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史｜春风沉醉的晚上

到了3月中旬，上海的天气就会明显变暖。在一些偏暖的年份——比如马可出生的那一年，中午只需要穿衬衫和一件套头衫，坐在阳光下，背上甚至会出一层薄汗。

那是过去10年中最温暖的一个春天，从2月就是连续不断的晴天。3月初，我抱他回医院打疫苗，从西边照射过来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司机一边抱怨天气，一边小心地调节车窗玻璃的高度，车子停下来等红绿灯时，阳光从西侧车窗照进来，穿过另一侧车窗，照着路面。出租车像灯箱一样，里外充满强光。下车时，衬衫里外湿透。护士抱怨我给马可穿了太多衣服，警告我不要捂坏他。

那时候他出生才一周，平常年份还是春寒料峭的时节。

马可出生之前，我几乎不会注意到中环附近的时令变换。那些关于春天漫长的回忆，几乎都是走在陕西南路人行道上的情景。3月之后，这条马路上的空气湿度随着气温上升，几乎能感觉到皮肤因此软化，并逐渐恢复弹性。

在长乐路口等红绿灯时，太阳照射角度明显越来越高，空气、悬铃木、沥青和人类都吸收了更多的热量。悬铃木叶子一旦开始发芽，每天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时日推移，透过狭窄马路两侧梧桐树树冠照进来的阳光日益减少。沥青路面上洒满圆形光斑，每块光斑周围都有晕轮，起风时，路面上的晕轮不断扩张、收缩、移位、融合，然后又拆分，像印象派版本的草间弥生，在举行一场电光秀。然而，草间弥生的波点并没有这条街上树影的勃勃生机。

气温变化可以从风中感知得到。风向逐渐转南，寒意每天都会变得比前一天更加淡薄。平时穿着衬衫加西装便服、牛仔裤和运动鞋，将近两个月时间里，只是偶尔需要加一件毛线背心。

人们在室外活动的时间也在增加。有一段时间，如果傍晚在进贤路一带户外谈话，时间久了，四肢的体温会明显降低，低于身体其他部分。

咖啡将要喝完，杯底总会沉淀一些细细的渣子，如果注意力只在谈话上，不小心喝到杯底，这一口冰凉和苦涩的混合物，正像是这个时节的薄暮时分给人的印象。

夜晚就这样到来了。但这段时日也是倏忽而逝。

3月剩余的日子和整个4月，气温持续上升。悬铃木上，头年剩下的果实突然炸开了，变成数不清的伞状种子飘落下来。黄色的种子连带毛絮弥漫在空气中。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接下来约有10天噩梦般的时间。

只有春雨落下时，悬铃木的种子爆发才会暂时停下来。而雨后的街道被另一种事物包裹和充塞：一种有温度，甚至可以触摸的植物气息，似乎什么地方有无数植物被风雨摧折，创口流出的汁液被吸入了空气，又被微风卷走并混合，最后送入行人的鼻腔。

这气息总令人想起“春风沉醉的晚上”这句短语。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郁达夫的小说标题，更能形容这条马路的暮春天气。

上海的春天总是结束于杭州。到了5月，如果不是苦夏早早到来，春天还会像省略号一样延续10天乃至两个星期，在城市里，也会让人想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象。照例这时候会有人相约出行。

不过，当真置身在杭州西面的山间，有一种飞虫正值爆发季节。它们漫山遍野地飞着，对着人的眼睛乱飞乱撞，就算戴着墨镜，也能感觉到它们繁殖的急切。夏天在望，对虫子来说，这是时不我待的季节。

没有哪一条街道可以垄断春天，只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春天，我所知不多。马可出生后，春天就变成了和过敏性支气管炎无休止的对抗，生活的重心随之转到小区。早春时节，不间断地替孩子添衣服、减衣服，本来就是中国家长的神圣职责，尤其是他们在刚刚萌芽的花木之间穿行时，总有人拎着衣服在背后追赶，但不把他们逮到，你不会知道家长是嫌他们穿得太多还是太少。

对我来说，马可出生一周后回到出生的医院打疫苗那天穿着不合适，渐渐变成了一个心结。这个心结总是要到气温稳定在18摄氏度以上，也就是玉兰花期已过，樱花正在收尾，樟树换叶，野蔷薇开到极盛，而合欢绛红色的绒花将要飘落的时候，才能解除。

恰当地感知另一个人的体温，关键并不是经验，而是恐惧和厌烦之间的平衡。最终就像我们经历的一切烦恼类似，马可早早地学会用一句英文来总结这个过程：Time is the answer。

只是有时候答案出乎意料。马可上幼儿园中班那一年春天，有一天上学途中突然遇上强烈的阵风。我们远远地看见这阵风吹来，一路卷起数不清的灰尘和悬铃木种子。我们背过身，立在原地，仍然不停地打喷嚏，直至感到窒息。我将马可抱在怀里，用手帕捂住他的口鼻，让他把脸埋在我胸前。我是第一次想尽快移动到附近的建筑而不能。

说起来，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上海中环的春天。这里一切事物的密度都低于我从前的感知，就像一座被稀释过的城市，但即使是这里，时间也有自己存在的方式和强度。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