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与初唐政治史研究：从黄永年、唐长孺观点的分歧谈起

文 | 杨泓渟

“关陇集团”这一中古政治史概念出自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概念提出后，对国内外中国中古史研究影响颇大，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等研究范式，才会使得中古史研究绕不开陈寅恪。随着国内中古史研究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学界对“关陇集团”这一概念的质疑与支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质疑者们更多地聚焦于“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的时空分布、概念表述与具体应用，但他们对“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概念在中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认同的。而支持者们沿着陈先生的路子，通过更加详实的考证功夫与新材料的发掘，逐步修正、补充、丰富了陈先生的中古史研究。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歧义双方最具代表性的黄永年、唐长孺二位先生的观点，在“关陇集团”对唐初政治史解释力的阐释上，结合史料分别加以评述。唐长孺先生通过大量史料对勘，发现隋末唐初的政治革命与军事战争隐含着自北魏末年以来关中—山东的地域之争，而玄武门之变则是东西之争历史延长线下的结果，太宗依据山东豪杰，对抗以隐太子东宫军为核心的关陇勋贵，通过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取代了建成—元吉对关陇集团的垄断权。在取得政变胜利后，太宗海纳百川，吸收了如薛万彻、冯立、谢叔方等隐太子的关陇幕僚将佐。太宗以关陇—山东共同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从而证明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概念解释的理论魅力；而黄永年先生通过对唐高祖、太宗功臣将佐、中枢宰执籍贯、是否文武合一，进行关陇、非关陇的框架归类，认为“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都是西北地方政权迫不得已的历史产物，相较于文武分途的北齐制度，北周以来的文武合一是封建领主制度的代表，从历史来看是落后的，因此在迈向大一统秩序后，隋代两代君主都致力于破坏“关中本位”、“关陇集团”的政治工程，从而得出唐初无关陇集团的著名论断。前贤的研究范式与解释框架约束着后来的人，关于他们的文本解释我们该如何理解。对“关陇集团”的定性与重新发现，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古史研究者，我们该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路径。

一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关陇集团”有着清晰的阐释，“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1】而后随着武后对该集团的破坏，使得该集团逐渐崩溃“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层所攘夺替代。”在陈先生的中古史话语体系中，“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是高频出现的词语，它上承自宇文泰于西北一隅草创，下自武后对其破坏分化，以致崩溃。对于该概念的界定、存废，学界向来存有争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永年与唐长孺对该概念在唐初政治史解释应用的不同态度。以故的史学家黄永年先生在他的《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一文中，反对陈先生将西魏北周杨隋的政治分析范式延续到唐初。他认为陈先生“关陇集团”的核心便是“（1）此集团是“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2】基于此，黄先生整理高祖佐命功臣，按照籍贯、是否文武分途，罗列出包括太宗、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等在内十七人，发现十七人中，符合上述条件的仅有李世民、裴寂、刘文静三人。黄先生整理武德朝中枢宰相名录（玄武门之变后的除外），罗列出十二人，在这些人中，满足该标准的只有七人。到了太宗朝，黄先生通过新旧唐书，整理罗列太宗实封功臣名单（四十三）、凌烟阁名单（二十四）、太宗朝宰相名单（二十九），发现符合标准的分别有八、五、七人，远不及一半之多。在这个论述结构的基础上，黄先生回应主题，“太宗朝这三个名单上可称关陇集团人物者既如此寡少，较高祖朝关陇集团人物在宰相中仅及半数者倍见寂寥，便足以证明太宗和高祖同样不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之不复存在确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见上引181页），黄先生在解释其原因的时候，认为“关陇集团到隋代之开始解体和入唐初之不复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地方政权向大一统政权过渡成功后，“佐命功臣和治国的宰辅人才自不可能继续局限于关陇而必然同时从山东、江左挑选”（同上）；其二，认为以文武不分途为代表的军事贵族，是相较于文武分途的北齐、梁陈江左的落后封建领主制度，终究被历史大势所淘汰。

二

不同于黄永年先生，唐长孺高度肯定了“关陇集团”作为研究范式在唐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在原载于《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中，唐先生简要补充了“关陇集团”在隋末唐初的分析运用。唐先生从关陇人与山东人的冲突中，逐渐顺着陈先生的分析框架构建出唐初政治革命与政策变革的远因。“盖关中本位之政策既建，山东之士，例受排摈而关中人憎疾山东之心理历久勿变，此所以召仄感也。唐高祖鉴于隋炀之覆辙（作者注：炀帝因失关中人心而被弑。此非本题所能述，但史实甚显），故亲关中而仇山东”【3】。唐先生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政争背后的幕僚将佐的籍贯、地域认同入手，使得初唐武德初年的地域之争跃然纸上。“今姑立一说曰：太宗不得位，则山东人长在压迫之下，故必竭全力以谋拥戴，而太宗培植其势力，亦必厚结山东人以自助。建成为对抗计，则亦结纳关中人为其羽翼，玄武门之变，在表面上仅为兄弟之争立，而其内幕实孕有关中致山东之冲突。”

据《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云：

“高祖……乃谓太宗曰：……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及将行，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

据同书卷六九张亮传云：

“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图不轨，坐是属吏。亮卒无所言，事释，遣还洛阳。”通过对太子建成的幕僚将佐的籍贯分析，发现薛万彻（雍州咸阳人）、冯立（同州冯翊）、谢叔方（（雍州万年））等东宫军主力核心尽是关中之人。在宫闱之争的背后，是关陇与山东的地域之争。依靠山东豪杰【4】，在玄武门之变中获胜的太宗，在对待原先依附于隐太子建成的关中幕僚将佐的态度上，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逐步吸收了隐太子的旧僚。

以上述隐太子建成东宫军核心将领为例，据《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云：

“建成被诛，万彻率宫兵战于玄武门。鼓噪欲入秦府，将士大惧。及枭建成首示之，万彻与数十骑亡于终南山。太宗遣使谕意，万彻释仗而来，太宗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并且之后，薛万彻在贞观十八年凭籍战功“授左卫将军，尚丹阳公主，拜附马都尉。寻迁右卫大将军，转杭州刺史，迁代州都督，复召拜右武卫大将军。”甚至“太宗从容谓从臣曰：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

同书卷一八七冯立传云：

“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托以心膂，建成被诛，其左右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慰勉之。”被太宗政权吸收后，其结局“在职数年，甚有惠政，卒于官”。

同卷谢叔方传云：

“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其结局“贞观末，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洪、广二州都督”。

诚然，唐先生的论述仍有不足之处，如对隐太子集团部分山东人士的认同归类，有一定假设性，“至于封伦之助建成，或谓许敬宗愤其见诋，故于修史恣其报复，则其事本出虚构，即令真党建成，亦以隋室老臣，通显已久，地域观念渐已淡薄，与宇文士及、屈突通之助太宗。”但“事出一例，不必胶柱也。”太宗政变成功，在对隐太子旧僚的宽容吸收中，推进了初唐政争的结果“太宗以藩王夺嫡，名既不正，则惟有别创一新势力，以为对抗。而以平郑收魏之故，秦邸幕府，本多东人，此时关中人心已向建成，则为扩充其势力，但有招纳东人之一途，此盖不得不然之局势，非太宗有所爱憎也。”玄武门之变的远因实乃北魏分裂后的东西地域之争的延续。

三

上引黄永年、唐长孺两位学界前辈对关陇集团在唐初政治史解释的分歧，目的在于进一步阐释陈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范式之一的“关陇集团”在唐初政治解释的生命力。虽然黄先生在其论述中，通过对高祖、太宗两朝佐命功臣籍贯分析，以及是否文武合一，来识别是否属于关陇集团。从而得出关陇集团经过隋代的打击破坏【5】，在唐初不复存在。但笔者认为黄先生从籍贯、是否文武合一两条标准，划分关陇集团的研究思路，未免有些僵硬。事实上，关中—山东的地域冲突，一直蛰隐与大一统政权形成后的隋帝国，并未因地方政权过渡到大一统而消失。

据《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云：

“大业初，改为通事谒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炀帝令大理追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由此可知隋大业年间的关中—山东地域之争非常尖锐。又比如对李唐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统治高层如高祖李渊、隐太子建成对山东地区的态度较为强烈，

据《资治通鉴补》卷一百九十唐纪六云：

“黑闼重反，高祖谓太宗曰：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我言，至有今日。及隐太子征黑闼平之。将遣唐俭往使，男子十五已上悉坑之，小弱及妇女总驱入关，以实京邑。”而太宗则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与背后的政治集团的地域认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据同书同卷云：

“宗谏曰：臣闻惟德动天，惟恩容众。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今一旦见其反复，尽戮无辜，恐以杀不能止乱，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寝。”

根据上述所引，在隋末唐初的割据时代，李唐政权同时并存关陇、山东两种政策取向。高祖、隐太子的亲关中而仇山东，太宗身边则以山东人氏为主。政变成功后，太宗海纳百川地吸收了曾经作为政治对手的关中勋贵，以关陇—山东共同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在这种视角下，黄先生的分析思路对解释太宗玄武门之变前后，幕僚将佐的籍贯变化、太宗对山东—关中人才吸收的态度转变，有着诸多理论、史料、叙事的困境。而唐长孺的论述紧跟陈寅恪的理论架构，将初唐玄武政变的利益双方归置于关陇—山东的地域之争，逐步打通从北魏末年出现的东西之争这条被后世历史叙述遮蔽的隐线。而陈先生的治学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对关陇、山东、江左、代北、河西的地方叙事出发【6】，逐渐还原历史语境。在各地方政权互动消长的历史过程中，过渡到了杨隋李唐的大一统叙事中，从而规避了从后世大一统或者晚近民族国家的解释框架追溯魏晋南北朝而出现的政治史解释的本末倒置。

四

张耐冬先生在《“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陈寅恪对唐代政治史解释的转变》一文中回溯了“关陇集团”演进脉络，但任然延续了黄永年的叙事角度，认为“关中本位政策”作为地方割据政权不得已的政治策略，对杨隋李唐大一统政权的叙事缺乏解释力，作者进而鼓励学者发掘“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认为该理论才是李唐大一统叙事的最具解释了的研究框架。作者对“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分别阐释，“其一，在概念界定上，（婚姻家庭）较“关陇”旧说更为细致；其二，在论说层次上，“婚姻集团”说也更为精简、合理。”【7】（后同）虽然作者也认同二者前后相连，但该文目的着重强调“婚姻集团”对陈寅恪中古政治史解释的重要性。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作者指出“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都是立足于后三国时期分裂局面所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能否解释隋唐统一局面下的政治现象，颇可怀疑”，在这个角度上，作者与上文提到的黄永年先生一样，指出“关陇集团”对解释隋唐大一统政权的理论困境。不同于黄永年，作者在“关陇集团”解释力匮乏的基础上，发掘“婚姻集团”，提出“重新解释陈寅恪”。作者认为“重新认识《婚姻集团》与“婚姻集团说”，而不是在“关陇”旧说的基础上继续对相关概念进行各自表述。”在这个表述的基础上，进而提倡重视“婚姻集团”说。

正如笔者对黄先生理论的质疑，对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在陈寅恪先生中古政治史解释中，有着一脉相承的有机性。“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正是在“关陇集团”的废墟上成长出来的替代者。虽然杨隋确立了大一统政权，在地方政权向大一统的过渡中，“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政策显的不合时宜，但“关陇集团”对于分析大一统政权下的政策取向与地域认同并不错位。因为在杨隋的大一统叙事中，遮蔽了极为关键多条线索。比如从北魏末年演化出来的关中—山东的地方撕裂、永嘉之乱开启的胡族组织内附中原、以及盘根错节的地方组织等（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详叙）。这些因素都深深地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也为隋唐帝国带来生机。如果说“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是西北一隅地方性政权与其政策的代表，在通往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关中本位政策”越来越受到其他地域团体、制度、政策、统治者权力欲的挑战。而“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正是大一统政权形成完善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从“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婚姻家庭的政治史解释转向，有着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在中古史漫长的演化脉络中，梳理出西北一隅的地方政权与山东、江左的互动冲突，在彼此的消长嬗变中逐步融合，从而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创造出制度基础。

注释：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2】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170页。

【3】 唐长孺：《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原载《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6年12月9日。

【4】关于“山东豪杰”的相关论述详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先生在此文中，将山东豪杰定义为“乃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

【5】见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学术集林》卷九，1996年12月。

【6】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先生在此文中对隋唐之制有着概括性的判断，“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未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已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持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

【7】 张耐冬：《“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陈寅恪对唐代政治史解释的转变》，《唐宋历史评论》，2016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