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周期”与拉美政党政治新变化

王鹏 拉美研究通讯

摘要

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拉美经历一个“超级选举周期”。选举结果反映了地区各国传统政党的衰败和政党格局的大变动，也折射出拉美国家政党体系面对的巨大挑战。政治民主化、经济模式转型和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政党的运行环境。这个选举周期形成以“愤怒票”为基调的选举环境，有利于新兴政党的崛起。以媒体宣传为基础、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处于活跃状态。未来，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加强政党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以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

王 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拉美政坛经历了一个“超级选举周期”。在两年间，拉美14个国家举行大选或总统选举。这个“超级选举周期”的选举结果表明，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不断衰败，新兴政党异军突起，政党格局出现重大变化。

拉美政党政治的新趋势

拉美政党政治在最近的“超级选举周期”中表现出了以下三个基本趋势。

第一，新兴政党竞相崛起，传统政党呈现明显的衰败势头。在2018年哥伦比亚大选之中，成立于2013年的民主中心党实现首次执政；在2018年墨西哥大选中，成立仅4年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成为执政党；在2019年萨尔瓦多大选中，来自民族团结大联盟的纳伊布·布克尔当选总统，打破马蒂阵线和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在近30年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

第二，拉美国家政党格局普遍处于大变动之中。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衰落，哥伦比亚延续百年之久的传统政党格局完全解体。洪都拉斯两大传统政党——国民党和自由党——近百年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趋于解体，自由与重建党和反腐败党取代了自由党在政党格局中的位置。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智利的政党格局正在经历重组。在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取代民主革命党成为左派政党的“领头羊”，与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在智利，由多个左派政党、社会运动和抗议组织组成的广泛阵线在2017年大选中崛起，使该国出现传统两大阵营（左翼的新多数派联盟和右翼的“智利前进”）之外的第三极政治势力。

第三，拉美国家政党体系的弱制度化状况呈现加剧之势。弱制度化政党体系意味着：每逢重大政治选举，参与争夺的主要政党就会发生较大变动。2018年，巴西没有重现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以往连续6届总统选举中的对决，边缘化小党——社会自由党——异军突起。一直以制度化水平较高而著称的智利政党体系正在面对“局外人”带来的有力挑战。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没有从政经验的比阿特丽斯·桑切斯在首轮投票中以20%的得票率名列第三。

拉美政党政治变动的成因

从历史背景看，拉美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动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领域，拉美国家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礼，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政治参与的渠道得到拓宽。结党限制被取消后，新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政党体系日益开放。政治民主化激发了拉美各国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兴政党争相为其利益代言并实现崛起，对既有的政党格局形成剧烈冲击。

第二，在经济领域，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压力下，放弃进口替代工业政策，走向以市场开放为基础的外向发展模式，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关系重组。在此背景下，国家和政党高度结合的传统党政模式难以为继。产业结构调整、国企私有化、劳动力市场放开管制等导致国内失业人数急剧攀升，工会和政党之间的“利益交换”难以为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代的职团架构走向解体。

第三，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政党的生存和运行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依靠新的媒体传播技术（例如电视）与选民进行互动，无需借助党的基层组织就能够动员选民、影响舆论和选举走势。现代媒体极大降低了政治人物进入政治领域的组织门槛，制度化政党以往的选举优势不再明显，而以魅力型政治人物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新兴政党成为选举的有力争夺者。

随着传统政党竞争力下降和新兴政党的崛起，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逐步解体和开始重组。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下野；在2002年哥伦比亚大选中，乌里韦当选总统，打破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传统政党交替执政上百年之久的政党格局；塔瓦雷·巴斯克斯在2005年成为乌拉圭历史上第一位左派总统，打破白党和红党对执政权的长期垄断。

从短期走势看，这个选举周期的整体环境有利于新兴政党的崛起，但对传统政党形成猛烈的冲击。由于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调整带来社会冲击、腐败丑闻接连爆发和减贫工作停滞不前，拉美国家普遍形成导致选民投下“愤怒票”的整体环境。选民偏好投票支持政治“局外人”或非传统政党，意在惩罚建制政党和政治精英、寻找能够改变现状的替代性政治力量。

就拉美政党自身特点而言，以媒体宣传为基础的、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在这个选举周期处于活跃状态。这类政党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产生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在政治领域动员大众、提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纲领性主张以及创造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发挥作用较少。萨尔瓦多民族团结大联盟和危地马拉前进党都属于典型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墨西哥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和巴西的社会自由党也具有此种政党色彩。

拉美政党政治的前景

从长周期看，拉美政党政治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的40年间保持了整体向上的发展趋势。活跃的政党政治为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体制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对拉美国家而言，政党仍然是整合社会利益、制订选举纲领、产生公职候选人、协调立法的主要行为体。政党和政党体系制度建设将是拉美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就现阶段而言，拉美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系面对以下三大挑战：第一，政党作用相对弱化，“政党标签”对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民主化改革削弱了政党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以及政党领导人分配资源、延续庇护关系的能力，也就降低了候选人加入政党或忠于政党的意愿，政党的团结和纪律难以维系，党的组织变得松散。此外，独立候选人的兴起也对政党的地位形成冲击。例如，墨西哥2018年总统选举是该国在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首次允许独立候选人参加。

第二，政党与社会的联系趋于松散。这种联系不再是以往的纲领—组织联系，而是突出表现为建立在媒体宣传之上的政治营销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很大的弹性，有利于政党根据选民需求迅速调整自身主张，但也使政党缺少政治纲领和社会根基。在这个选举周期十分活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有着尤其明显的脆弱性。相较于强调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大众型政党，此类政党有同情者和选票支持者，但没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或忠诚支持者。一旦国家内外环境发生较大变动，或是政党内部出现危机（例如魅力型领导人出走），此类政党就难以继续存在。

第三，地区各国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政党体系就是一群以最低限度的模式化方式（包括常态化、稳定和可预测的方式）进行互动的政党。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党体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体系内的主要政党保持稳定，在每次选举中均能充当关键性的竞争者角色；二是主要政党的选举得票率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是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制度化的政党体系是巩固民主体制、实现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党体系，反体系、反建制的政治人物将面对一个较低的政治“门槛”。

本文刊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超级选举周期”与拉美政党政治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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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超级选举周期”与拉美政党政治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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