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第一之善举”：沈敦和与近代上海时疫医院的建立

近代上海“时疫”多发

中国历史上一般以“时疫”一词泛指某一时间段或特定季节流行于某一区域的传染病。该词所能指称涵盖的传染病较为广泛，基本涵盖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瘟疫。1935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蔡陆仙还编有《时疫病问答》向民众普及相关医药知识。而自古以来，江南地区瘟疫多发。具体到上海地方所称之“时疫”，泛而论之，是对夏令时节各种急性疾病的俗称，如急性肠炎、痢疾、中暑、霍乱等等；狭义上，则指近代上海每年最为流行的霍乱吐泻病症。近代上海出现的众多“时疫医院”，大多以治疗霍乱为主体。

面对这些“时疫”，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都没有完全防治的办法，除了中医方药治疗外，许多民众还求助于宗教信仰，通过向一些神明祈求来祛除瘟疫，因而也就有了一些属于民间信仰的游神赛会等群体性社会行为。比如，常见于上海周边地区的杨老爷庙所供奉的“黑面”杨老爷，就常在“香汛”（指香客在节庆当日前来进香的活动）期间，或者发生疫情时，有大量信众前来烧香敬拜，甚至抬出巡街游行，以求原是东汉时期一名正直做官清廉为民的太尉杨震来庇佑乡里免受疾病灾害之苦。而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体系中，也有诸多神祇被认为拥有这种祛除瘟疫的“神力”。

然而，祛除“时疫”的最好办法还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医疗救治手段。“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得风气之先，是中国较早引入近代西方医学的城市，医疗卫生状况得之一新。但是又因上海的“五方杂处”和气候条件等因素，这座城市又是“时疫”的多发之地。如何避免“时疫”的爆发，“时疫”爆发后如何及时结束疫情，成为彼时中外人士都关心的公共卫生议题。1879年第553期的《万国公报》以“时疫可畏”为标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1881年第662期《万国公报》在报道“大清国近事”时又着重提醒读者注意上海的“时疫”，“近日沪上猝患时疫而逝者不少，概见凡病家专信谣言瘟神下降，以至于此。故偶染疾病，求神拜佛，冀有挽回，无暇访医服药，遂致不起。……”作为一个由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主办的现代性刊物，《万国公报》呼吁中国民众重视通过现代医学祛除“时疫”。

而此时西方世界对传染病的内在发生和传播机制、治疗方式，也才有了根本性的科学认知转变，主要得益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等人在细菌学上的重大发现以及对许多传染病病原体的科学证实。带有公益性质的巴斯德研究所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以研究和治愈狂犬病等传染病为主要科学目标。巴斯德的贡献很快也由洋人传播至中国。而早在1890年就有在华西医提议在上海设立巴斯德研究机构，以造福中外民众，但不知出于何种缘故被租界工部局否决了。

西方医学关于传染病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在相关方面的知识转变，而较早接受这种医学观念转变的多是彼时愿意“睁眼看世界”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沈敦和（字仲礼，1857—1920）就是其中一位，也是最早在上海设立时疫医院的重要历史人物。

沈敦和的官场之路与多重身份

沈敦和，浙江宁波人，1857年出生于一个茶商家庭，早年号耳学庐主，晚年号别署塞翁。其父沈雄，始为儒生，后协助崇厚办理五口通商口岸事宜数年。受其父影响，少年沈敦和在上海自费求学，并于光绪二年（1876）20岁时至英美游学，且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政科。后因父丧，就读13个月后回国，被清廷“从九品选用”。

沈敦和先是在上海会审公堂担任译员，办理洋务，后被两江总督刘坤一赏识，于1881年12月间派赴金陵（南京）襄办电报事务。是年又凭借熟悉外国法律的才能，协助刘坤一妥善解决传教士江宁租地案而平步青云，先后又协助左宗棠、曾国荃、张之洞等历任两江总督办理各项“洋务”事宜。可以说，沈敦和善办“洋务”，缘于其熟知“西学”。此外，他还热心公益，经常捐款赈灾。

1896年刘坤一重任两江总督，沈敦和继续受重用。在华西人则称沈敦和为“能讲英文的官员”（An English Speaking Official）。也有人称，“寓沪西儒皆尊重之”。（《追述沈仲礼君之家庭》，《妇女旬刊》1922年第91期）。然而，“人红是非多”，1899年受大学士刚毅弹劾，沈敦和被遣发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时人评论说，沈氏被弹劾虽有政事上的过错，但刚毅也有出于嫉妒其会英语且与外人过从甚密，断定沈氏有“汉奸行径”的嫌疑。

在张家口期间，正遇到深入内地追击的“八国联军”，沈敦和通过老道的外交手段保护地方民众免遭战祸。他因此重受清廷重用，任山西洋务局总办负责处理“教案”事务，还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一起督办山西大学堂。1904年日俄在东北开战，中国民众受战乱之苦，此时为沈敦和联合任锡汾、施则敬等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会济善会。后因无法得到日俄交战双方认可，沈氏遂与李提摩太奔走联络，于3月10日在上海租界公共工部局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年，沈敦和还赞助创办救助失足妓女的济良所。1905年又参与天足会解放妇女缠脚的活动，并于1906年发起成立天足会女学堂。可见，此时“半官半民”的沈敦和，逐渐将精力从政事转移至各项社会事业。

1911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出版南苕外史所编《沈敦和》，详细记述了沈敦和的官场生涯，并从“兵家、外交家、慈善家、教育家”4个身份为其作传。而在上海延续多年设立时疫医院则是沈敦和作为慈善家的重要活动。

公共卫生与租界华人自立：沈敦和创办上海时疫医院的多重因素

沈敦和刊登于1908年8月20日《新闻报》上的《发起施救急痧医院启》一文，乃其发起设立专治“时疫”医院之始。他指出夏秋之际上海痧症多发，得病人随发随毙，乃是一场浩劫。又从公济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1881年至1907年用西医治法施救的408人中只有185人活命的数据，来说明彼时西医治疗方法也亟需革新的情况。

而这所“施救急痧”医院之所以能够开设，很大程度取决于在华西医柯师（S.M.Cox）更新了有效治疗霍乱的新方法。柯师本在租界工部局医院工作，常接触患有传染病霍乱的病人，在治疗实践中，他改良了“盐水灌入血管”之法，极大地提升了救治率。因而，沈敦和在《发起施救急痧医院启》中特别提到柯师改良之法的效用，并指出由于工部局医院位于上海北部的虹口，较为偏远，城厢内外前去求治较为不便。于是，他与柯师商议，请其提供医疗技术和药品以及一些治疗经费，设立施救急痧医院。该医院主要医治罹患霍乱、吊脚、转筋、瘪螺等时疫痧症。

在《发起施救急痧医院启》中，沈敦和说明该医院由其捐办而成，强调病房卫生清洁，男女病人分间治疗，床铺、衣服、饮食一应俱全，而且聘请熟练看护人员，照料周到，分文不取。沈敦和另提及不愿接受施医、施药之名，而愿缴纳或捐助费用者，可至黄浦滩华安保险公司交至他自己手上，再由他登报刊列征信录。沈敦和以捐办这所医院开启了上海华人自立医院的先河。

这所医院的英文名为Chinese Cholera Hospital，根据霍乱疫情暴发的季节性，只在暑热时节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后更名为上海时疫医院。在第一年设立的不到3个月间即救活了570余人。因此，沈敦和在1909年7月间又联合朱葆三等人继续捐办时疫医院，不过此次院址定在英租界二马路跑马场嘴角的安康里。

1910年时疫医院继续开设，由于前两年办院效果颇佳，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名声，这一年时疫医院扩大了租用院址的规模，同时也得到了沪上各大小商行和地方官绅的极力捐助，院址在离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不远的天津路80号。此外，《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等各报馆皆代为接收捐款并免除刊登该医院广告和致谢启示的费用。时疫医院在此时已成为上海各界热心的公益事业。而1910年该院开院的第一个月即已治愈一千多人。沈敦和还于1910年8月31日用英文致信《字林西报》，向在华西人介绍了时疫医院的具体情况，并在信末邀请在沪西人前来参观。

可以概见，沈敦和连续组织捐办的时疫医院在上海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一些在该医院就诊的病人纷纷在治愈后通过报刊表达致谢。统计1910年该院共治愈三千余人，被称作是“上海慈善界之巨大成绩”（《时报》1911年7月22日）。中外人士也积极向该院捐款，据1910年9月16日《字林西报》的记载，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等人号召在沪美国人捐款共760美元。可以说，在沈敦和的影响下，时疫医院成为中外人士共同关注的慈善医疗事业。

然而，在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权利和市政运转体系下，疾病的治疗以及医院的设立并不仅仅是改善公共医疗卫生状况的社会问题，还是牵涉到主权和治权的政治外交问题。上海时疫医院的成立虽然有在华西人的合作与赞助，但终究还是离不开沈敦和等人自主自办医疗机构来解决中国社会卫生问题的内在动因。

而沈敦和1910年参与开办的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公立医院，是能够说明此问题的重要事件。1910年东北地区发生鼠疫后，各通商口岸及京津地区亦有感染鼠疫的病例发生。上海租界工部局遂要求西医至租界内外华人家中按户检查鼠疫，于是引起了华人的恐慌，舆论哗然。华人绅商认为应办自立医院以解决此争执，遂推举素有办院经验的沈敦和与工部局商议。协商下来，工部局虽予许可，但刁难称必须在4日内成立。沈敦和向华人各界公开演讲，论说“治安不可扰，主权不可损，医院成立不可缓”（参见，南苕外史：《沈敦和》）。民众大为感动，然尽快选定院址乃是解决此问题的头等要事。幸得在沪广东人张子标以三万三千元的价格让出自己在宝山境内所建市值四万元的补萝园，作为中国公立医院的院址，所折七千元及园中物件都作为给该医院的捐献。中国公立医院因此在工部局限定的期限内建成。在沪绅商纷纷捐款，苏松太道刘燕翼另请拨银万两以作为该院经费。

该院建成后，4名华人男西医以及1名女医在沈敦和的管理下按照工部局指定的地段在10天内检查了2400余家。而且检查方法十分有成效，获得了工部局的信服，也有人建议将之推行于鼠疫严重的东三省。也因此，1911年初工部局颁布了防疫永久办法五条，规定华人患疫，查验、隔离、诊治等事皆归华人医院办理，其他种痘、霍乱等卫生事宜也归之管理。就这样，租界内华人的自立资格首先在医疗卫生检疫自办权上体现出来，而沈敦和等人的推动之功不可湮没。

沈敦和设立的时疫医院也改为中国公立医院分院，主要诊治除天花、烂喉痧、红痧之外的普通传染病和内外科病症，聘请中西医师诊治，所用中药亦由药行赞助。这两所医院标志着“租界华人自立之目的”的实现，而沈氏1908年推动设立的时疫医院为此奠定了基础。

1920年沈敦和去世后，中国公立医院继续开办。然而，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战事，几乎完全摧毁了位于闸北的中国公立医院，仅留一栋尚未完工的楼房，而战后时疫暴发，急需重建医院。继任该院总理的陈炳谦等人因此呈文至上海市政府备案，请求救济。1933年上海市财政局、卫生局改中国公立医院为上海市立传染病医院，卫生局并于1934年函请同济大学协助共同接收该院。1934年3月10日上海市立传染病医院在原址重建后开诊。这样，清末时期象征着租界华人自立的中国公立医院，在由沈敦和等绅商民众为主筹办20余年后，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改为官立公办，继续其防治传染病的立院宗旨。

“海上第一之善举”：时疫医院的社会影响

我们再将视野转回至1911年夏季开办的上海时疫医院。由于它的成功，是年其他地方也开设了类似的时疫医院。1912年民国成立后，该院继续开办。这一年上海夏秋之际尤为酷热，疫病多发，因而凡是开赴日本的轮船都被要求到达长崎后停泊三至五天以备查验，消除疫毒，上海也被列为“有疫口岸”。而时疫医院当季治愈了三千余名病人，进而也慢慢杜绝了传染病的隐患，不久之后日本也就承认上海为“无疫口岸”了。可见，时疫医院也间接影响到了上海作为重要商业城市的经济地位。

时疫医院最为直接的影响还在于向公众普及现代公共卫生常识和观念。曾任中国公立医院红十字会分医院医师的无锡人侯光迪在1912年7月25日《新闻报》上刊文简要分析上海“时疫”多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理气候、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几个方面，他随后另通刊文介绍了关于霍乱等“时疫”的急救方法，同时指出“隔离、消毒、清洁、检疫”四个方面的“公众预防法”。而侯光迪认为这些举措在彼时的中国尚难以完全实行。

鉴于辛亥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民生各方面依旧不稳定，上海的金融业也受到一定冲击，依靠绅商士民捐助的时疫医院在经费上也遇到困难，但终究坚持办理了下来。1912年9月3日的《新闻报》上有名为“亦孟”的作者呼吁公众合力维持时疫医院的办理，在他看来，其他公益善举可以停止，但医院不可停办，“他地之医院，犹可不设，而上海之医院则决不可中断，盖非惟有益于卫生，而且大有功于国际。……”，呼吁各界继续捐款支持该院，以利人利己。（亦孟：《论时疫医院当合众力维持》，《新闻报》1912年9月3日第1版）

而这一年，沈敦和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吕海寰为正会长，总会依旧设在上海。也因此，1913年时疫医院正式改由在中国红十字会支持下举办，并改称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Red Cross Cholera Hospital），于7月1日举行开院仪式，院址在大马路北首天津路广西路嘴角。而到了1914年院址仍旧是临时选定，位于法租界新西桥南首教堂隔壁，并制定了详细医病规则，另设头二三等3种病房，三等病房免费诊治。（《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医病规则》，《时报》1914年7月13日第15版）1915年时疫医院又转至法租界宝昌路大安里口洋房设院，以方便交通，而主持该院救治多年的柯师回国参军，改由哈佛医院医学博士亨司德主持诊务，另有华人西医王培元、朱恒壁、张约瑟等参诊。又因公共租界居民的呼吁，在天津路80号的时疫医院旧址增设了分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所医院都设立在租界内，而此时松江城内也有地方官绅设立了一所时疫医院，以方便远近民众。到了1918年，因为山西出现疫情的缘故，上海城厢内各慈善机构也汇同开会讨论防疫一事，于是由新普育堂设立者天主教慈善家陆伯鸿发起在该堂南面十亩地范围内建造上海时疫医院的计划。而当年红十字会时疫医院也按例于7月1日在英租界天津路旧址开院，中外官绅及报界到场祝贺并现场捐款。

这样，以沈敦和为代表的中国绅商起先在租界内成立时疫医院，也由这一股社会力量模仿在租界外的城区建立起诸多类似性质的慈善医疗机构，共同构成近代上海社会防疫医疗卫生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也就在1918年，位于南市的公立上海医院也设立了时疫部。这样上海租界以及华界都有了临时性的防疫医疗机构。

1919年已逾花甲之前的沈敦和请辞红十字会职务，红会时疫医院的开设也因为沈敦和职务的调整较原定日期推迟。当年7月10日开院时，中外人士皆谓是年“天时不正，沪上时疫病人有加无已……”。据称，该院仅开设一周即收入200余名病患。沈敦和等人不得已在院旁空地临时搭起凉棚，以满足问诊需求。他还和其他主办者一道在报刊上发表启示回顾了12年前开设该院的初衷，“敦和等碌碌，因人本服务社会之初衷，期无负衽席斯民之夙愿……夫以上海一隅之地，聚集中外居民至百数十万生命之所寄，其为重要可知。时疫之举办，为时则仅夏秋间数月，所治则仅时疫一种，则亦一部分安宁保障耳。然而十二年间，全活者不下三四万人，我父老昆弟侨寓海上者，当亦共闻共见……”。（《新闻报》1919年7月21日第10版）沈敦和借此呼吁民众捐款维持时疫医院的开办，且令公立医院改治时疫。

红会时疫医院以及公立上海医院时疫部是彼时上海地面应对疫情的主要机构，另亦有他人在浦东烂泥渡所设时疫医院，中国济生会也在闸北设立了时疫医院。另外，朱葆三等人也在宁波定海组织有临时治疫医院，芜湖地方红十字分会也成立类似医院。沈敦和等人推动的时疫医院逐步推广至上海周边地区。

1920年红会时疫医院继续开办。另在工部局的部分赞助下，沈敦和等人推动再建上海时疫医院以为永久之计，院址在西藏路545号的二层洋楼，7月5日该院开幕。沈敦和因病未能到场，并于当日下午5时去世于寓所，享年六十又四。

1920年之后，上海各种机构设立的时疫医院林立，然而都未能从根本上杜绝疫病的发生，为此曾成立过上海时疫医院联合会，也有医者著文分析时疫医院与防疫之间的关系，认为需从根本上解决此卫生问题。但1949年之前的上海仍旧每年发生疫情。1935年7月伍连德作为全国海港检疫处处长兼上海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主席视察各时疫医院，叮嘱各医院谨慎防疫，为社会服务。

连年战乱也使得疫情更加严重，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更是连年暴发时疫，法公董局在广慈医院设立时疫病房；由于难民大增，其他时疫医院也是人满为患，1938年7月间中国佛教会也设立了时疫医院。1946年徐家汇也设立临时时疫医院，并通过天主堂借天文台一角作为病室，免费为患病平民医治。而破解上海时疫连年发生的情形，还有待于1949年之后从国家层面推行系统的医疗卫生防疫政策，以及民众普遍转变卫生观念。

就沈敦和与时疫医院的关系来看，是他在近代上海的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以中外合作为基础，利用现代医学防疫技术进步的优势，在一批热心公益的中西医师的医疗技术参与，以及中外人士的经济捐助下，依靠社会力量维持了时疫医院的连续开办。沈敦和借此引领公众将一定的社会资源运用到具有现代性的医疗防疫事业上来，甚至一度在地方政治外交上成为租界华人自立自治的一种象征。可见，时疫医院存在的历史意义又不仅在于公共卫生防疫一事之上。

而沈敦和也因其社会担当和慈善活动，在病逝后被《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Humanitarian）和改革者（Reformer）。简而言之，沈敦和设立时疫医院可谓是“馨香百世”之举，一些历史细节值得细细梳理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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