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地区疾病史初探：从墓志上看出了什么

原创 张梦莹 中医药文化杂志

墓志多记载墓主的生平事迹，亦不乏对死因，尤其罹患疾病的记录。墓志对于疾病的叙事书写有特定的模式：某年某月遘疾（具体的病名）、家人医疗照顾、访问名医、药石无验、最终某年某月某日从容终于某地、归葬于某地。通过分析长安墓志中记载疾病的史料，可知唐长安地区居民的健康“杀手”一是传染病，主要以伤寒、时疫和瘵疾为主；二是风疾、风痹等以“风”为名的疾病以及诸如目疾的其他疾病。此外，生育死也是长安女子致死的主要原因。

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的序言中说：“医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的须分三类：第一类关于医家地位的历史；第二类关于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三类关于疾病的历史。”可见研究疾病史的重要性。医家地位和医学知识有传世医籍等史料来印证，但疾病史方面的史料寥若晨星。无论是正史还是笔记小说，焦点往往汇聚在妙手回春的名医身上，较少有以病者为中心的记载。

对正史作侧面的分析发现，正史作传详于帝王将相、略于平民百姓；详于生平作为、略于死因分析；详于男性、略于女性，而且正史中经常有关于出生年龄和死亡年龄的错误，还需要其他史料的勘正，同时正史的语言较含蓄，涉及政治和帝王面子的疾病和死因多语焉不详，这往往阻碍了对主要病名病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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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视角投放到出土墓志中，则会发现材料较为可信。一方面，作者的生时卒时较为准确，而墓志中所涉及的阶层分配和男女比例也更为合理一点，不会像正史中记载的那样“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墓志作为“自我书写”的一种，确实更关注墓主个人本身，会对墓主患病后所受的痛苦和求医的过程以及心理作更真实详细的阐释，这些涉及疾病的“叙事”可能会为合理推测具体罹患的疾病以及死亡原因提供比较可靠的材料。每一方出土墓志都可以看作是一份样本，通过对样本的比较分析，可以推测某地区何时流行时疫，流行的地点，哪些疾病为高发疾病，其严重性如何。为探究唐长安地区疾病史，笔者试以长安墓志研究为中心，以作评析，并对长安墓志中的患病统计附表于文后，以供参考。

一、史料分析与出土墓志中的疾病书写

通过对墓志的分析，对长安流行的疾病名称有了整体的认知，但墓志并非专业的医者所撰，缺乏具体的疾病症候描述，所用的疾病名称也是非专业性称呼，甚至是乡间俚语，所以要想分析墓志中长安居民所患具体疾病，需要借助中医古籍来佐证。本文选用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王焘的《外台秘要》（以下简称《外台》）等。于赓哲认为“六朝隋唐医家的著述，面对的主要对象往往是士大夫阶层，因此对士大夫阶层常见病高度重视”。

由于古人有关医学分科的限制，无法像现代医学一样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而且古今的医学术语和现代我国所采用的西方医学术语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能一一对应。余新忠曾指出“进行这类判断时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史料中对某些疫病的记载十分复杂，而且有特定的历史情境，所以切不可仅仅根据某一点和几点与现代某种疾病相合就贸然做出判定，或者不顾资料的具体情境而完全以现代的认识强行解读。这样的判定和解读，表面上似乎体现了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显得清晰而易为现代读者理解，但实际上可能解说得越清晰则离历史的实际越遥远”。鉴于此，笔者只做史料上的分析，尽可能地不将现代的医学术语掺杂其中，尽量采用古代医学术语和概念，以便更接近历史事实。

墓志中的材料虽然可信，但关于疾病的信息零散地分布其中，实际上查找依旧有很大的困难。这与墓志的书写规则有关。一方面，墓志的主题一般是歌颂墓主的光辉事迹，对其祖先、家庭成员、官制的描述极其详细，最容易为做家族史、制度史的学者所引用，而关于墓主的死亡原因常以“某某终于某地”一笔掠过；另一方面，因为撰写墓志的人通常是墓主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家人雇人来撰写，他们往往不是专业的医者，所以撰写时就只能依靠墓主的家人口中的只言片语来臆测，难免出现纰漏，或者不了解详尽的病情。所以在墓志中，有很多墓主的死亡原因就只能以“遘疾”“暴病”“薨”等字眼一笔带过。至于是何种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检测，抑或是墓主家人没有告诉撰写墓志的人，我们无从得知。

笔者在整理长安墓志时发现记载具体病名的墓志，其书写模式通常是病因、求医、死亡、归葬，或者正叙，或者倒叙。而描写患病的词语大多是“寒暑为恙”“寒暑失候”“忽感某疾”等。这其中除了真实的情况，还夹杂了撰者自己的理解。而墓志中有关死亡的记载，除了“终”“薨”这些常见的字眼，还有“启手足”“归全”“夭弃”“奄逝”“捐馆”等隐语，成为墓志中常见的死亡的代称。如弘农杨氏“将始愈而复痼，竟转加而莫瘳……启手足于宣阳里之第”。启手足原本指临死前检查身体的完整，典故出于《论语·泰伯》，曾子生病了，召集门下的弟子交代后事，要求亲近的弟子打开自己的被褥，看看自己的手足是否完整，弟子告诉他是完整的，他才安心死去。墓志中用的是它的引申义，代指死亡。这也是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道思想的体现。

为了探索长安地区人们的主要疾病，笔者将材料锁定在《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收录的材料依据以下原则：第一，所收以卒于唐代的墓主为对象，对于经历了南北朝、隋朝，而卒时在唐代者均收入。第二，死亡地点在长安的收入，若死亡地点不在长安，而主要活动在长安，最终死于别处的墓主也收录（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大多数在长安任官而得病的墓主在晚年“乞骸骨”或者被贬官、或者就医洛阳，导致最终死亡地点不在长安。但是墓主的主要居住环境长安才是得病的主要环境，所以也收录作为材料）。第三，有确切的死亡原因的收录，而只有“遘疾”“患疾”“寝疾”这类死因记载的不收录。如：唐故员外散骑侍郎上洛侯郭（敬善）墓志铭“以武德七年七月四日，搆疾薨于开化里第”。

笔者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252方墓志中筛选、勾稽，一共得到55方墓志有明确的疾病名称（见附录）。除此之外，笔者对周绍良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也进行了分析，除去和《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复的部分，得到了5方墓志是关于长安地区的疾病。

这些墓志中，患疢、疹、时行病、寒暑之恙而死亡的人数最多，共24例，所占比重最大。患时疫而死亡的人数占第二位，共10例。其次为以“风”为名的疾病共7例，因“瘵”死亡的6例，女性生产死3例，因情绪和心病而死的2例，患目病的2例，皮肤病1例，“瘼癠”1例。

二、疢病、时疫与瘵病——唐代长安的传染病

传染病从古至今都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现代医学定义的传染病往往涵盖古代的瘟疫，但比瘟疫的范围更大。1989年发布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法》概括了传染病的三个基本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在唐代，人们的医学理论还未成熟，没有科学的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防疫措施，因此，传染病就像悬在古人头上的一把刀，时刻危害着唐代长安居民的身体健康。

（一）疢、疾

在墓志中，最常出现的传染病名词是“疢”。似先义逸“初，公寝疢，则不御铅华，不食荤血，药膳必经于手，祈祀不托于人”。似先义逸在患了“疢”这种病之后，他的夫人便每日不化妆、不吃荤腥，凡事都亲力亲为，这是墓志中常用的着重歌颂墓主家人对其无微不至的照顾。“疢”这种疾病，《说文》曰“疢，热病也，亦作疹”。这是一种传染病，死亡率高，如萧行群得了疢病，一日便死亡了。除了疢，墓志中也有写作疹、沴的，都与疢同义。何楚章“而寒暑作沴，腠理不颐……殁于京永昌里之私第”。这种疹病，并非现代医学所指丘疹、荨麻疹之类的皮肤疾病，而是一种因寒暑天气失时而患的医学广义上的“伤寒”类疾病。

观察墓志中关于“疹”病的病因叙述，多是“寒暑失候”“寒暑之恙”的字眼。如何楚章“而寒暑作沴”，又田德元因为土风卑湿，再加上寒暑乖宜，也患上了疹疾。还有罗世则的继夫人，也是因为“四换炎凉”即因四季天气的交替变化而患上的伤寒。这是因为传统的“六淫”思想深入人心，这一点，在《病源·伤寒病诸候》中也有同样的描述：

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寒，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夫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

唐代医书中的伤寒病范围较广，凡因为天气引起的“风热、风寒”等外邪侵入所产生的外感病证即为伤寒，伤寒同样可以演变为温病和暑病（也称为热病）：

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重于温也。

寒毒从冬天时侵入，由于体质等复杂的原因，有些人的病即刻发作在冬天，便是伤寒病，有些人到春天才发作，变成了温病，而到夏天发作，便演变成了暑病。暑病可能比温病在外感体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患者可能出现高烧的症状。于赓哲认为，“温疫”不是“瘟疫”的异写，指的是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所说“温疫”就是对这种伤寒病的民间称呼之一。

在唐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伤寒的传染性，《病源·伤寒病诸候下》“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正因为伤寒传染的特性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所以医书中对伤寒非常重视。《外台》中将伤寒门列为卷首，同时用两卷的笔墨来勾勒伤寒的治疗，卷一分伤寒十二门，卷二伤寒二十二门，《病源》中“伤寒病诸候上下”“时气病热病诸候”“温病诸候”“疫疠病诸候”四卷都是关于伤寒病的描述。孙思邈在《千金·治诸病略例第三》里将“中风伤寒”作为“百病之本”，并列为第一。可见，根据唐代长安出土墓志的疾病记载，伤寒病是长安居民患病率最高的疾病，同时也是死亡率较高的疾病。

唐长安墓志中还有“时行病”的出现，尹尊师患病的原因是“春秋冬夏之时行也”，之后便形解（死亡的代称）于兴唐观斋院。时行病也称为天行病，伤寒和天行病的病因有所不同，虽然两者皆是外感“发热、怕寒”的症状， 但是中古医书中将二者按病因的差别区分开来，伤寒病是因天气的交替变化而引起的，天行病是因气候的反常引起的，《病源·时气病诸候》中也记载“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有关于长安时行病的记载，也可以推测唐代长安的气候异常情况，对古代气候的研究有一定意义。

（二）时疫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同的传染病是由许多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引起的，并研究出各类抗病毒的药物能有效地防治传染病，古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对时疫的认识并不深刻，《素问·刺法论》载：“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这里的五疫指的便是时疫，古人只能认识到病状相似的传染病就是时疫，具体时疫指哪些现代医学分类的传染病，还需要更多的史料验证。在长安出土的墓志中，共找到10方关于时疫的记载。刘濬“属以往缠瘴厉，患渐膏肓。皇上特降金丹，亲题药法，名医不绝，中使相望……薨于道政里之私第”。这则墓志中的墓主刘濬死因当为“瘴疠”。首先解释一下“瘴”。“瘴”在古人的眼中，似乎总是南方卑湿之地的专属。东汉顺帝时期，象林县被攻，顺帝召百官商讨，李固说到“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到了唐代，对南方“瘴气的看法依然存在，大致在大巴山至长江以南，以岭南最甚。这种观点，在唐人的诗中多有体现，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在唐人的眼中，被贬谪岭南，多会死于“瘴气”。而刘濬也没有被贬岭南的经历，那么，在长安出土墓志中怎么会出现“瘴”的字眼呢？其实原因在于其后的“疠”。在长安出土的墓志中，要么就是“瘴”与“疠”合用，要么就是“疠”单独作为病因。如阿史那毗伽特勤“穹苍降疠，今也则亡”。长安地区仅以“遘疠”为死因的在墓志中就有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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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疠”一是指麻风病。南朝梁武帝非常重用的周兴嗣就患了麻风病，《南史·周兴嗣传》载：“兴嗣两手先患风疽，十二年又染疠疾，左目盲，帝抚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赐之。”可见，麻风病是慢慢侵入身体的，并不会立即致死。同时，麻风病会使人的皮肤起疹或疮，在患病的潜伏期里，极有可能被庸医当作痈疽医治。周兴嗣的痈疽有可能是因为麻风病慢慢侵入身体而发生的皮肤溃烂。“疠”另一种解释就是时疫。《病源·疫疠病候》载：“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长安地区人们罹患的“疠”病应该是时疫，就墓志中阿史那毗伽特勤“降疠”、杨万荣“俄然遘疠”、张清妻子“忽遘四时之疠”的记载来看，墓主皆是突然染疾，病势凶猛，不多久便离开人世。这样就排除了患麻风病的可能性。

“瘴疠”应该指的是流行于当时的传染病——时疫。由于缺乏患者的症状描述，所以无从得知究竟是哪种时疫。有学者认为“疠”指的应该是疟病，并引《外台》所载“疗疟瘴疠”的说法来印证。更确切地说，时疫有可能包含疟病，但并不仅仅指疟病，鉴于唐代医疗水平的局限，应该还有未被记载的其他疫病。墓志中的疾疫还可以考察唐代长安爆发大规模瘟疫的时间：开元十七年、大历九年、贞元二年、庚午九月、贞元己卯岁、元和十年 、大中三年 。在史书中只有遇到特大瘟疫和灾荒，史官才会载入史册，而墓志中有关时疫的记载可以补史书之缺。

（三）瘵病

在唐代出土的墓志中，出现了大量因“瘵”死亡的病例，仅长安墓志就出现 6 例。何刚在患瘵之后，延误了病情，最后至于大渐，无药可救。刘溢也是“寝瘵”，死于金城里私第。李府君妻王氏“膏肓□瘵□□□□，遂□□长安县休祥坊之□第”。虽然这则墓志缺损严重，依然可以看出王氏因瘵病入膏肓。王公素“洎染疾瘵疗，方杖策履步经巡……疾疹所钟，沉历绵痾……终于大宁里私第” 。可见，王公素在染瘵病之后，还要执杖履步亲自巡查，可见其道德之高尚。然而天不佑人，最终还是被“瘵”疾夺去了生命。

瘵病究竟是哪种疾病，为何有着如此高的死亡率？瘵病，有时也称肺瘵、劳瘵。《中医百病名源考·劳瘵》中认为：“瘵从‘祭’声，而‘祭’又通‘际’也。所以然者，以传尸之病本为递相转注之传染病，而瘵以言际古又正以之为交相转注之染易名也。” 这种疾病，便是现代医学所称的“肺结核病”，唐代的医书中将其称为“尸注”“鬼疰”“传尸”等。《病源》之《尸病诸候》《注病诸候》对尸注病诸候作了解释：

令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无处不恶；或腹痛胀满，喘急不得气息，上冲心胸，傍攻两胁；或磥块踊起；或挛引腰脊；或举身沉重，精神杂错，恒觉惛谬。每节气改变，辄致大恶，积月累年，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易傍人，乃至灭门。以其尸病注易傍人，故为尸注。

《病源》将其称为尸注，《外台》称之为“骨蒸”“鬼疰”“传尸”等。这种疾病，不仅使患病者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还会“注易”（即传染）旁人，是一种危险的高发性传染病，一旦被传染，在唐代有限的医疗水平下，基本是无药可救的。巢元方对此病的认识仅限于胸胀、气急、身形消瘦，严重时咳血。由于未认识到此病的病理，所以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有些医者未能确诊“肺痨”，都将其视为单纯的虚损类疾病进行医治。对瘵病的认识，孙思邈有着巨大的贡献。孙思邈在《千金》中明确此病发病位置在肺，它的传染性有如鬼神之害，死后注易旁人，以至于灭。孙思邈称它为“肺痿”“肺痈”。但对于“劳瘵”的认识，唐代的医者依旧是各执其说，所开方子也不同。这一点在《外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收入了崔氏（崔知悌）、张文仲及《古今集验方》等各类方子，针法、灸法等各类治疗方法，显然对瘵疾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仅仅看到了它的传染性。古人对瘵病认识发生转折性认识是在明代医者龚居中所撰专门论述劳瘵的医书——《红炉点雪》问世之后发生的。该书对劳瘵的病机病理认识通透、论证详明，至今仍为中医学界重要的参考医籍。

除了“瘵”病，长安还有 1 例患“瘼”病而亡的。王志用“公瘼癠素无，历职方盛，始于三秋……诏令却赴上京永兴里之私第”。癠通常解释为“病”，“瘼癠”即瘼病，笔者在唐代医书中没有找到这种病名，查阅资料得知，这是一种古代方言的称呼，瘼病即是瘵病。在古代方言中，齐人唤为瘼，江东称为瘵。晋代郭璞注《尔雅·释诂》：“今江东呼病曰瘵，东齐曰瘼。”古代因地域的不同而对病名的称呼不同是常见的事情，所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才进展缓慢。因此，王志用所患疾病仍是劳瘵。

三、唐代长安以“风”为名的疾病

唐长安墓志中以“风”为名的疾病众多，分别有风疾、风察、风痹等。唐代墓志中记载长安地区患“风疾”的医案共 4 例。如窦诞忽感风疾，最终死于辅兴里第。再如张世贵，早年患了目疾，晚年患风疾之后随皇帝东幸洛阳，最终死于洛阳私第。薛元超“忽风疾不言，中使相望于道……以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薨于洛阳之丰财里……诏陪葬于乾陵”。严识玄也是忽遘风疾。这 4 人所患风疾，除了薛元超有“不言”的描述之外，其他均以风疾作为死因，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根据薛元超不能言语的症状来看，所患“风疾”应是和现代中风的症状极为相似。还有家族皆死于风疾的例子，敬昭道“初公季右领军卫兵曹参军自丁□□”艰，便遇风疾。公天伦痛切……俄而公亦遘此疾，春秋五十有三。以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终于德懋里之私第”。敬昭道兄弟几人皆死于风疾，笔者揣测他们家族可能有风疾的遗传病史。除了“风疾”，墓志中还有“风察”的记载，如郄氏“少婴风察，年衰渐增……薨于第（三原县）”。笔者查阅医书，皆无“风察”这种病名，有可能是撰者笔误，当为“风疾”，或者是另一种与“风”有关疾病的民间称呼。

墓志中患“风痹”者 1 例。弘农杨氏“摄卫常候，风痺滞尊体，药饵千品，祈寿万术，将始愈而复痼，竟转加而莫瘳……启手足于宣阳里之第”。学者景蜀慧认为，风痹应是指现代风湿一类的疾病，而风疾则与今天的中风相似，也称“卒中风”。从更广泛的文献记载来看，风痹与中风都应是诸风的一种，而风疾是诸风病的俗称，在没有确诊所患为中风、风痹、风眩等哪种具体的风病时，古人一概统称为风疾，指与“风”有关的疾病。如《千金》：

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初得轻微，人所不悟，宜速与续命汤，依腧穴灸之。夫风者百病之长，岐伯所言四者，说其最重也。

可见，在唐人的眼中，偏枯、风痱、风懿、风痹等诸多急促病的症状都是“风”引起的疾病，风病门类众多，症候极为相似，但治疗却极其复杂，所以“风者，百病之长”的观念深入人心。

《病源》中将“风病诸候”列于卷首，并分上下两卷，分别是“风病诸候上（凡二十九论），风病诸候下（凡三十论）”。《千金》卷三妇人方“中风第三”，卷八治诸风方，分别是：杂风、诸风、贼风、偏风、风痱、风懿、角弓反张、风痹。《外台》分风为 45 门。可以看出，在唐代医籍中，出现“风痹”“风痱”“风痉”“风眩”“风癫”等病名，但仅仅少了“风疾”这一病名，而在史书、诗文、小说和墓志中，风疾却是经常出现的。唐高宗“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在王永平的研究中，唐宗室中至少有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顺宗、唐穆宗、唐文宗、唐宣宗等 8 位皇帝明确记载患有风疾，并阐述了风疾与饵食丹药的关系。因此，风疾应该是医书所载“诸风病”在非医著作中的统称，而不是特指“中风”这种疾病。

四、唐代长安的女性生育死

唐代是对妇科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时代。《病源》《千金》《外台》三部医书中都对妇人疾病高度重视，且单列出来，在孙思邈的著作中，妇科占据了较大的篇章，分“妇人方上、中、下”三卷具体描述，并且置于著作之首，他所记载的妇科疾病和方子尤为详细，后来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大多沿用孙思邈的疾病分科和方子。唐代的妇科研究，囊括了调经、妊娠、求子、生产、产难、胎死腹中、产后疾病等临床疾病和诊治，孙思邈论曰：“夫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

难疗的妇科疾病中，又当属难产最为危险和紧急。在众多的妇科疾病中，女子因生产致死是最主要的死因。因生产致死，包括小产死亡、难产和产后致死。这些都应包含在女性生育死亡中。在《汉书》中，就曾提到过“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可见，生产的凶险不言而喻。尽管产科是宋代才正式设立于内廷的，但唐代的医者对于此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宋代。

然而女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瘥……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也。

孙思邈要求人们随身携带《妇人方》，以备不虞。他提到了临产及产后护理的众多注意事项，譬如生产时禁忌众多人围看，以免惊动产妇情绪，导致难产。产后饮食的温度当与人肌肤温度相同，如厕时在房中挂一盆，产后百日之内节欲等等。但是纵观唐代医书，还是缺乏妇女难产时的应急措施，医者往往更加注重防患于未然，若一女子真的遇到难产的情况，不可能运用像现代医学里输血、剖腹产的治疗方法，往往仅凭天命。

唐代长安墓志中有关难产死亡的有 3 例，中宗之女李仙蕙，贵为公主之身，依然免不了难产死亡的厄运。根据墓志中“珠胎毁月，愿十里之无香”的记载 ，再加上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者将其骨盆复原，发现她的骨盆比正常女子要窄许多，证明她是因难产而死。《千唐志斋藏志》中也有两则长安女性娩难的例子。李全慎夫人苏氏春秋二十三，死于生育，还有一个吕君故夫人李氏“因难染疾”，也属生育死亡。墓志中还有 1 例关于产后死的例子。杨公夫人李氏虽无明确说明患了生产的疾病，但根据墓志里记载她去世时“有女三人皆稚齿襁褓中”可以推测她刚诞下孩子，便患了产后疾病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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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育死亡是唐代女性重要的死因这一结论，很多学者都曾探讨过，如台湾学者李贞德。于赓哲亦提出了古代妇女生产之高风险的观点。《繁盛之阴》一书引用了一则医案，一位怀有身孕的唐朝皇后在分娩时，得知针灸能够救活自己的孩子，面临死亡，她选择了针灸，最终胎儿成活，而她却死了。通过对墓志的分析以及学术界的研究，可以看出，生育死亡是唐代女性重要的死因。

在唐代的医籍中，也有关于生育的医案。据《外台》记载：

余因披阅峦公调气方中，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

王焘阅读峦公（指的是的北魏僧人释鸾）所著《调气方》记录了一个叫阳道庆的人，他的一妹二女皆是因生产而死，儿媳妇将要生产，便来山中寻觅良医良方。王焘引此医案，说明了直到唐代，妇人生产仍是要到鬼门关走一遭，而峦公不用助产术而使阳道庆儿妇顺利生产，说明当时的助产术不得要领，仍解决不了产妇的高死亡率。即使女性生育千难万险，但在古代特殊的背景下，女子是不可能放弃生育的。即使在开明的唐代，医书中仍将求子方列为第一。同时古代崇尚多子多福，一个女子可能没等身体恢复就继续生产，多次生育使女子身体亏损至极，所以除了难产之外，威胁女性生命的还有可能包括产后的疾病。如前墓志中的杨公夫人李氏刚生下孩子，幼子还未能言语，便撒手人寰，极有可能是患上了产后的疾病。所以，在唐长安地区的墓志中关于 15 例女子患病的记载，仅生产死就有 4 例，所占比重约为 27%。

五、目疾、心疾、皮肤病等其他疾病

唐长安墓志中还有其他疾病的记载散见其中，不占主要部分，但为我们了解当时长安疾病种类提供依据。

因情绪和心病而死的 2 例：翟六娘年老之后，忧喜多故，因心病死于长安 。高克从“心之疾也，针之所不及，药之所不到，药石无补，岂可疗乎？缠疾二年，诚心愿退，乡达于上，乃获替君”。高克从所患心病，是针药所不能治疗的，疾病缠身两年之后，最终死于万年县翊善里之第。这种心病是很模糊的概念，翟六娘的心病还有病因的描述，即情绪多变、忧喜加身，为情志致病。高克从心疾的病因、症候描述均无，无从得知是哪种心疾。正是这种无法琢磨病理的疾病，才使得古人鬼神致病的说法甚嚣尘上。

患皮肤病的 2 例：河东柳氏患疮疡，累年无医，最终去世 。李景阳因患头疽而死。“疮”“疽”都是古代皮肤病的称呼，医书中以痈疽为最常见的皮肤科病名，一般指外部化脓性皮肤感染。在古代，卫生条件不优裕，也没有消毒手段，往往一个小小的疮疡化脓就能使人感染致死。《千金》中在论及背疽时提到：“皆因服食五石寒石更生散所致。”可见，唐代士族阶层流行的服食之风，有可能是导致长安士族阶层患痈疽的主要原因，河东柳氏和李景阳或因此而患病。

患目病的 2 例：一是前面所提到患风疾而死的张世贵，“辞以目疾……加以风疾”。太妃燕氏“晚年目疾，而令侍御者读诵属听”，太妃燕氏晚年迁往东都养病，最终死于东都私第，生前应长居皇宫，所以我们将她划属长安地区。但两则墓志中都无目疾致死的证据，张世贵死亡是因为风疾，太妃燕氏虽然晚年患上目疾，但是墓志中并没有阐释她的死因是因为目疾还是因为其他，所以，笔者认为目疾致死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千金》卷一《论治病略例第三》说：

夫百病之本，有中风伤寒、寒热温疟、中恶霍乱……

对比其他医书，可以看出，“伤寒”“中风”“疟病”“霍乱”“劳瘵”“肿病”“痢病”“黄疸”“消渴”“癖癥瘕”“鬼疰”“痈疽疮病”“妇人生产死”是几种出现频率较高且容易致死的疾病。《病源》论述了这些病的病源，《外台》将这些病分门别类，为我们更加深入认识这些疾病提供了帮助。

对比唐代传世医学文献和长安地区的墓志，分析唐长安地区居民罹患的主要疾病分别为：

（1）传染病。主要是伤寒、热病、痨病和时疫。在找到的墓志中，共有 40 例死于传染病，可见在防疫措施不完善的唐代，就算是繁华且占有大量医药资源的长安，患上了传染病，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2）以“风”为名的疾病。这里的风病不仅包括中风，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风是一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高发人群应该在上层阶级，主要是知识分子。本文认为风疾不仅包括中风，还包括其他与风有关的疾病。

（3）女性生育死。从墓志中看，女性生产死仍是危害古代女性生命的主要原因。

（4）其他疾病。诸如目疾、心疾、情志致病。这些其他疾病有些不能证明对人体有着严重的杀伤力，比如目疾，找不到材料证明长安墓志的墓主是因目疾而死，而不是还患有其他疾病。心疾和情志致病缺乏必要的症候描述，不清楚究竟是类似于心肌梗塞之类的疾病，抑或是仅仅郁郁寡欢而终，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李燕捷先生在《唐代人口死亡统计与分析》中得出唐人的死亡原因主要是：人为死亡、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疮疡、服长生药。但他也认为，脑血管疾病作为唐代社会普遍的高死亡率疾病仍然缺乏证据。李燕捷先生的结论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长安地区。

编辑：长卿

来源：《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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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唐长安地区疾病史初探 ——以长安墓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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