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农民工的“抗疫”

原创 大卫 芥末堆看教育

△ 困境儿童欣欣手写的课程表（摄于2019年秋季），图源：协作者

♪ 作者｜芥末堆 大卫

♪ 来源｜芥末堆看教育

“只有说到孙女的教育问题，从不对困难低头的大朕才彻底服输了”。公益组织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向芥末堆说道，“尤其在疫情期间，因为他不识字”。

大朕家是协作者调研的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其中之一。疫情发生初期，协作者就从应对风险能力更弱的农民工群体中，对迫于生计进城务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的困境农民工群体展开个案访谈，实施救助。

他们不仅面临着缺防护物资、对疫情认知不足、患病家庭的治病取药难、社区防控重管理等问题。还要想着如何应对疫情期间“手停口停”的生计问题，以及力不从心的下一代教育的难题。

在调研中，有家长因为辅导问题和孩子发生争执，有的则因无相关设备、无法满足孩子在疫情期间的学习。而受疫情影响，大朕不得不暂停捡废品的工作，妻子1月份的保洁工资也尚未到账。

上不了网课，辅导不了孩子

大朕是安徽人，儿媳早年在南京打工，儿子因还不起高利贷自杀身亡，儿媳在孙女欣欣出生仅8个月便离她而去。老两口想着在农村没有出路，于是带着欣欣在南京生活、求学。经邻居介绍，奶奶得到一份保洁工作，大朕则靠收废品挣点钱。

这些年为抚养孙女，大朕扛过不少困难，但在接受协作者社工采访时，却对欣欣的教育表示无可奈何。他表示，“欣欣的期末考语文考得还可以，但数学和英语不好。放假在家，“没有人辅导，带小孩我们老人也没有办法”。

无力辅导是诸多困境农民工家庭真实的困境，这和家长们所受的教育相关。据协作者调研，此次受访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小学（30.43%）和初中（30.43%）为主，占比60.86%，只有不到10个人完成了高中以上学历的学习。

△ 协作者社会工作者（右）探访刘霞家（摄于2017年12月9日），来源：协作者

家长不知道如何陪伴孩子学习，疫情期间长时间在家，教久了容易产生口角。

在接受社工采访时，在北京为儿子寻医问药多年的安徽人刘霞就学习一事，刚跟孩子吵了一架，“也不知道他是学不进去还是底子差，就是不开窍”。刘霞的儿子越越今年12岁，患有肾病综合征，她曾辗转蚌埠、合肥多地，“只有北京能治他的病”。

如果说无力辅导跟家长的文化程度有关，那家庭条件则直接关系到孩子接受教育资源的程度。

此次因疫情影响，教育部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同时要求各级各地方提供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网上学习。但对于很多困境农民工来说，条件并不允许。

“他们用的可能还是老年机，都没有办法上网，也没有安装智能手机的一些软件”，北京协作者社工部任文欣说道，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困境农民工家里很少会安装宽带，因此很难获取网上学习资源。而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更不具备网上授课、录课的环境。

对此，教育部也安排了中国教育电视台通过电视频道播出有关课程和资源。但对上述家长来说，除了上课条件，监督也是件麻烦事。单从寒假作业落实上，大朕就有点力不从心，“你看着她，她才会去学习，不是大人管她，学一会就不学了”。

“很多打工朋友们平时都比较忙，突然跟孩子全在家待着，亲子关系也会有点紧张”，任文欣对芥末堆表示，条件较好的家庭，家长会跟孩子一起制定疫情期间的学习计划，对于困境农民工家庭，忙活生计已经够累了，教育更显得力不从心。

“孩子天天搁家也不知道要干嘛，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互相都很烦”。

疫情发生后，“别人家更不敢雇保姆”

除了子女教育问题，摆在困境农民工面前，更急迫的是生计问题，手停口停”是很多困境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常态。

“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出门，也捡不来废品，今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要收废品，我也不知道往哪里放”，在南京打工的大朕于1月下旬曾向协作者社工抱怨道。他不知道废品回收站什么时候能开门，但是房租、日常伙食、孙女的学费都是必须指出的硬开支。

△ 协作者社会工作者探访大朕家（摄于2019年春季），来源：协作者

刘霞也为疫情何时结束的问题犯愁。，“儿子每月挂号看病、拿药得2000多元”，多年来已花费五六十万。她丈夫为此打着多份零工，但积劳成疾，于去年9月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年底便去世了。

为照顾孩子，刘霞不仅做饭特别注意，还要定期去医院拿药，这使她就业更加艰难。

“很多保洁都是7点要到岗，我得送儿子上学，给他喝中药，晚上也不能回来太晚，还要做饭。家政市场要求住家的保姆多，我又不能住家，只能找8:30之后上的班，人家哪能都给你这么卡点。” 刘霞抱怨道，而疫情发生后，“别人家里更不敢雇保姆”。

在李涛看来，“他们（困境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恰恰是疫情期间不易从事的”。调研报告显示，78.26%的受访对象从事保洁、打零工、收废品、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就业。这些工作因疫情随时发生变动，“他们不光是对病毒的恐慌，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慌”。

大朕甚至多年未回过乡，今年也是如此。大朕的解释是，一来车票难买，二来为了省钱，顶多需要买药时才会返乡。大朕有脑梗和高血压，平常要吃降压药。

但在李涛看来，进城务工多年，很多老人在乡村的田地或荒芜或长久转租、房子破败，原有的社区关系也渐渐消失，“老家它只是一个情感上的联系，而不再具备现实的意义了”，李涛说。

协作者的调研报告显示，受回家成本高、老家无生产材料、新冠病毒疫情等影响，60.87%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春节没有返乡。而绝大多数的受访对象像大朕一样长期稳定在外务工，其中在外流动打工10年以上的占比73.91%；84.78%是和家人一起迁移到城市工作生活。

△ 65.22%的受访对象2019年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受访对象家庭支出主要用于房租水电（73.91%）、子女教育（91.30%）和医药费（34.78%）。来源：协作者

防护依靠存货，社区重管理轻服务

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李涛认为，帮助社区迅速识别抵御风险能力最弱的群体，并提供包括生计援助、防疫知识的传递、亲子关系支持等在内的帮扶，对于阻断疫情的社区传播至关重要，也可减少因疫情应对不利造成的次生危机。

据调研显示，社区通过居委会和村委会全面部署防控网络，包括用公共广播、微信群、传单、短信等播报防控信息，采取挖路封路、设置路障、询问登记等方式实行防控，但重管控却偏少服务。

△ 协作者社会工作者探访李玲家（摄于2019年夏季），来源：协作者

腊月二十七，在北京务工6年、今年47岁的李玲带着女儿回到安徽老家，彼时，她对武汉疫情还不甚了解。

村庄也一切如常。大年初一时，每户还来往拜年，直到初二串亲戚时，听到村干部广播说要封村，李玲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在农村，由于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单一，村广播的触达性比城市要强。

“现在谁也不敢出去，我们村里的路口全都是挖掘机给挖断了，就在家里哪也不敢去，人心惶惶的”， 李玲对协作者社工说道。

相较内心的焦虑，他们面临的更急迫的问题是，缺少必备的防疫知识，和防疫物资短缺等难题。

李玲不识字，对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基本的症状和防范措施等更不清楚。反而是女儿会提醒妈妈，“咱们找点醋把屋里熏一下吧？”，由于回去的早，女儿还去小卖部买了口罩，提醒妈妈出门记得戴上。不过，一次性口罩的外包装上没写是医用口罩。

能买到口罩的只是少数群体。“现在哪个超市口罩都买不到，附近超市都写着断货”， 大朕说，“幸亏爱人做保洁时物业发了点口罩，家里留了点备用，关键时刻却派上用场。“

李涛告诉芥末堆，从调研的报告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防护物资主要依靠存货。

刘霞每天早起通风，有时点艾条，但并不清楚会不会起作用。因为儿子身体不好，“家里就没断过从药店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但没有采购酒精和消毒液。她说，居委会也会派人到门口消毒，“让人在家待着，别去人多的地方”。

据李涛透露，受教育程度和获取信息的工具/渠道影响，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识别信息的能力有限，即便对疫情防护虽有较高认识，但行动能力弱、防护措施不科学、防护物资不到位。“有些家庭不知道哪些口罩可以防护，有的会使用冬天保暖用的棉口罩，也有的将用过的口罩放进开水里煮，重复利用”。

防护物资缺乏，给家有重病患者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任文欣透露，没有口罩农民工很难出门，而疫情期间很多医院又停诊，药房停业。家庭有重病患者的又需定期去医院检查、拿药，防护稍有不慎，就医的风险会大大提升，“而往往拿药的那个人又是家里的顶梁柱”。

更直观可见的是物价飞涨，刘霞向社工抱怨，为贴补家用，大女儿打工放假回家后，在手机上投简历找临时工，之后去西单商场卖衣服，但随着疫情发展，这份难得的工作也被停掉。在这之前，女儿一天也没休息过。

而任文欣了解的一位菜农，却依旧奋战在“一线”，“他说不出去卖菜的话，孩子明年的学费，家里的生活费、因出过车祸欠下的医药费等支出”都会是问题，“他就说我只能自己多做好防护，不然怎么办？”。

△ 困境农民工保险状况，来源：协作者

个性化服务跟不上，或有次生危机发生

缺防护物资、缺陪伴辅导、缺疫情知识普及，部分家庭需要大病医疗和生活救助。协作者将这些诉求撰文发布，很快便有了回音。

早在1月22日，协作者就从案例总结、非典经历、灾害管理等角度发布在2003年参与非典救援的专题文章，为社会组织在参与应对类似疫情提供参考，同时还发起农民工及其子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救援与能力建设项目。项目也陆续得到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广东千禾基金会和苏宁易购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资金和物资支持。

“有朋友从青岛找到了500个口罩的货源；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从韩国采购100个N95口罩寄给他们，另有20桶从海外采购回来的消毒纸巾。”

此外，信息救援必不可少。协作者通过发布相关文章、拨打电话、利用微信群发布疫情防控的即时信息，提高困境农民工对疫情防护的认知，“意识不提高，有了物资可能也不会用”，李涛说。

据了解，协作者也组织的“在线课堂”已经开展7个系列主题、36次活动，为422个困境农民工家庭送去健康防护、亲子关系、课业辅导、兴趣小组等服务。对于辅导及陪伴等难题，志愿者们也会在线上进行1对1帮扶咨询。

一位捐赠人本来想将疫情期间不停工、疾病期防护的补助捐给武汉，但了解了刘霞的遭遇后，便决定把这笔资金捐给她。刘霞的女儿则经过协作者的链接，获得一份跟防疫相关的咨询工作，目前正在培训阶段。

不过，眼下社工仍需深入一线，将口罩等防护物资交到困境农民工家庭。协作者已于2月22日前往困境农民工家庭所在社区分发了首批物资，救助仍在持续进行中。

在李涛看来，经历“非典”及此后数次地震大考，民间在物资支援层面，效率已大幅提高，而农民工接触的信息渠道、防疫宣传的载体也日益多元，卫生系统也在升级。原本在疫情发生后，公共卫生系统方面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可同步在阻断社区传播层面参与进来，和社区居委会等部门形成联防联控。

“疾病防控跟地震不一样，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组织、跨部门的、跨地域的协同来作战才可以”，李涛说，社会组织若能通过脆弱性分析框架帮助就地、快速识别那些高危、困境群体，并给予精准帮扶，有助于防控工作。

但显然，原本可有效分流的资源，因为第一个系统的失位，使得大部分资源压在疫区防控层面，诸多困难群体的照顾失焦，尤其在非武汉地区。负责此次抗疫行动对接工作的任文欣透露，对困境农民工的捐助部分目前仍面临巨大挑战。

而从长期来看，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对弱势群体、困难群体，包括农民工家庭的能力建设，包括就业技能，尤其是防灾备灾的能力建设也不容忽视。

随着疫情防控态势向好，复工潮已经拉开，但这些困境农民工的返程看起来并不顺利，有受访者所在社区要求打工者老家村委提供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证明，但处于防控期的村委却不敢开这个口子。有受访者担心，不能及时返城工作就会丢掉。

协作者调研的最新数据显示，仍有43.75%的农民工家庭因为疫情滞留老家无法回城，60.87%的农民工仍未复工。而剩下的虽已复工，但工作和收入均有影响。

李玲也在为是否能及时返京而焦虑，有天通电话，雇主老两口跟李玲讲，“他们吃饭都困难，买东西也下不去楼”。李玲也焦急，“要是我不能及时回去，就得跟他们（雇主）说找别人了”，但她也不知道在这个特殊节点，雇主是否能在北京找到合适的人。

原标题：《困境农民工的“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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