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产业影响｜短期难撼动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长期是机遇

3月11日，在宁夏银川市经济开发区内，舍弗勒（宁夏）有限公司员工在汽车轴承车间操控设备。 新华社 图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现蔓延之势。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全球价值链如何保持自身的优势，并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脱颖而出，快速复苏并向更高的价值链位置攀升，需要深入判断分析。

一方面，国内仍在有序复工复产，产能尚未恢复至常态水平，日韩位于价值链上游，疫情在日韩的扩散或影响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进而影响到最终品生产；另一方面，疫情在海外的扩散也影响国外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本次疫情是继中美贸易纠纷之后，再一次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压力测试。

汽车、电子制造行业全球价值链受疫情冲击明显

中央多次会议部署后，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优惠政策，例如银行信贷的优惠政策，最低工资、社保缴纳和税费返还等减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相关政策等。但是此次突发的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

由于疫情导致的地区间相互封闭隔离，企业生产活动的暂停，特别是对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上龙头企业订单的减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布局。

从目前的确诊病例来看，人数最多的四个省为湖北、广东、河南、浙江，都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和出口大省，其中在汽车、生物医药、电子、化工、通信、机械设备等重要行业集中了我国乃至全球的主要价值链环节。

目前国内疫情虽有所好转，但物流运输和物资供应依然受限、复工后生产运营困难。疫情导致地区隔离，汽车和电子制造行业由于价值链较长且分工复杂，受到的影响最大。

特别是武汉作为中部制造业中心，汽车制造业发达，此次疫情对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有明显的冲击效应。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今年2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1万辆和148.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7.4%和13.8%；新能源汽车批发销量1.1万台,同比下降77.7%,环比下降70%。疫情对汽车产业的短期影响，会大于17年前的SARS。

疫情短期冲击难以彻底改变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逐渐成熟，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作为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国，形成各自价值链“闭环”，中国又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之间的枢纽。

目前，全球价值链总体上呈现出发达国家在高端，发达国家与中国在中端激烈竞争，处于胶着状态，低端以中国为主，但已有部分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全球价值链上产品与服务在各国之间交易复杂度都比较高，经过了长期磨合，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位置较大范围的更替难以在短期内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中，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仍是主体，生产性服务贸易（如ICT、知识产权、金融等）与数字化产品加工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例如我国在16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2个行业是“最长的”全球价值链，这就使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是无法替代的。

随着近几年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业态的不断产生，全球价值链环节出现向消费地转移的趋势。例如中国目前的手机市场和汽车市场等，近几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增长态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虽然作为疫区的武汉市占了吸引了通用、丰田等外资车企和法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资 ，但是国内消费市场并不会因为这次疫情而转移价值链的环节，尤其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定程度上会对计算机、汽车、电子制造业等行业的全球价值链造成暂时性冲击。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各国都努力加强自身所处分工地位的比较优势。疫情的短期冲击难以彻底改变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但是，如果这种暂时性冲击的影响持续较长时间，就有可能给我国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带来机遇：在高端，原来用于跨国企业国内配套的高端产品有机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在中低端，国内企业扩大已有的分工位置，深化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工。

总体来看，中国齐全的产业网络和市场潜力，不断实施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逐年提升，这才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提升的关键因子，目前中国短期的疫情并不会出现某些国家所期望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的现象。相反，随着国外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国内疫情的进一步好转，中国稳定的全球价值链会使得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国稳定的全球价值链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新动能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从代工链转向创新链，我国全球价值链形态变化提升抵御能力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已经不是单纯的代工链，而是从代工链向全球创新链发展变化，我国全球价值链形态的变化无疑增加了对此次疫情的抵抗力。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国际梯度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的构建，主要是制造业价值链条在全球拓展和分布的过程。而当前全球分工演进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技术创新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即一方面包括研发在内的技术创新出现国际梯度转移，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全球“协作性”越来越明显。

已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的跨国转移和合作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趋势。不同国家的用户、供应商、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人员对创新活动的共同参与，使创新从企业内部、区域内部和国家内部的协作，扩展到国家间不同主体合作，进而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原有制造业价值链基础上，向全球创新链层面深度拓展。此次疫情主要影响的是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大，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国全球价值链形态的变化无疑增加自身的抵抗能力。

产业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环节本地化趋势，增强了抵御疫情的实力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出现了新变化，也提升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依照最新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投入产出表来看，从2000年以来，整体上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呈现出抛物线的态势，近几年后向参与度在显著的下降，表明我国已经不再是进口中间产品进行代工生产的阶段，转向了自主研发生产的阶段。

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利用ADB—MRIO投入产出表研究（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slowdown-prc-structural-factors-and-implications-asia）发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中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品的占比明显下降，2010年到2017年从18.7％下降到12.7％，与加入WTO之前相比，这个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这意味着中国不在像以前一样，利用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上环节的代工进行出口，中国的产业升级实现了很多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国内化，很多行业中实现了国内价值链对大部分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替代，产品价值链不需要大量中间品跨境贸易。

据统计，2019年我国全球价值链更长和附加值更高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贸易比重已经提高到接近60%，这说明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更多的是依赖自己的科技创新研发能力提升和自主品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光伏、通讯、电力、医疗器械等价值链构成了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价值链，另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快速增长，这些价值链的新动力并不是短期的疫情能够改变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采取了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措施，但已经不足以对我国的产品价值链产生严重的影响。

此外，强力的经济基本面增加了我国的经济韧性，支撑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稳定。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发展动能和20年前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支撑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动能已经从低成本的要素动能和价格竞争转向依靠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新的动能驱动，这些新动能已经成为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因素。

例如我国有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有世界上最能够吃苦并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有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领先的ICT企业和数字平台企业，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得我国拥有了数倍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基础设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些强力的经济基本面都是我国对冲此次危机，保持全球价值链稳定的基础和基本源泉。

降低本次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政策建议

在当前我国全球价值链整体难以撼动的大环境下，为了警惕疫情下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笔者就降低本次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考虑和建议。

1、加快大数据技术运用，采取果断措施推进复工复产，特别是全球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复工复产。在复工复产时要特别重视物流业高效率运转。积极利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原材料、软件、设备等供应商直接对接，打通供应链堵点难点。依托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重点确保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的主导企业稳定生产，密切关注、及时协调，避免停工停产。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员工回厂返岗的阻力。

2、解决劳动力和材料短缺的困境，快速恢复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短期冲击。一方面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比如点对点劳动力配送，劳动力就业补贴等措施加快劳动力的流动，并切实保障原材料的及时供应；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将部分产能备份海外，做到“一份订单，两地生产”，为稳定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双保险”。

3、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工与合作。通过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和资本输出，在关键领域和关键分工环节争取有利位置。特别是在通过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在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在“一带一路”国家间加速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利益共同体，稳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作者郑江淮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强系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