真正的根基。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考雷什的神学，包括极端天启主义和末世论、当代先知的威权性、脱离背景的字义释经和“以经解经”，都是有来源的。我们可以把他的先行者列举出来，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梳理考雷什的思想和主张。

（一）“大失望”

1818年，纽约州的一位农夫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通过大量读经和计算，认定基督很快会复临。他开始不断宣讲末世将近，呼吁真信徒跟随他的教导，那些不愿迎接基督的就是《启示录》中的罪恶“巴比伦”。后来，他还把基督复临的时间进一步精确到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间。1843年2月27日出现了彗星掠日的天文景象，很多人相信这便是末日征兆。大批信徒抛家舍业追随米勒，等待基督从天而降。但1844年3月21日像任何一天那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基督并没有来。他们并没有灰心，而是相信之前计算有误，1844年10月22日赎罪日才是正日子。这一天，数万信徒跑到视野开阔的乡村翘首以待，然而基督还是没有来。这一事件被称为“大失望”。但事后约瑟·贝茨（Joseph Bates）等信徒却解释说，米勒计算得没错，但那一天发生的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那一天，基督进入了天上的圣殿，准备施行审判。

（二）“女先知”

贝茨一派影响力较大，在米勒于1849年去世之前，他们已经颇具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解经方式：强烈的末世主义，重视天启性经文；认为经文很大程度上都是预言，要用“以经解经”的方式使之指向眼下所处的现实；当代先知不断获得启示来理解《圣经》预言，而且要亲自成就这些预言，以迎接基督复临。不仅如此，当代先知也会为信徒立下生活规范。爱伦·怀特夫人（Ellen G. White，又译怀爱伦）就是这样一位当代先知，她被视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的奠基人。她和他的丈夫先是与贝茨一道声称受到了启示，要恢复周六过安息日，弃绝周日过安息日的“异教”残余。之后，她又提倡恢复《旧约》中的洁食传统，尤其是《利未记》十一章记载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三）“牧者之杖”

维克托·胡特夫（Victor Houteff）1886年生于保加利亚，1907年移民美国，1919年受洗成为安息日会信徒。1930年，他创办了《牧者之杖》（The Shepherd's Rod）刊物，开始宣讲一些极端信息，说启示录七章的“十四万四千”选民已经远超过了安息日会信徒人数，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已经背道，而只有跟随他的人才是真正选民。但主流安息日会并不接受这些观点，将他开除会籍。胡特夫便将自己教派改称“大卫安息日复临会”，强调基督在天上做王，而大卫后裔要在地上做王，将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王国。他要带真信徒去巴勒斯坦（当时属于英国托管）并在那里迎接基督复临。1935年，胡特夫在德州韦科城外买了一块地，建了“迦密山”中心，发行自己的货币，禁止与外界通婚，并不断对安息日会信众传教。1955年胡特夫去世，他的妻子弗洛伦斯（Florence Houteff）接手，把地产变卖，在不远的地方又买地新建了一个“迦密山”中心。像当年的米勒一样，她预言1959年4月22日末世降临，信徒们也同样抛家舍业等待末世，但同样什么也没有发生。

（四）“大卫苗裔”

在这一教派的低潮期，本·罗登（Ben Roden）和萝伊丝·罗登（Lois Roden）夫妻取得了“迦密山”中心的所有权。本·罗登生于犹太家庭，改宗到保留犹太传统最多的安息日会，后来加入“牧者之杖”运动。他将教派改名为“大卫苗裔”教派，宣布自己就是《圣经》（《以赛亚书》11:1，《耶利米书》23:5，《撒迦利亚书》3:8、6:12）预言的大卫苗裔，是至高上帝的代理人（Vicegerent of the Most High God），他要带领信徒去以色列重建圣殿，为千年至福王国做准备。本·罗登1978年去世后，萝伊丝接手并自任“主教”。她声称曾在异象中获得了新的启示：上帝的灵是女性的，弥赛亚有女性的一面。她反复强调，从字面上看，希伯来语中“灵”ruach和指上帝临在的shekhinah都是阴性名词。她还声称，既然《创世记》记上帝“按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上帝位格中必然有男有女；亚当象征基督，夏娃象征圣灵。

（五）“有罪的弥赛亚”

1981年，沃农·豪威尔从主流安息日会加入“大卫苗裔”教派。他与比他年长四十三岁的萝伊丝发展出了亲密关系，成为了教派准继承人。据说他记忆力惊人，十三岁就能背诵新约的绝大部分，对经文有一般人看不到的洞见。在萝伊丝死后，豪威尔历经一番领导权争夺，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豪威尔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米勒到萝伊丝一系的教导。每一次出现一位“先知”和新教导，都会造成教派分裂。所以到了豪威尔这里，已经是多次分裂之后的一个很小的教派，但他却认为自己持守的是最正最真的传统，上承六位先驱，他们就是《启示录》中提到的六位天使，而他自己则是第七位，也是封印先知。

豪威尔认为，末日将近（从米勒到本·罗登），要把经文串联来“以经解经”（贝茨），就知道他是《圣经》应许的“大卫苗裔”（本·罗登），要带领真信徒抵抗一切反对他们的“巴比伦”（米勒），未来要在以色列建立新的王国（胡特夫）。信徒要遵守周六安息日和一些传统犹太节期并吃洁食（怀特夫人），跟随豪威尔这位当代先知（从怀特夫人到萝伊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传达的信息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他的先驱，并不是他的原创。

豪威尔和他的助手走遍洋海陆地引人入教，他口才很好，目标明确，成果颇丰。加入“大卫苗裔”教派的人几乎都是安息日会背景，包括牙买加裔、犹太裔、日本裔等各种族裔，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夏威夷、香港等地万里迢迢来到位于德州穷乡僻壤的“迦密山”中心。他们都被豪威尔的讲道折服，认为《圣经》在他的诠释下变得清晰易懂了。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简单、明确不等同于正统、正确。他们以为自己是听从真理，但实际上听从的是豪威尔。

豪威尔片面化、字义化和扭曲的预言化释经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认为《圣经》中的“基督”“弥赛亚”既然字面意思是“受膏者”，而以色列的先祖、君王、先知、祭司都是受膏者，那么他作为末世的君王、先知、祭司，也是受膏者。换言之，他虽然不是耶稣，但仍然是弥赛亚。为了想方设法在字义上“成全”《以赛亚书》45:1“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一节，他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沃农·豪威尔成为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希伯来语中的“居鲁士”即Koresh，他要以此表明自己是大卫苗裔，是今日弥赛亚，是“巴比伦”的征服者。

不仅如此，考雷什宣称，虽然传统认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对耶稣的预言，但实际上是对他自己的预言，因为53:13“他必看见后裔”不适用于耶稣，耶稣没有后裔。《诗篇》四十章中“罪孽甚多”的大卫指的也是他。耶稣是无罪的弥赛亚，不能理解人间疾苦，但考雷什可以，因为他是有罪的弥赛亚。不仅如此，既然末世已到，那么人们就应当像起初受造之时一样，不娶不嫁。他宣布教派之中一切婚姻都被解除，一切男性都要守独身，除了“有罪的弥赛亚”自己——所有的女性都属于他，他要和她们生二十四个孩子，而这二十四个孩子就将是《启示录》四章坐在天国宝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虽然个别男性信徒无法接受考雷什的“新启示”（New Light），但绝大部分都照样遵从了。考雷什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是，我们是“邪教”，但每一个宗教最开始都是“邪教”。是，我们守独身，但我们是与基督联合。考雷什还继承了萝伊丝的教义，说弥赛亚有女性的一面，因此男性信徒是与弥赛亚的女性一面联合。至于女性信徒……就与考雷什在字面意义上联合了。

惨案是如何发生的

1992年左右，“大卫苗裔”教派开始买卖枪支等武器。虽然在德州，拥有枪支弹药很正常，做枪支贸易只需交三十美元注册一个许可证，即使是拥有全自动枪支也只需交两百美元并做登记，但他们购买的一批武器包装破损，手榴弹掉了出来，弹壳与火药分离引起了运货司机的注意。他怀疑教派私自改装武器，于是通报烟酒火器管理局。管理局接到举报后决定介入，2月25日签署了搜查令，准备强行进入“迦密山”。

2月27日，一家当地报纸《韦科论坛先驱报》（Waco Tribune-Herald）整版报道了“有罪的弥赛亚”，指控考雷什重婚、虐待儿童、自立武装。这使得烟酒火器管理局更加怀疑考雷什在私自组装未登记的全自动步枪，于是决定第二天突袭“迦密山”。2月28日上午七点半，二十六名武装执法人员出发，准备报道这一事件的摄像团队却在大农田里迷了路。他们向一个当地人问路，但这个当地人正巧是“大卫苗裔”信徒，于是马上通知了考雷什。安插在教派里的内线向执法人员汇报了信息泄露的情况，但他们仍然决定按原计划进行。九点钟执法人员抵达“迦密山”，强攻开始。教派成员立即拨打911报警，说屋内有妇女儿童，请立即停止射击。这是事实，因为此时屋内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其中四十三名是儿童。然而，互射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中午烟酒火器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弹药耗尽，被迫撤退。

这一轮进攻的结果是：烟酒火器管理局四名执法人员死亡，二十伤。“大卫苗裔”教派六名成员死亡。大卫·考雷什的肋边和手腕被子弹击中。他受的伤极具宗教象征意义。

因为有执法人员伤亡，烟酒火器管理局通报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官员随即接手，任命了“人质解救小组”。从第二天3月1日起，行动的目标从调查私自改装枪支转为解救人质。

但“解救人质”这一定性却未必符合实际情况。考雷什并没有掳人勒赎，信徒也可以自由离开。很遗憾，双方一直没有能够有效沟通。考雷什迫切地想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宗教性信息。而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教派并无了解，对其宗教性信息也无兴趣。他们的目的是把建筑物里的人全部清出，以解救其中的妇女儿童。一个是宗教诉求，一个是执法诉求，二者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种沟通不畅从对峙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2月28日晚上，达拉斯当地一家电台KRLD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考雷什进行了通话。电台台长劝说考雷什投降、治伤、放孩子们出来。考雷什却对他们长篇大论讲《圣经》。之后考雷什还多次进行通话或者录像，但每次都是在讲《圣经》。他引用的是语言相对古奥的钦定本《圣经》，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一直不停。联邦调查局无法理解考雷什为什么要讲《圣经》，认为他是在胡言乱语，试图拖延。

考雷什2月28日晚上不断反复讲的内容，是《新约·启示录》中的“七印”，他声称眼下处在“第五印”的时代，而联邦特工就是“巴比伦”。乍听上去，这些语词非常晦涩，令人困惑。但如果我们打开《启示录》，就能看到这样的经文：“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6:9-11）这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考雷什认为这预言就应验在眼前：被杀之人就是烟酒火器管理局围攻时死亡的六名信徒，而围攻若是继续，教派就会全部死亡。但他高估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对《圣经》的熟悉程度。

在联邦调查局看来，考雷什就是一个狡猾的江湖骗子，蒙蔽了一百多名群众，现在需要解救群众，尤其是妇女儿童。但考雷什从始至终都在强调宗教性信息的重要性，在受伤的状态下还在坚守，而且允许信徒离开——对峙期间共有三十五人离开。这说明信徒并非人质，也说明考雷什真的相信自己所讲的内容，而留下来的信徒也出于自愿。

3月2日，考雷什先表示要出来，然后又改变主意，说在等候上帝旨意，如果上帝让他出来，他自然会出来。3月7日，考雷什送出一卷录像带，他和他的多名“妻子”和孩子出镜，其中包括与拍摄者的妻子所生的孩子。联邦调查局深感震惊并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3月12日开始对建筑物断电，夜间用强光探照灯照射屋内，并播放高分贝音乐、藏传佛教诵经、宰杀兔子的尖叫声来施压。

3月7日，休斯顿重聚学院（Reunion Institute）的菲利普·阿诺德（Phillip Arnold）、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詹姆斯·泰伯（James Tabor）两位宗教学教授主动要求与联邦调查局合作。3月23日，有教派成员离开“迦密山”，随即被捕。两位教授与被捕的成员通电话，来了解考雷什的神学立场。3月29日到4月4日之间，他们多次试图与考雷什沟通，考雷什也表达出了与两位教授探讨《圣经》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联邦调查局已经确定了强硬策略，不再花时间听考雷什发神经一样讲《圣经》。

4月14日，“大卫苗裔”教派在包围中度过了八天的逾越节。当日，考雷什送出一封信，说要完成一部解释揭开七印的手稿，递交两位宗教学教授。可惜的是，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封信交给了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反恐专家穆雷·米伦（Murray Miron）进行评估。米伦无法理解这封充满宗教意味的信，认为考雷什写这封信的目的不是讨论《圣经》而是拖延时间。这使得联邦调查局进一步确信考雷什不会主动投降，需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

4月19日，强攻拉开帷幕。早上六点钟，两辆战斗工程车就位，开始凿穿墙壁，向屋内注射催泪瓦斯；与此同时大声广播，要求屋内人员投降。联邦调查局很清楚并不存在儿童防毒面具，因此想用这个策略迫使父母将幼儿带出。然而，他们没想到教派将所有幼儿转移到了地下车库（联邦调查局称之为“地下掩体”）的校车中。从六点到十一点四十分，一共注射了六轮催泪瓦斯。十一点四十五分，建筑物的一面后墙倒塌，十二点零三分，工程车将一楼墙角掀掉。但始终没有人出来。

十二点零七分，建筑物忽然多处起火。因为之前工程车注射催泪瓦斯的时候破坏了走廊末端的墙壁，所以空气大量流入，火势瞬间蔓延到整个建筑物，墙壁迅速倒塌，堵住了逃生通道。十二点十三分，消防队接到报警，十二点三十四分，消防车抵达现场，十二点四十一分，消防员开始施救，但这时建筑物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九人从火中逃生，其他人都不幸罹难。有些是死于窒息灼伤，有些——尤其是幼儿——身上有中刀和中枪的痕迹，应该是其他人为使他们免受火灼之苦才这样做的。考雷什本人也头部中弹而亡，他的十几个孩子无一生还。至于火灾因何而起，美国司法部披露的报告显示，是教派成员使用液体燃料在建筑物中纵火，当日联邦调查局特工未开一枪。

如何理解韦科事件

2月28日，四名烟酒火器管理局执法人员死亡，六名“大卫苗裔”教派成员死亡。4月19日，七十四名“大卫苗裔”教派成员死亡，其中有二十名儿童。这些儿童本来应当是救援的对象，却一个都没有救出来。事后，烟酒火器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希金斯（Stephen Higgins）和其他五位主管官员辞职。

韦科惨案无疑是一场震惊全美的历史性事件。在很多人眼中，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把武器对准了普通公民。事后，民兵组织和枪支销量数目剧增，而“韦科”也成为武力反抗联邦政府的一个标志。1995年4月19日，韦科惨案两周年之际，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遭遇炸弹袭击，造成至少一百六十八人死亡和六百八十人受伤。主犯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声称，这是为韦科惨案的受害者复仇。早在五十一天对峙期间，麦克维就曾经到过韦科，并表示公民有权持有枪支，联邦政府无权侵犯。

虽然麦克维的极端反政府行为是个案，但民兵组织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以暴力反抗执法人员的情况在韦科惨案后却层出不穷。2014年的“邦迪对峙土地管理局”（Bundy standoff）就是一个例子。克莱文·邦迪（Cliven Bundy）是内华达州一名牧场主，他多年以来经常放牛群去紧邻的草场，但这片草场归联邦政府所有。土地管理局起诉邦迪，邦迪被判一百多万美元的罚款，越界的四百多头牛也被扣以抵罚金。邦迪向多个民兵组织求援，武装民兵大批集结前往邦迪牧场，与土地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峙，并强行放回被扣的牛群。武装民兵的一个口号就是“不允许韦科惨案重演”。在他们看来，邦迪私自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草场虽然有错，但联邦政府不能滥用执法力量，而他们要用枪来警示联邦政府。最后的结果是：邦迪继续在联邦政府的草场上放牛，而一些民兵因为袭警和阻碍司法而获罪入狱。

韦科惨案发生以来，主要的批评声音即指责执法人员处理不当：烟酒火器管理局不应在明知对方已经有心理准备、持有大量枪支弹药、屋内有妇女儿童的情况下还坚持强攻，导致双方互射，事态升级；联邦调查局不应使用强光、强声等恫吓手段，在教派成员主动离开的时候不应将其立即逮捕，这样会引发屋内人们的强烈反感，更不愿出来；以及，不应释放必然会对儿童造成伤害的催泪瓦斯。他们应当继续对峙直到对方投降，或是暂时解除包围，等考雷什外出的时候再一举抓获。他们的考虑有一定合理性，但和执法人员一样，他们也忽视了“大卫苗裔”教派的宗教层面。对峙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考雷什坚守不出。但他为什么宁可选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全部死亡也不出来？

在九名逃出火场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露丝·里德尔（Ruth Riddle）。4月18日晚上，考雷什用四个小时向她口述“《启示录》七印解密”（The Decoded Message of the Seven Seals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她负责录入。4月19日起火之时，手稿尚未完成，里德尔带着存有手稿内容的光盘死里逃生。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读到考雷什的解经之作，了解他当时的具体想法。

手稿的开篇是一首诗，题名“从伊甸到伊甸”。这很符合天启文学的特点：起初如何，终末亦如何。诗中提到了两只“爱情鸟”即亚当夏娃。猎手试图捕捉它们，却空无所得。末世之时有君王娶亲的筵席，“爱情鸟”在受邀之列。显然，他认为上帝已经赐给他特殊身份，在全人类中做“末世君王”，一切压制他的力量都会失败。

接下去，在“导论”中，考雷什说：就救赎而言，“揭开七印”比任何福音信息都重要。在第一章“第一印”中，他继续强调，不重视第一印就难得救赎。在他看来，《启示录》六章的“七印”是信仰的关键。他分析，《诗篇》四十五章的君王“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是被“喜乐油”所膏之人。因此，这位君王就是第一印所显现的那一位：“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既然只有考雷什能够解释这些经文，那么他就是揭开第一印的羔羊，而君王、被膏者、骑马戴冠冕者也都是他。这是他对自己身份和使命的再次确认。在他看来，他就是弥赛亚，必将大获全胜，而迫害他们的人会受到审判。

他继续列出了《圣经》全书各处的多节经文，将《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娶亲的筵席”和《启示录》十九章“羔羊之婚筵”并列，还有《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王的荣美”、五十五章“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六十六章“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妆饰”，《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三十三章“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等等。至此，他的解经思路更加明确：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是《圣经》应许的大卫苗裔，他做王的时代即将开始，而只有跟随他的真信徒才能参与这一盛事。

在这一章的最后，考雷什引用了《约珥书》二章“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考雷什一直在将自己眼下的境遇视为经上预言的成就，并用脱离语境的经文来决定自己的具体行为。这里也是如此。他认为他和教派成员会“出来”，离开“迦密山”，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完成《七印解密》之后。这也是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说法。但这个“出来”有双重含义，可能是离开建筑物，也可能是离开这个世界。实际上，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他在作品中传达的也都是超自然、末世论的信息。

很遗憾，考雷什一直想要传达的宗教性信息并没有得到联邦调查局的重视和理解。他对自己弥赛亚身份的认同被视为是“邪教头子的自大幻觉”。他表示的“只要上帝指示，我们就出来”和“写完《七印解密》就出来”被视为不诚实的拖延手段。联邦调查局的恫吓和逮捕反而使教派成员确信围攻他们的是“邪恶巴比伦”，而不是来救他们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对峙反而强化了考雷什的天启性教义，让教派成员认为考雷什的解经是正确的。在联邦调查局的录音中，考雷什和教派成员反复引用《诗篇》二章“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认为《圣经》经文是天启性的预言，而他们眼下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成就这些预言。

考雷什的天启主义值得我们深思。他一直认为上帝在着《圣经》向他提供新的启示。上帝既然是全宇宙的上帝，上帝给他的信息也不仅仅是给他自己，也是给整个世界。在他看来，他的教派虽然小，但却与整个人类的存亡救赎密切相关。他是受膏者、弥赛亚，听从他教导的就能得救，在他对立面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会即刻受到惩罚。

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极端，却也体现出了天启文学的一些典型特征。天启文学往往持有一种二元对立的立场，光明与黑暗之争是其常见主题。无论是传统犹太天启（《但以理书》）、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天启（《以斯拉四书》和死海古卷的部分内容），还是基督教天启（《启示录》和福音书的部分内容）都是如此。天启文学强调历史走向已然确定，重大事件的到来无可避免，并要求受众选择自己的立场：要么是兄弟，要么是仇敌。

末世论和天启主义经常紧密联系在一起。末世论是宗教正典及神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如果过度强调末世论，甚至认为眼下就是末世，就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若是末世将至，那么一切人类社会传统的规则、道德、价值都可以悬置，让位于“上帝的计划”。这对既有的秩序是一种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秩序。考雷什令教派成员守独身，自己却重婚乃至侵犯未成年女孩，而很多教派成员接受了这一安排，在受到围攻的时候也与考雷什站在一边，期待上帝的直接指引，这都与考雷什的末世论有关。而且，即使这种新秩序也是暂时的，会让位于它所预表的“天上”的秩序。极端末世论强调彼岸世界的美好和权能，“选民”或“殉道者”失去此岸世界的生命非常值得，因为此岸生命短暂有限，此岸世界也很快会终结，而他们会回到更崇高、他们所归属的地方。

这是一种美化暴力与死亡的神学，而“大卫苗裔”教派传统上就有这一倾向。胡特夫就认为，上帝将用火毁灭仇敌，而真信徒会受“圣灵与火”的洗，火会让他们变得更纯净。萝伊丝也说末世之时，上帝会用火为真信徒施浸礼，信徒由此进入新王国。在对峙之中，考雷什也不断引用与火和黑暗相关的经文，比如《约珥书》二章“耶和华的日子将到……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它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和《以赛亚书》十三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在与达拉斯电台对话的时候，他也引用了类似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他接下去引用了下一节经文，但透着不祥的预兆：“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考雷什相信，他能够死后复活、再次回来，那时他将建立王国，真信徒都会来赴他的婚宴，而与他为敌的人都将受到审判。在联邦调查局用工程车不断击穿墙壁的时候，他认为时候已到。就这样，一个本来就有极端天启主义和末世论传统的教派，在一个不断受到“启示”，认为《圣经》经文指向他自身的“弥赛亚”带领下选择了纵火，并希望能够借此永生。

虽然“大卫苗裔”教派不断引用《圣经》，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认为他们的教义出于《圣经》，是基督教的必然产物。基督教传统虽然有天启主义的一面，但视基督复临、施行审判是在不知何时的未来，人类处于基督已经临在但非终末性临在的“既然-未然”之间。不合时宜地强调末世论会削弱上帝怜悯世人、迟于动怒的一面，也会削弱人类决定未来事件的自由意志。在基督教早期，教会思想家对如何理解《圣经》中的天启文本有过广泛讨论，很多教父如奥利金、奥古斯丁都倾向于作历史诠释、寓意诠释而非字面诠释。“大卫苗裔”教派却与基督教传统背道而驰，极为强调字面义、进行时的天启：启示并未终结，现在就是末世，先知今日仍有，一个威权性的“末世先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圣经》如何诠释，信徒如何生活、如何死亡。虽然这也曾是安息日会初期的特点，但二十世纪的安息日会摒弃了较为极端、自我封闭的一些主张，渐渐被基督教主流所接受。胡特夫、本·罗登、考雷什都出自安息日会，又被开除会籍，而“大卫苗裔”教派的信徒也几乎全都出自安息日会。他们视自己为根植于这一宗派，他们传教所面向的也主要是这一宗派。在他们眼中，主流安息日会已经叛道，考雷什要将其拉回“正轨”并更进一步。其实这“正轨”却是左道，考雷什就在这左道上越走越远。

考雷什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更不了解宗教学。他所知道的就是从米勒到萝伊丝的教派传统，包括他自以为的“上帝不断亲自启示他的末世先知”。这种褊狭视角使他过度自信，也种下了悲剧之根。比较宗教学的奠基人穆勒（Max Müller）曾经强调了解不同信仰传统的重要性：“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也有类似的说法来劝诫只读经、忽视文化传统的反智主义者：“只知《圣经》者，连《圣经》也不知。”（No man, who knows nothing else, knows even his Bible.）开放性视野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不同信仰传统，却不会得出哪一种教义最优越的结论，更不会指出哪个人是真理的化身。可惜的是，大卫苗裔教派的一把手考雷什固执地宣称自己便是《圣经》预言的弥赛亚，二把手施耐德（Steve Schneider）虽然有比较宗教学背景，却认为学习宗教是为了寻求终极真理，而终极真理就在考雷什手中。他不惜将妻子朱迪（Judy Schneider）献给考雷什，考雷什与她生有一女，而这四个人都没有生还。他们“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而被烧灭的却是他们自己。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去猜测，如果联邦调查局当时重用菲利普·阿诺德和詹姆斯·泰伯两位教授，与考雷什面对面探讨释经学，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考雷什哪怕有新约研究的一点常识，也不会在《七印解密》中写《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甚至不会引用底本有问题的钦定本。他对《圣经》经卷的文本鉴别、历史背景、写作目的几乎一无所知。考雷什曾经表示很愿意与两位教授深入谈《圣经》，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当然，这不是说两位教授给他上几节《圣经》课，他就能放弃自己是“弥赛亚”的主张，心甘情愿地率众投降。但至少他们可以了解他的立场，在明白他的极端天启主义、末世论以及对“死而复活”的执念之后，可以建议联邦调查局暂时不采取强硬政策而是其他手段，以确保建筑物中妇女儿童的安全。然而，在联邦调查局看来，“邪教”都是一路货色：一个自大狂的教主洗脑了愚昧无知的教徒。他们没有兴趣去具体了解眼下这个教派的信仰从何而来，没有能力去组织富有成效的对话，他们的“救援”也以重大伤亡告终。

今日“迦密山”

在韦科惨案后，“迦密山”几经易手，现在的主人名叫查尔斯·培斯（Charles Pace）。他是胡特夫的原教旨信徒，对考雷什一派有很深的敌意。为了修一条横穿地产的路，他执意砍掉了很多紫薇树，而这些紫薇树原本是为纪念遇难者而种下的。韦科惨案幸存者一年一度的聚会地点原本是在“迦密山”，但因为他们与培斯不断发生争执，2019年的聚会改在韦科城里进行。

现在“迦密山”中心并未全面重建，只是在原址重建了礼拜堂。在走进礼拜堂的时候，很难想象当年考雷什就是在这里讲道，声称自己是“大卫苗裔”，是“有罪的弥赛亚”，而今礼拜堂中挂的却是批判考雷什的宣传海报。

当年教派中的很多儿童被大火困在地下车库而不幸丧生。现在地下车库的痕迹已经看不到了，只有一片寒烟衰草，在广袤的德州平原上并不起眼。若是不了解那段历史，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前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幕人间惨剧。

“迦密山”中心的入口处有三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其中还包括两名尚未来到人世便告别人世的胎儿。中间较小的是一座新立的碑，由德州本地的民兵组织捐款修建，他们的立场很明确， 即公民有权武装对抗联邦政府。碑文说：“大卫苗裔教会受到烟酒火器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袭击，教会成员和他们的领袖大卫·考雷什昂然挺立五十一天。”落款为“德州西北地区民兵指挥官丹·鲍威尔（Dan Powell）少校”。

“大卫苗裔”教派是大众媒体报道的“邪教”，却是民兵组织心中的“英雄”。这两种意见相差极大，而两种标签都过度简化，没有对这一教派的源流、信仰和实践做出考察，也不能为联邦调查局为何处理失当导致惨案发生提供反思的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重顾历史，不将其仅仅视为不值得深究的“异端”或“暴徒”，而是了解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思考当年如何应对会更有效，并避免这类伤亡惨重的事件再度上演。毕竟声称自己是先知、弥赛亚甚至上帝的人一直都会出现。哪怕是“有罪的弥赛亚”考雷什本人，虽然已经葬身火海，但今天仍然有他的信徒相信他只是暂时离开，还会乘马再来。

（感谢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登·麦尔顿[J. Gordon Melton]教授带我前往“迦密山”中心并提供一系列重要信息，也感谢同行的波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罗伯特·普塔谢克[Robert T. Ptaszek]教授拍摄部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