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丨意大利失守，新冠病毒的“闪电战”是如何席卷欧洲的

“这个病毒太疯狂，传播太快了，你必须要小心。”年过八旬的意大利人玛利亚反复说道。 一个月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新冠病毒会如此快地从家乡一路“突袭”到欧洲的心脏布鲁塞尔。

1月24日，法国发现了欧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后，直到2月中旬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疫情一直波澜不惊。新冠病毒就像一个狡猾的敌人，悄悄地潜伏在欧洲各地，等候着最佳的时机。如今，“毒蛇”已然出洞。新冠病毒在欧洲的传播突然加快，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的意大利。随着首名意大利公民确诊，欧洲第四大经济体的疫情陡然升温。疫情从经济最发达的意大利北方地区蔓延开来，不到一周就已遍布全国。3月10日，在病毒面前“节节败退”的意大利宣布全国“封城”。

新冠病毒不会仅仅停留在意大利。短短两周内，借助意大利北部作为欧洲经济、文化、交通枢纽的特点，以及欧盟内部无国界自由流动的便利，病毒随着往来人流长驱直入到欧洲各个国家。临近的南欧和西欧国家首先“中招”；稍远一点的北欧和英国也很快被殃及，即便是在相对较远的中东欧，最终也未能幸免。

截至3月11日，整个欧洲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突破2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950，成为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地区。不仅如此，欧洲境内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已报告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仅仅46天，新冠病毒已闪电般横扫欧洲。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

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预警防控措施启动也不算晚，新冠病毒为何仍在短时间内在欧洲如此快速地扩散？面对病毒压境，欧洲各国又将如何应对？接下去，是否会有更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一般“失守”？

在思考所有这些亟待回答的问题之前还需直面一个问题：意大利的疫情是如何开始失控的？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病毒在意大利得逞的“计谋”同样还会在其他国家上演。

以3月10日意大利全国封城作为欧洲抗疫战的关键时间点来回溯复盘整个过程，人们会发现疫情在欧洲暴发并非一夜间发生。意大利“失守”的背后，包含着“超级传播事件”、社区聚集性传染、大规模群体性活动、政府应对不当和民众心理轻视等一系列的复杂故事。

如果将新冠病毒的入侵欧洲看作一场战争，第一阶段“输入性”防守是各国的重点；第二阶段则是防止国内社区传染，而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失守的阵地。随着实施举国封城的措施，意大利已退向避免全国大流行暴发的最后防线。

在未来一周，全世界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意大利。更让人揪心的，是目前同样面对巨大压力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疫情。如果德法西英重蹈意大利覆辙，那么整个欧洲或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中。

潜伏

3月9日，原本是艾瓦（Aivar Paidla）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出发的日子。

一个月前，艾瓦本想搭乘的芬兰航空已取消了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在等待了一个月后，艾瓦依然没有看到航班恢复的迹象。只是这一次，是因为欧洲的疫情。这一天，他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办公室里刚刚开完会， 打开电脑，一份来自欧盟的“安全提醒”邮件已在收件箱里等候多时。

两个小时前，比利时政府刚刚通报了当天新增的病例。在保持了1个多月仅有1例的纪录后，比利时的确诊人数在过去一周内跃升至近300例。

“现在欧洲的情况的确有些严重。”艾瓦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就在这一天，意大利刚刚宣布了对北方地区封城的举措。次日，封城措施又进一步扩大到了全国范围。这在欧盟国家的历史上，可算是空前。

紧张的情绪很快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欧洲政治中心布鲁塞尔。3月9日，欧洲议会原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月度全会临时取消，改在布鲁塞尔进行。多名意大利的党团议员缺席。

在艾瓦所在的部门，所有社会文化类活动都已暂停。近期来自意大利或其他疫区的人员需要主动自我隔离，欧盟还鼓励有条件的员工尽量在家办公。

然而在布鲁塞尔的街头，仍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艾瓦开玩笑解释称，这是因为在2016年的恐怖袭击后，比利时通过了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蒙面。“当然，在药妆店里你也根本买不到口罩。所有商店几个星期前就一直挂着‘口罩等防护用品缺货’的牌子。”

一个多月前，当新冠病毒最初抵达欧洲的时候，大多数欧洲人觉得这只是发生在遥远亚洲的一场流行病。没有多少欧洲人会想到在新闻里看到的事情，很快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月21日，武汉封城前两天，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回到上海的老家过春节。在中国的两周时间里，国内疫情正是最严重的时期。尽管英国1月底就确诊了第一例来自中国的输入性病例，当他2月初回到英国时，却发现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在意。

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法国报告了欧洲首例输入性病例，波尔多一名刚刚从武汉返回的48岁华裔法国人被确诊。当天还有两名从中国回来的华人同时被确诊。这是官方记录里可查到的欧洲最早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天后，德国巴伐利亚州也报告了该国首例输入性病例。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确诊病例也一直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缓慢增长，几乎所有病例都和巴伐利亚州的这家企业有关。直到2月26日，法国和德国的累计病例仅为区区12例和18例。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冠病毒似乎在欧洲“隐藏”了起来。1月24日到2月22日期间，整个欧洲报告的病例不到100例。就在大多数人认为，这场疫情或将逐渐过去之时，新冠病毒却已选择了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的意大利作为“强势归来”的暴发点。

在法国、德国之后，意大利在1月31日就监测到了最早的两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之后，意大利也是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

只是之后的疫情发展着实让意大利“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月21日，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平静”被一名意大利男子的确诊打破。这名病例后来被意大利卫生部门定义为引发了北部地区大规模感染事件的“1号病人”。

据媒体梳理，这位名叫马提亚（Mattia）的38岁意大利男子没有中国旅行史和清晰的高危人群接触史。他于2月14日出现了感冒症状，向家庭医生报告但未引起重视；2月18日就医时被认为有轻微的肺炎，但由于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让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医院时症状已经加剧。当时医护人员仍然按照常规的肺炎流程进行检查，直到一名富有经验的麻醉师坚持要求院方为他检测新冠病毒感染，才终于在2月21日确诊。

与韩国大邱市疫情暴发的早期相类似，上述这名监测网以外的“1号病人”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是疫情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意大利卫生部门事后不完全统计，这名“1号病人”至少直接传染了十多人，间接导致了近千人的感染。

另一方面，意大利北部最早暴发疫情的米兰、威尼斯是欧洲乃至世界旅游胜地，常年游人如织。2月的最后一周，又是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狂欢节假期，威尼斯著名的嘉年华游行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这一切都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陈铮鸣认为，要搞清楚为何意大利疫情会发展到如今的失控地步，有必要回溯最初的感染源和传播链。“从意大利的暴发程度来看，病毒应该很早就在意大利传播开了，而且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高于目前公布的数字。新冠病毒有一个非常狡猾之处——无症状者也可以传播，这就使得病毒的传播更加隐蔽。”

陈铮鸣建议，远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新加坡在抗疫战中的一个经验，或许可以给意大利疫情的溯源提供线索。

据新加坡卫生部门3月1日介绍，该国通过科研人员研发的抗体检测方法确认了两起看似无关的聚集性疫情中主要病例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通过这种方法，防疫人员得以将一些看似找不到感染源的确诊案例联系起来，并得以将传播链理清。

如今回过头来看，陈铮鸣认为意大利“失守”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是政府的应对力度不够和民众的大意仍是主要原因。“虽然意大利是最早采取防控措施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这些举措可能给他们带来了盲目的安全感，反而大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防控措施具体落实的怎样才是关键。”

暴发

2月22日，意大利累计报告病例仅有22例。到了3月11日，短短18天，这一数字已“火箭式”蹿升至12462，增加了566倍。

意大利这个经济脆弱、政府不稳定、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国家，眼下正在艰难地面对着新冠病毒发起的全面进攻。

对于瘟疫，意大利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威尼斯狂欢节的面具最早正是在中世纪黑死病暴发时，被意大利人发明用来防止疫情的传播。然而这一次，狂欢节的面具没有能够阻挡新冠病毒的蔓延。

意大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采用封城来防止疫情传播的国家之一。此次面对传染性强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大利人也成为了欧洲最早宣布部分“封城”和首个全境“封城”的国家。2月23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对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的11个市镇实施封锁，然而死亡人数和病例数仍在继续上升，病毒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努力遏制的速度。

“病毒传播太快了！已经遍布了整个意大利。政府应该更早采取行动。”意大利人玛利亚（Maria Laura Franciosi）焦虑地对澎湃新闻说，“我的儿子很担心我们，有许多老人在意大利，他们非常的脆弱，我们只希望随着天气升温病毒能够消失。”

玛利亚美好的想法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支持。残酷的现实却在每一天提醒着意大利人疫情的凶险。

玛利亚的妹妹在重灾区帕多瓦。她告诉玛利亚，被封城隔离在家的人们感到非常害怕，“在这里，人们死了却无法举办葬礼。医院的医务人员大量被感染，疲累不堪。”她说道。

3月9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意大利将从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意大利将禁止所有公共集会，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所有体育赛事都将被暂停。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放弃一些东西。”孔特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做此决定，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适应这些更严格的措施，我们才能最终做到。”

孔特早些时候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称自己一直在思考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演讲中的话：“这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我们会做到的。”

意大利权威病毒学家罗伯托·伯里奥尼（Roberto Burion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意大利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政府需要果断采取行动，每个意大利人都需要采取负责任的应对措施。

有着6000万人口的意大利正在成为欧洲首个面对如此严峻疫情和严厉措施双重挑战的主要国家。一些医院已不堪重负，医务人员大面积感染，无法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整个社会对于“封城”的措施也极度不适应，由于停止探监，意大利27所监狱甚至发生了暴动。

尽管政府的措施在不断升级，目前疫情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对于“封城”决定和实际执行效果的质疑也已在意大利社会出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意大利的应对策略本身有值得商榷之处。“他采取的方式既不是完全中国式的，也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而是想混合在一起做，但是没有成功。意大利早期的反应升级很快，然而不完全的封城反而放大了恐慌情绪，也暴露了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崔洪建进一步指出，当疫情升级时，意大利人祭出了老祖宗发明的封城措施，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封城并不一定适合像意大利这样体制的欧洲国家，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和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老措施只会导致民众对疫情认识不足，反弹很大，产生负面的效果。

就在意大利陷入与疫情的苦战之时，邻近国家的疫情也在不断升级。

德国媒体人艾瑞思（ Iris Völlnagel）告诉澎湃新闻，随着意大利的疫情暴发，在德国多地均发现了多起与之有关的病例。同时，在更多区域发现了与意大利疫情无关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些病例也和当地狂欢节的群体性聚集事件相关。

这些现象不只发生在德国。在短短两周时间内，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病例均已破千；过百的则有瑞士、英国、荷兰、瑞典、比利时、挪威、奥地利、丹麦等国。纵观整个欧洲，新冠病毒几乎正在所有国家快速传播，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没有明确传染源的社区传播现象。

崔洪建认为，新冠疫情在欧洲的传播如此迅猛，不仅和欧洲国家在地理上的紧密相连有关，也凸显出欧洲全境的防疫其实到处都是“口子”。“虽然表面上是意大利失守，但是很难说问题全都出在意大利。如果说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暴露出来欧洲对难民不设防的问题，那么现在看来欧洲对病毒也是不设防的。”

扩散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教师张蕾注意到，大概从一个多星期前，许多比利时人从狂欢节假期回来后，当地的病例随即开始增加。上周开始，几乎每天数字都要翻一番。

“现在比利时口罩、酒精什么的都买不到了。每天早上我在朋友圈播报当天的新增病例数字，我的华人朋友们就会问我，张蕾你害怕吗？说实话，我有一点害怕，我担心如果像武汉规模的疫情发生在比利时，政府有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在比利时已生活了数十年的张蕾认为比利时政府对于疫情还是重视的，但是程度和措施不同，这背后有着许多的原因。

“他们不可能做到中国采取的措施，政府没有能力也认为没有必要；布鲁塞尔的核酸检测设备只有一台，今天才运到第二台；对于检测政府也有严格的条件，你必须要有症状，其次要有接触史，才能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医院会派人上门来检查。”她介绍道。

目前，比利时政府认为，国内还没有出现大规模人传人，而是用一个特定的词——“有限的小范围分布式团体性感染”来描述疫情。 

欧洲学院欧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门镜告诉澎湃新闻，尽管比利时政府还保持着淡定，部分民众对此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这几天在超市买东西就看见一些老人非常紧张的在谈论新冠病毒；相比较之下年轻人就无所谓很多，大概他们觉得这个病对老人更加危险吧。”

在莱比锡生活的艾瑞思对澎湃新闻表示，眼下德国的疫情虽然仍主要分布在特定地区，但是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

“你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正在受到影响和发生改变。 我有朋友害怕乘坐公共交通，觉得危险。人们害怕是因为病例数字的变化，人们担心意大利的情况会在德国发生。”她说道。

艾瑞思介绍，政府开始大力鼓励人们勤洗手，不建议见面握手的礼节。“人们开始担忧，上周开始有人去商店买东西囤货；许多大型活动取消了，比如下周在莱比锡的书展。在会展城市汉诺威，大部分活动从4月推迟到8月。但是足球比赛依然举行，政府的一些举措也让人感到困惑。”她说。

然而在德国依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对此艾瑞思解释称，这部分是出于文化原因，人们不习惯戴口罩，同时政府告知民众，戴口罩并不会保护人们免于被感染。

如果疫情升级，德国会像意大利一样采取封城的措施吗？艾瑞思觉得这很难说。“如果封城，影响将会很大，地方政府需要应对处理种种随之而来的问题。而目前疫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现在德国讨论的主题不是封城，而是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动。”

尽管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不可谓不重视，德国社会对此的看法却日趋分裂。一些人认为对疫情反应过度，另一些人却认为政府做得还不够多。“现在回过头来想，德国政府最初的时候可以做更多去防止（疫情蔓延）。到现在这个阶段，政府告诉我们这个病毒并不危险，德国能够应对。但是我想如果情况升级，就不知道了。”艾瑞思说道。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上班的艾瓦是“乐观派”的代表。老家在爱沙尼亚的他告诉澎湃新闻，爱沙尼亚所有公民都已经收到了政府发送的邮件，要求去过疫区和高风险地区的人在家自我隔离两周，但他本人对于疫情并不紧张。

“既然病毒已经来了，关闭学校也无济于事，只会影响正常生活，一切都要重新安排。爱沙尼亚有一所学校关闭了，但是我不认为父母能让孩子在家里待着不乱跑，很有可能孩子们依然会跑出来。”他说。

中、欧政府和民众对新冠病毒的不同认知，也是导致对疫情有不同态度的重要原因。

张蕾告诉澎湃新闻，不久前她与一些欧洲政治人士聊起疫情。当地一个政党的党魁告诉她，他们觉得，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必要恐慌。布鲁塞尔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表示，虽然他也觉得新冠病毒传播这么快很恐怖，但是这种担忧完全没有体现在生活中，大家一切照旧。

崔洪建进一步指出，中、欧之间对此次疫情的认识不同很大程度是由于各自的参照不同。“中国的参照是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而欧洲（的参照物）则是流感，所以对此的态度和反应也就很不一样。”

“说实话，我对于比利时政府应对大规模疫情不太有信心。如果疫情大规模暴发，政府将很难应对。我最坏的打算，如果欧洲疫情暴发，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回国。”张蕾说。

大流行？

如今，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疫情的防控重点除了来自亚洲国家的输入，还多了一重来自欧洲内部的防控压力。

崔洪建认为，如果把欧洲的新冠抗疫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防止输入性病例；第二阶段是防止国内社区传播；第三阶段则是避免国内和欧洲大流行。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防疫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平衡，既要防控疫情也要保证经济运行，考虑到次生灾害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意大利最初希望在防控的第二阶段，既能封锁住疫情的发展，又能和外界保持联系。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没有成功，继而不得不采取最后全面封锁的手段。”崔洪建分析说。

而眼下的德国和法国都已经进入到了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崔洪建认为，两国现阶段的主要的策略都是尽量延缓和控制疫情在社区的传播，避免集中式的暴发。

他继续说道，“由于欧洲国家体制的特点，中央政府实际上夹在了地方政府和欧盟当中。向下，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和地方政府协调，提供信息，在具体如何应对上插不上手。向上，欧盟的性质决定了它往往只能做协调，不可能轻易做出任何决定，而自由流动的原则更是不能碰的禁区。”

“最坏的情况是，如果德国和法国也‘失守’了，由他们主导来推动停止欧盟内的人员自由流动，但是这是很难想象的情况。”他说道。

被称作“德国钟南山”德国顶尖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近日在接受德国媒体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德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国的经验措施，但要持续观察病毒传播的后续发展，并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德国具备应对疫情的有利条件。应尝试通过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成本效益比适宜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延迟病毒大面积传播（尤其是在青壮年群体中的传播）。

法国政府也拒绝采取与意大利类似的全面预防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0日在访问了巴黎的紧急呼叫中心后说，“我们仍然处于此次传染病的初级阶段。我们已有预案，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眼下，欧洲各国似乎仍没有在如何应对疫情上达成什么共识，而是纷纷各自为政。 崔洪建表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决定了对于疫情防控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欧洲人往往会先想好最坏的情况，然后反推现在该做什么。疫情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规律，欧洲国家往往会考虑到各项社会成本，观察好疫情可能会走向哪种方向，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于未来欧洲疫情的走向，陈铮鸣表示，“我个人还没有这么悲观，德法英应该不会出现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希望他们吸取意大利的教训。但是未来一两周的情况肯定会恶化。我比较担忧的是各国目前的防控力度还不够。希望到4月份复活节的时候，情况能够明朗起来。”

3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在历史上是首次，但所有国家还有改变这个大流行进程的机会。

如今，欧洲全境内不断蔓延的疫情势头尚没有任何止息的迹象。接下去，如何来打赢这场对新冠病毒的抗疫战，将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