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模最大的仇英特展因疫情暂休展，筹备十年集结全球精品

继2014年台北故宫的仇英特展，2015年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十洲高会 — 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后，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近日推出筹备十年之久的“真相所在——仇英艺术特展”。

此次展览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仇英特展，更是亚洲以外的首次仇英特展。然而受疫情影响，能去现场的人寥寥。澎湃新闻今天获悉，主办方从美国当地时间3月14日起暂时闭馆，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此次展览原定到5月17日闭幕）。

展览开幕不久即遭闭馆，这一展览的生不逢时，让人想起董其昌对仇英所说的一句名言：“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

策展人表示，为了筹备此次展览，准备了近十年时间，“展览的巧妙之处，在于我们特别并置展示几组原作、仿作、摹本，供观众对照鉴赏。”而提供展品的包括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赛克勒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

在展品数量上在前面展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共展出60余件与“明四家”仇英相关的书画作品，包括45件仇英作品、17件其他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画作，如仇英临摹过的宋元经典原作，还有同时代仇英的师友作品。其中气势宏伟的《剑阁图》是上海博物馆藏仇英晚年精品巨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松陰琴阮图》和《观榜图》，则是这两件作品首次出台展览。

仇英（约1497-1552）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  中国明代绘画大师，吴门四家之一。尤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

存世画迹有《汉宫春晓图》、《桃源仙境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桃花源图》、《仙山楼阁图》、《莲溪渔隐图》、《桐阴清话轴》、《秋江待渡图》等。

仇英出身寒门，幼年失学，曾习漆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平民百姓出身的画家，并与诗书满腹的沈周、儒家风范的文徵明、风流倜傥的唐寅齐名，成为画史上“明四家”之一。

仇英与“吴门四家”里的其他人不一样，是以文人所敬而远之的工笔画收获盛名的；另外他几乎没有书法作品留下，没有诗词歌赋留下。作为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漆工，最后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平民百姓出身的画家。

董其昌《画室随笔，画源》记有：“盖五百年而有仇英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其术亦近若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

2014年，台北故曾举办仇英特展。2015年，苏州博物馆举办“吴门四家”系列学术展览的最后一展“仇英特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

据介绍，此次仇英特展仅一件明代文徵明的《古木寒泉图》出自 LACMA 馆藏，其余皆是全世界重要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借展品，包括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赛克勒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等，共同打造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仇英特展，更是亚洲地区以外的首次仇英特展。

如此千载难逢的仇英大展，是在LACMA于2011年开设的企业家雷斯尼克夫妇捐赠新馆（Lynda and StewartResnick Exhibition Pavilion）举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则是促成本展的主要支持者。此次展览除了展出45件仇英款的作品，还有17件其他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画作，如仇英临摹过的宋元经典原作，还有同时代仇英的师友作品。展览以“Where the Truth Lies”为主题，全面展现这位中国古代艺术大师的绘画技术与文化眼界。

此次策展人利特尔（Stephen Little）表示：“无论仇英拥有如何传奇的生平，他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历代最多人临摹、伪造的画家之一。现传仇英作品多为苏州片或后人摹本，由于仿品数量太多，真伪难辨，再加上仇英本人也是造假高手，导致有些人对于仇英的艺术成就与重要性仍抱有存疑态度。而这次展览的巧妙之处，在于我们特别并置展示几组原作、仿作、摹本，供观众对照鉴赏，这种观看方式在一般美术馆较为罕见，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据悉，此次展览重新梳理了仇英的艺术职涯，从他的师承为引，接着介绍其早中晚期的创作，最后以仇英的追随者为结语。更重要的是，展览试图以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检视这位天才画家，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生平进行对照，并反复提出诘问：家世背景对于评定一名画家的艺术成就会造成何等局限性？明代中期以后的识字率如何？真迹、真实性的意义究竟为何？艺术鉴赏的重要性如何？

明代王世贞（1526-1590）在《艺苑卮言》曾有记：“仇英者，号十洲，其所出微，常执事丹青，周臣异而教之。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其临笔能夺真，米襄阳所不足道也。尝为周六观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也。使仇少能以已意发之，凡所挥洒何必古人？”明代职业画坛盛行浙派戴进（1388-1462）、吴伟（1459-1508）画风。周臣画作虽受浙派影响，又间传宋院体画法，如李唐（1066-1150）、马远（1160-1225）、夏圭（1195-1224）等。由此可见，周臣画风多样、转益多师的精神，无疑为仇英所继承。

这也是为何研究仇英作品极具挑战性，他不仅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稀少，更在浸淫江南地区收藏历代名迹的同时，博取古画艺术精髓，也与当时同侪画家多有交流借鉴。在展览开始的“承先”（ Precedent） 单元中精选展出的6件作品，或能一窥仇英绘画主题传承与变化的些许渊源：包括其师周臣的《北溟图》及《韩愈韩湘子图扇》、授锦衣都指挥职、明宫廷画家刘俊的《纳谏图》，以及明代著名文人画家作品如杜菫《伏生授经图》、文徵明《古木寒泉图》、唐寅《桐下喝茶图》。

早期  弘治十七年～嘉靖四年（1504-1525）

仇英早年曾为漆工、画磁匠，为人彩绘栋宇，是个十足的民间画匠，但他的天分自是无可否认。仇英与沈周、文征明等前辈画家合作画卷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若要清楚交代他早期的创作背景与人际交往，实属不易，毕竟相关记载实在有限。本单元呈现的仇英早期作品包括《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观榜图》、《浔阳送别图》、《海棠山鸟图》等。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为狄龙（Douglas Dillon, 1909-2003）捐赠作品，题签：“仇实父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真迹，完颜希贤鉴藏”，卷末有题款：“仇实父摹图，五峰文伯仁赞”，但据推测应为后人摹本。

明代科举考试共分三级，初级为院试，及格者称生员，亦称秀才。二级为乡试，中者为举人，榜首称解元。最高一级为会试，举人均可参加，中者称贡士，榜首称会元。贡士得入殿廷由皇帝面试，殿试成绩最高者为状元，次名称榜眼，三名称探花。此次展出的《观榜图》就是描绘的殿试后考生争相观榜的场景。这幅画尽管有“仇英实父制”的落款及“十洲”的印记，但与仇英的风格出入较大，应该是后人托名之作。即便如此，《观榜图》的细节刻画依然非常精彩，比如画观榜人潮汹涌，高中者兴奋登马而去；落榜者，则满脸沮丧，由人搀扶，颓然而返，细看趣味盎然。

仇英的传世作品，以两类最为出名，一类是山水，尤其是青绿山水。文徵明对他颇为赞赏，评价其“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也。”在董其昌眼里，几乎把元人钱选直接忽略，认为仇英在青绿上的成就完胜钱选。故宫博物院藏的《莲溪渔隐图轴》、《桃村草堂图轴》、《玉洞仙源图》基本上都是仇英青绿山水的代表作品。而仇英传世的青绿山水还有另一种风格，比如此次展出的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所藏《浔阳送别图》。《浔阳送别图》是以白居易（772-846）《琵琶行》为题材而创作的画作，画面表现浔阳江边白居易登舟探访琵琶女的情景，场景空阔，人物穿插其间。细致的笔法、鲜丽的色彩和装饰性的绘画语言，使画面弥漫着梦幻诗意。

在这幅画中，青绿山石宛如结晶体，与前面几幅所见明显不同，倒是类似简化版的钱选金碧山水。倘若将此图卷中的一个送别场景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中的浔阳琵琶图页作对比，这种区别会更加明显。仇英传世这样风格的作品还不止《浔阳送别图》一件，还有波士顿美术馆的《桃源图》。因此，有观点认为这一类风格的山水只是托名之作，并非真迹。

展览还展出了传周昉《宫姬调琴图》及仇英款《听琴图》，罕见的仇英临摹宋元古画包括私人收藏的《摹李公麟莲社图》，元人王振鹏作《姨母育佛图》和仇英的《摹王振鹏姨母育佛图》，以及《倪瓒像》等。从仇英临摹的古画中，可以感受到他不停尝试不同风格、再兼容各家菁华的企图，尤其“南宋四家”马远、夏圭的画风，仇英更是倾注毕生之力持续临摹学习。

从仇英对古画的临摹中可以看出，仇英的临摹之作并非一味地重复原作，相反，他加入了不少自己的创造，比如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合理增加更多的细节，使画面更加充实。

中期 嘉靖四年～二十一年（1525-1542）

仇英中期的作品，经常可见文徵明的弟子王宠（1494-1533）题跋诗文，故可依王宠卒年推测，这些画作的创作年代应该不晚于嘉靖十二年（1533）。目前已知至少六幅仇英作品有王宠题字，包括本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梧竹书堂图》，图中画一精舍，宽敞的书桌置于窗前，上置文具书籍，一士人半坐半卧于躺椅上，神态安详。房舍四周修竹，梧桐摇曳生姿，坡石勾皴用拖泥带水法兼干笔皴擦，再以水墨淡淡晕染，颇见浑厚。上缀以萱花、丛菊，显示出隐居的优雅情调。书幅上部有王宠、文徵明、彭年三人题诗。王宠题：“常侍风流邺下遗，英英文采曜长离。也知彩笔花生夕，应是神游艺苑时。王宠”。

此外，仇英的中期作品，也大致可依照他受周凤来（1523-1555）、陈官（卒于1557后）等收藏家委托创作的文献资料来左证断代，这批作品大致完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仇英便是通过和江南地区收藏家的交往，得以广泛研习宋元收藏，并将临摹所学的古代技法，转化融会而成就新意。举凡入画之文人品茶、赏琴、闲话、隐居、行旅、渔父濯足、横笛等，或为设色，或为白描，皆生动精微。仕女画企图融合唐宋以来的画风，勾画细致，姿态多样，影响深远。楼台界画更是别出蹊径，笔力清劲，傅彩精妙，已超出师承藩篱。

“吴中四才子”中祝允明（1460-1526）、唐寅和文征明三人都曾在仇英画作上留下题字，其中又以对仇英青睐有加的文征明为最，“仇画文题”也成为当时最受藏家追捧的书画合璧经典。文徵明曾赞誉：“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

文征明的态度进而影响了其子侄门生，以及文氏一族庞大的朋友圈，包括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文伯仁（1502-1575）、彭年（1505-1566）、陈淳（1483-1544）、王守（1492-1550）、王宠、陆治（1496-1576）、陆师道（1517-1574）、王谷祥（1501-1568）、周天球（1514-1595）、许初、袁褧（1495-1573）、王穉登（1535-1612）等人都常为仇英的画作配以题跋诗文，不只使仇英作品多了书卷逸气，更富雅趣，也大大促进了仇英在苏州文化圈的名气和地位。

晚期 嘉靖二十一～三十一年（1542-1552）

此单元聚焦仇英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作画功力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无疑是少数步入晚年仍能自我突破的画家。像本单元展出的台北故宫院藏《松阴琴阮图》，绘高士二人，对坐松林泉石之间，一人拨阮，另一人停琴聆听。全画构景清旷，笔墨简赅，人物衣纹用游丝描，石用披麻皴，于仇英画中极为罕见，大概是有意回避院体鲜丽精巧的面目，转而追求文征明式简淡雅逸的格调。本幅款识“嘉靖己酉春日吴门仇英制”，为仇英约56岁（1549）之作。

相比仇英的前半生，这一时期有相对大量的明确记年作品传世。此外，其中也不乏他客坐大藏家项元汴（1525-1590）府邸时的创作。根据最新研究显示，到项元汴在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前，其所拥有的仇英作品数量多达近50件，为明代收藏之冠，其中也有部分是于仇英去世以后购藏自别处的作品。

项元汴出身浙江嘉兴望族，字子京，别字墨林居士，由于他好古博雅，兼工绘事，山水学元黄公望（1269-1354）、倪瓒（1301-1374），又写梅、兰、竹石，颇有幽情逸致；更善治理生产，借着经营古玩书画买卖致富，成了驰名海内的大收藏家。

“天籁阁”为项元汴艺术收藏堂号，据传他曾购得一张古琴，上刻“天籁”二字，因喜爱有加，将书斋以此命名。项元汴的收藏生涯达五十年之久，所收历代书画名迹不下千余件，内容丰富精妙。只可惜这批天籁阁珍藏，于清军攻进嘉兴（1645）时，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夺一空，从此散失各地。后来辗转为清初收藏家梁清标（1620-1691）、安岐（1683-？）等人收藏，后多归入清室内府。据《故宫书画录》统计，故宫院藏书画共4600余件，其中将近半数曾经项元汴之手，且不乏书画名品！由此可见项元汴的收藏实力。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独乐园图》是本单元展出的又一亮点作品，画卷内容根据司马光的《独乐园记》立意，依次描绘了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堂等景致。卷后拖尾接裱为文征明书《独乐园记》、《独乐园七咏》、苏轼《独乐园诗》，以及项禹揆（？-1659）等人题跋。上有项元汴、项禹揆、翁同龢（1830-1904）、翁万戈（1918-）等人鉴藏印，其中以项元汴共59方最多。做为对照组，并展有由仇英之女所绘的《仇珠仿仇英独乐园图》。同样的比较形式还有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仇英的白描人物画《临贯休罗汉图》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藏品《传梁楷十六罗汉图》，前者笔法生拙古朴，罗汉却又形神兼备，全卷构思新奇，意境幽僻，与《临贯休罗汉图》一起展出，可谓相映成趣。

明嘉靖三十一年，仇英去世，享年约59岁。展览最后一个单元“启后”（ Legacy ）重点介绍他的后学者，如仇珠、尤求、仇谱、孙仇聋子等皆得仇英之法。王穉登《吴郡丹青志》〈闺阁志〉记载：仇珠“能人物画，绰有父风。”明末清初姜绍书《无声诗史》则言：“吴郡自仇十洲以人物名世，而子求继之。凡画道释仕女，种种臻妙。兼长白描，乃院体之能品。”

除了近学仇英的仇珠、尤求外，仇英对于明清时期的职业画坛亦影响深远。文嘉《钤山堂书画记》记宋代赵伯骕（1124-1182）《桃源图》云：“其画世不多见，此图旧藏宜兴吴氏，尝请仇实甫摹之，与真无异，其家酬以五十金，由是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文中“人间遂多传本”具体呈现当时艺术市场兴盛。透过职业画家间的临仿，仇英在世时，坊间即有不少托名仇英的作品流传，像是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桃源仙境图》等作都是苏州片常见主题，这样的风气延续到了清代，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仇英伪品，也加深了后代鉴定仇英原作的困难。

复制画之外，仇英也不断启发后代艺术家如顾见龙（1606-1687后）、金成（1878-1926）、张大千（1899-1983）等人。张大千对仇英的工笔和写意人物画有极高评价，展览最后一单元展出的张大千《摹仇英沧浪渔笛图》，作于1947年，仇英原作曾为大千收藏，画中的近景树丛，有四种夹叶和三种不同的点叶法，不但夹叶的用笔尖锐细劲，而且点叶也十分注重笔墨的表现，不同于仇英一般工笔画，因此格外受张大千重视。细观大千仿本，全尽整饰超过了原作，形成一种“文人画”与“院体画”的综合画风，虽然古意盎然，也不无大千仿古时别出心裁之处。

明清两朝习仇英画风者，仅文献著录和传世作品显示就有24人，地域以江浙为主，题材多为山水人物，尤以精细妍丽者，画者多为职业画家。仇英因其独特的身份与画风，得到大量职业画家的垂青，显示出与同时代文人画家不同的传播方式与号召力。

（本文部分文图据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官网、台湾地区媒体、罐子艺术、《艺度》及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