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英国女作家：出版作品就等同于打上“耻辱烙印”

【编者按】

今日为读者所熟知的18至19世纪期间的英国女作家不在少数，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位。即使没读过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傲慢与偏见》《简·爱》《南方与北方》想必也看过一两部。但事实上最先试图通过写作和出版宣泄情感和表达观点的英国女作家需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她们不得不匿名写作，如果不想躲在幕后，就要巧妙修饰自己的职业形象，述说能博取同情的写作动机，例如托称写书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或摆脱羸弱多病的肉体所受囚禁等等。

在《不只是简·奥斯汀》这本书中，作者选取了七位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女作家，讲述了她们在写作之路上举步维艰的开拓故事。澎湃新闻经授权选摘引言的部分内容。

自18世纪后几十年起，直至20世纪初，英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活动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中。18世纪初，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启蒙运动带来的革新以及缓慢到来的工业革命：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了谷物条播机；安德鲁·米克尔（Andrew Meikle）发明了脱粒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蒸汽机，众所周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又对其进行了改良，后来用于汽轮制造［汽轮可以靠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发明的六分仪驾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天花疫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纂了词典；乔治斯·勒萨热（Georges Lesage）发明了电报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纺纱机；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了动力织机。因此，各个家庭有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让他们的女儿接受除传统女性“技能”和持家本领之外的教育。这些进步也推动工人阶级走出耕作的田地，进入日渐增多的富裕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这样一来整个英国妇女阶层都不需承担家务劳动了。因此，在18世纪，一位典型的上流社会女性，除了需要接受舞蹈、缝纫、绘画和音乐教育外，还会获得阅读、写作、算数、法语、历史、地理方面的指导，权贵之家的女性还能学习拉丁文和希腊语——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这些上流社会女性几乎无事可做。不过，没有哪个女性的学识会威胁到其兄弟和父亲在才智方面的优势（男性学习的课程还包括苏格拉底式的批判性思维、哲学、修辞学和法律）——肯定不会这样，因为当时有一种广泛接受的观点：女性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运用，而在于吸引优秀的（或者说，富有的）配偶，并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一旦这个目标——女性应有的唯一目标——实现之后，不管资质或天赋如何，年轻女性都要放下学业，把生活重心放在丈夫身上，并开启成为温柔、深情，重要的还是无条件服从之人的征程。根据18世纪到19世纪间各阶层家庭中流行的行为指南作品和指导书籍，在真正的和谐婚姻中，这种“对丈夫意志的温顺服从”永远是女性赢得男性之爱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控制其内心激昂情绪”的最佳办法。因此，阅读、写作和其他智力活动则被排除在新婚妇女“适宜”的工作清单之外。她或许可以随处提上一首优美的小诗，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文学追求不能减损女性存在的真正目的。关于这个目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中曾做过精彩描述：女人“受到指命填充”房子和家庭里的“特定位置”。她们不能放弃“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应尽职责”，匀出时间读书，甚至“运用超凡的天赋”也不可以。同时受到阻止的还有交朋友（尤其是与未婚人士的友谊）、旅行以及轻率的言辞，因为任何带有诙谐或讽刺意味的俏皮话都可能“招致一场家庭纷争”。除非妻子生性活泼，每天兴高采烈，从不闹脾气、发牢骚，否则“除了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外，还能奢求什么？”

这赤裸裸地说明了已婚女性完全是关系产物——也就是说，她们是配偶的延伸，仅仅是用于传承财产和金钱所需的“扩大生产的产物”。不过虽然她们放弃了一切，这种牺牲也并非毫无回报。已婚女性信守温顺谦和、忠贞不贰的准则，这是世人眼中“女性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品质”，作为回报，她们会得到女性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可获得的最高奖赏。她放弃了年轻时的追求，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几乎不能公开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表达自己的身体需求。但作为交换，她享受到了社会的赞赏和保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能对丈夫施加一点微小却关键的影响，她获得了舒适而典雅的生活环境，感受到因愉悦感增强以及安抚家庭成员的情绪而带来的平静的满足感。

根据当时行为指南中的说法，女性在这种婚姻生活中必然会觉得怡然自得——这些“奖赏”足够满足她们一生的幸福。但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生活都是糟糕透顶的。新婚女性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和家庭成员断了联系，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休闲活动（或者说没有可自由支配的钱财用于这些活动），她们常常饱受无聊和孤独的侵袭，陷入绝望之中。在怀孕生子、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种煎熬可能会有所缓解，婚外恋情、私下写书可能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许多女性选择了其中一种方式，或两者兼有），但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这种痛苦势头汹涌，难以排解。伊丽莎白·瓦萨尔·福克斯（Elizabeth Vassall Fox）是一名辉格党政客的妻子。这位名声显赫的女主人曾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想起“那个毁灭性的日子”——那一天，十五岁的她，“一个正当花样年华的纯真少女，被交到一个人手中，自我的一生交付于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让我憎恶自己的生命”。在极度痛苦之中，她甚至想过自杀：

我的心陷入了极度的狂喜之中，这种心情迫使我想要满腔怒火地采取行动，我的愤怒源于内心的澎湃和深深的绝望，这已经超出了我在心平气和之时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昏沉的午夜，我常常想要减轻自己的痛苦，若不是一阵莫名的战栗袭上心头，我就要采取这个鲁莽的举动了。

当时的已婚女性需要彬彬有礼、沉默寡言，还要像歌德（Goethe）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Travels）中描述的那样，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这种生活没什么故事可讲，因为生活里本就没有故事”。尽管女性在婚后要忍受身体和才智方面的双重压抑，更糟糕的是她们还要遵守严格的妆容和饮食规范（禁食、净化、束紧腰带以及其他强化女性柔弱形象的方式），但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女性结婚之前，她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努力逃离无聊的侵扰，而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一直是她如影相随的伙伴。她可能会去参加集会，去剧院看剧，打打牌，采采花，喂喂鸟，和女伴一起访友，或者为即将到来的伦敦社交季做点准备。这些活动或许有趣，但它们所带来的乐趣只是暂时的，对于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她过人的才智有何用武之地？她已经参加过九次伦敦社交季，第十次就近在眼前，这样的生活还能给她带来什么刺激的体验呢？

幸运的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确有一个排解之计。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变革，其中不仅有图书印刷和发行方面的进步，还包括公众拥有了在安静的房间中独自阅读书籍的机会。在此之前，阅读是一项集体活动：一家人坐在一起，由一个人大声朗读一本小集子，这本小集子可能只有两三卷，在邻里间相互传阅。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一些突破性进展使得书籍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1683年，印刷大师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印刷指南《全面印刷技术机械训练》（Mechanick Exercises on the Whole Art of Printing），介绍了由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改进的活字印刷术，让所有想要使用这门技术的人了解其使用方法。但是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仍然需要雇用大量工人，而且花费高昂。在页面排版时，需要准备大量单个活字，而每次印刷一个版本都需要重新人工编排。这种方法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出版足够多的书籍，满足科学和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随后在18世纪初，一种新的印刷工艺——刻板印刷术诞生了。在刻板印刷术中，将整页活字浇铸成模具，制成可重复使用的印刷版。有了这种技术，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就可以印刷相同的内容，印刷新版本时，也不需要重新排版，因而成本得以降到最低。［人们普遍将刻板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苏格兰金匠威廉·格德（William Ged），但这种技术的起源同样与法国紧密相关；不可否认的是，18世纪末，似乎是法国人在不断改进这一技术。］

手里有了价格低廉的印刷书籍，床边又点着同样价格低廉的鲸油蜡烛（这得益于18世纪晚期蓬勃发展的捕鲸业），女性读者便可以走出公共休息室，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享受读书的乐趣。而在隔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家家户户对图书需求的大幅增加，催生了出版业的极大繁荣，那时的出版物包罗万象，有小说、科学、哲学作品，还有游记和历史书籍。当时，图书印刷成本低廉、价格便宜，于是借阅图书馆大批涌现，准备在这一新潮流中分一杯羹。［威廉·莱恩（William Lane）创立的密涅瓦图书馆（Minerva Library）便是其中之一，馆内藏书两万余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整体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未婚女性，她们终日无所事事，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英国早期的女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名门的单身女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充实、完善自己以便将来觅得佳偶。但是，凭借其受过教育的头脑，她们在受到限制后，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于一位聪慧伶俐却无处施展才能的英国女性来说，认识到自己可能比同时代的大多数男性作家更优秀，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女性不是个例。实际上，面对别无选择的无聊生活，许许多多的女性选择执笔写作，这让我在为本书甄选主题人物时，不由得产生并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女性选择从事写作是件简单的小事。16、17世纪，简·怒火（Jane Anger）、玛丽·善谈（Mary Tattlewell）和琼·击中他要害（Joan Hit-Him-Home）突破重围，用这些犀利的笔名，出版了一系列内容尖锐的小册子，为女性辩护，要求获得权利以公开讨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才智压迫。接着，诗人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Anne Finch，the Countess of Winchilsea）登上舞台，她慷慨陈词，抗议女性身份的“错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忘了身为女子及行其所宜；良好的教养，行事方式，跳舞，打扮，嬉戏/这些才能乃是我们应当追寻；写作，阅读，思考，或者探问/只会遮蔽我们的美颜，枉费我们的时间，打断我们青春芳华博得的青睐。”同时，剧作家兼诗人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也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位新起之秀爱好游历各方，是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贝恩目睹苏里南的奴隶贸易后，写下了著名的《奥鲁诺克》（Oroonoko）。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小说这一新奇的体裁，还因为它把奴隶塑造成了小说中的英雄。在创作《奥鲁诺克》之前，贝恩刚好赶上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衰落的好时机。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统治时期，为了抵制其所谓的“淫乱”，英国上上下下的剧社都被迫关门歇业。查理二世掌权后，剧院重新开业，贝恩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戏剧创作。贝恩的戏剧堪称17世纪最成功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为之后的年轻女剧作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离得最近的两位便是伊莱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和德拉利威尔·曼利（Delarivier Manley）。

随着19世纪的临近，英国女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开始兴起。1778年，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凭借《伊芙琳娜》（Evelina）闯入文坛。汉纳·莫尔（Hannah More）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紧随其后，前者的诗歌及后者著名的哥特小说《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都大获成功，这两部作品出版之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及英国，几乎给英国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及其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改编剧《克兰福德》［Cranford，改编自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勒德洛夫人》(My Lady Ludlow)及《哈里森先生的自白》（Mr. Harrison’s Confessions）］和《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而在当今英国小有名气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简·奥斯汀，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女作家均生活在汉诺威时代的君主政体之下，有些人还经历过一次（1941年去世的伍尔夫经历过不止一次）世界大战。

开拓者、革新者、女性先驱——这些女作家集三者于一身。她们同样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男性主导的社会，成为一位有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就等同于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永久的耻辱烙印。从你进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这个烙印便始终如影随形，人们用它来抨击你、你的作品还有你塑造的人物。出版业是男人们较量的市场，而对于女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行业。而且在英国，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因为让女性作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文化当中。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在18、19世纪的英国，年轻女性不被视为独立的完整个体，而是成长中的妻子。女性的全部意义在于展现丈夫的权势和影响力（或者常常是通过自己家族的财产和关系给丈夫带来权势和影响力），女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承幸福的“天然”父权制度，这种制度在英国已经根深蒂固。在这项事业中取得建树的女性，压抑自我以顺从丈夫的女性，会受到赞赏并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

相较之下，与此相悖的行为则会引发愤怒，遭到憎恶。女性的“胆大妄为”包括：自作主张，在大庭广众下表现自己的才能和强烈的情绪；宣称自己是不依附他人的个体，拥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坚持认为自己有思考、创造的能力。这一切都表明，她已将忠贞抛之脑后，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加非女性化的举动，若任其发展，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参与赌博，岔开双腿骑马而不是端端正正地偏坐在马鞍上，染上酒瘾，（最可怕的是）陷入婚外恋情。因此，女性出版作品就等同于性放荡、内心不安分，完全抛弃了英国的价值观念。大胆的女性是反常之人，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拿起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如若一位女性仍然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她就需要采取一些策略来躲避公众的羞辱，或者至少减轻自己受到的伤害——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女性作家如何巧妙地使用这些策略。女性作家最常诉诸的手段是匿名出版。她可以加入一个庞大的女性作家阵营，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人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某夫人”或“某小姐”著。如果不愿意默默无闻地躲在幕后，女作家也可以从写书的缘由出发，巧妙地塑造自己的职业形象。她可以坚定地说，写书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实属无奈之举，只有写书才能让刚组建没多久的上层社会家庭不至于流落街头。她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英国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有益手段（汉纳·莫尔采取了这种方法，她向来保守，唯独在这件事上例外，更不用说安·拉德克利夫和范妮·伯尼了）。她可以淡化某部作品的意义，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桩小事而已”或者“临时的消遣”。或者，最后一招，她也可以托称自己体弱多病，为写作活动找到合理的理由——摆脱肉体所受的囚禁。还有极少数女作家，她们拒绝做出任何可能需要进行自我贬低或被动服从的让步，只有在不加丝毫掩饰，也无须更多解释的情况下，才愿意出版自己的作品——比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常常会引起读者的强烈抵制，女作家们因此被迫放下手中的笔，有时甚至永久停止写作。

初出茅庐的女性作家即使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掩饰手段，施展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她们还是需要找到出版商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尽管当时女性作家出版市场方兴未艾，预期收益颇丰，但如果作品过于激进或开放，出版商就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来自公众不可避免的反对之声。尽管存在这种风险，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出版商都极其热衷于帮助女性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默里（John Murray）是其同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至今仍是出版业的领头羊。当时，约翰·默里买下了简·奥斯汀的四本小说以及玛丽亚·伊莱扎·朗德尔（Maria Eliza Rundell）大获成功的《居家烹饪新法》（A New System of Domestic Cookery）的出版权，并在这些书上都印上了“某夫人著”的字眼。（朗德尔的书让默里赚得盆满钵满，他有了充足的资金买下梅费尔区阿尔伯马尔街50号的住宅。默里在世期间，一些响当当的文学大师常常在晚间集聚于此，交流畅谈。）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抢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的出版权，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疯狂的热议。对女性作家最青睐有加的当属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算上接任其事业的儿子经手出版的书籍，卡德尔家族提供的出版服务可能覆盖了最为广泛的英国女性作家，包括汉纳·莫尔、安·拉德克利夫、范妮·伯尼、诗人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以及本书中两位女作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和夏洛特·特纳·史密斯（Charlotte Turner Smith）。

……

我逐渐意识到，首先，这场名垂千古的游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美学标准及相伴而生的评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总是想要迫切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读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略过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假装读过的书［列夫·托尔斯泰、威廉·福克纳、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作品］，还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忘记”曾读过的书（比如斯蒂芬妮·迈耶、丹·布朗以及E. L. 詹姆斯的作品）。我们不停地寻找伟大的著作，总是随时准备丢掉那些不够伟大的作品，不过在做出这些决断时，天分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简·奥斯汀为例。毫无疑问，简·奥斯汀是一位天赋异禀的作家，曾创作出多部伟大的著作。如今她家喻户晓，被视为英国女作家的典范。不过在她生活的年代，她的职业发展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当时她的成就与本书中的七位女作家相比，显得黯淡无光。简一生中通过写作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理智与情感》赚得140英镑，《傲慢与偏见》赚得110英镑，而《诺桑觉寺》仅赚得微乎其微的10英镑，按照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分别约等于9000英镑、7000英镑和640英镑）。同时，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使用了“某女士”这个令人恼火但又可以理解的署名，简在当时并未赢得广泛赞誉，仅获得了评论界极少的注意。那么，这位居住在乡村的女作家怎么会成为人们必读的作家？

简从“属于评论家的小说家——得到高度赞赏却鲜有人阅读其作品”——变成家喻户晓的作家，这段传奇历程的发生并非仅仅因为其作品独具特色。（实际上，在这场追名逐利的比赛中，如果天分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如今图书馆的书架上就会发生不少变化。）相反，正是由于一些人的努力，简才从被人忽视的深渊中走出，走进我们心里，成为“重要的”小说家。简去世后持续不断却不温不火的赞扬之声，其侄子1869年出版的、恰逢其时的《简·奥斯汀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1883年哈佛大学一部关键性论文《简·奥斯汀：文学遗产批评》（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都起到了作用。但是，真正让简超越其他作家，并为其去世之后经久不衰的名气奠定基础的是罗伯特·威廉·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编纂的五卷本简·奥斯汀小说集。合集中挑选小说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展现了文雅的英伦“情感”，比如马车和派对，而不是驴子或者穷人的画面，这让我们欲罢不能），配以华丽的插图。简自身固有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她能达到今天的地位，借的正是他人的一臂之力。

查普曼对简·奥斯汀作品一丝不苟的重塑表明，这种英伦“情感”大受欢迎。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尽管角度略有不同）都在作品中反映了许多人向往的英国，在那里，女主人公们都善良大方，洞察力超群，而且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她们有的话，比如这在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女主人公中就很少见）。因此，这些具有善良、温和品质的女性理应受到奖赏，那就是和一位男性的结合，这位男性自愿在这样的女性温柔的照料下，完善并改造自己。而没有道德的人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任性的威洛比先生被迫接受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狡诈的威克姆先生和他轻率的新娘莉迪亚·贝内特也是如此；简·爱冷酷的舅妈里德太太在痛苦和羞愧中死去；而玛丽亚·伯特伦则为了自己犯下的罪恶，从繁华的人世间遁迹，开始苦修的生活。不过，这些小说的结尾总是平静而安稳的，尽管书中也涉及了一些更为黑暗和有争议性的主题（比如饥饿、死亡或女性在社会中受限的角色）。

对于当时的争议性话题，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在作品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直接讨论，这便让读者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了安慰。这里，为了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安妮·勃朗特的作品，安妮·勃朗特大概是三姐妹中最没有名气（同时文学影响力最弱）的一位了。安妮以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为笔名，出版了《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和《荒野庄园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两部小说。如今这两部作品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96年《荒野庄园的房客》被翻拍成电视剧后大获成功），但是与两位姐姐相比，安妮的读者群还是相当之小。夏洛蒂和艾米莉是“忧郁沉思、暴躁残虐的拜伦式英雄”的拥趸，这类人物往往极有可能得到救赎，只要他遇见了那个对的女人——当然他必定会遇到——而安妮则“拒绝美化暴力、残暴的男性形象”。想想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再想想安妮《荒野庄园的房客》中的弗雷德里克·劳伦斯和吉尔伯特·马卡姆。希思克利夫恫吓怀有身孕的妻子，迫使她逃走；而弗雷德里克却在女主人公海伦出走时出手相助，帮助她逃离家庭专制的囚笼。当海伦拒绝吉尔伯特的求婚时，吉尔伯特还是如绅士般彬彬有礼；这与希思克利夫被凯瑟琳拒绝后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他被拒绝后极为失态）。再举一个例子。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和夏洛蒂的《简·爱》都讲述了女家庭教师的经历，但这两个故事却大不相同。简从悲惨的童年中幸存下来后，收获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尽管阁楼上有个疯女人。费尔法克斯太太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让简体验到从未感受过的母爱。女学生阿黛尔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变。而小说激烈的高潮部分，尽管带来了痛苦，却最终让简和罗切斯特先生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中，女主人公阿格尼斯的童年比简·爱幸福得多，她主动提出担任女家庭教师——因为她深爱的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不过阿格尼斯的经历和简·爱的经历大相径庭。阿格尼斯在两个家庭担任家庭教师时，都遇到了不听话的学生——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而且与阿黛尔不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阿格尼斯的教导，改变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阿格尼斯的经历与简·爱还有不同之处。阿格尼斯最终没有和任教家庭里富有的男主人结婚（她已经成功地驯服了他野蛮的行事方式，也安抚了他饱受折磨的心灵），而是选择了一位善良、谦和的牧师。学者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认为“相比之下，简·爱是非常幸运的”。

1924年，爱尔兰批评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在其《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on Ebury Street）中“要求为安妮正名”。得益于乔治·穆尔的努力，安妮才勉强从夏洛蒂和艾米莉的阴影中走出来，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她仍然是“被遗忘的勃朗特小妹妹”，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就像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她“不愿带上玫瑰色的眼镜”。安妮“在对待天性和疯狂的痴迷方面……比艾米莉更诚实，也比夏洛蒂更坚定……但这其中缺少了浪漫的爱情故事或温馨的电视翻拍剧的构成要素”。困难就在于：安妮的小说缺乏天真浪漫的情结，而这种情结正是两位姐姐的作品更适合建造我们心中空中楼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夏洛蒂、艾米莉和简的小说背景作为庇护所，让疲惫的灵魂得以栖息，可以让长满常春藤的墙隔离纷扰，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开一家小店，那里有一间间漂亮的小屋，还有一群美丽的女主人公（即使她们自己不这样认为，比如简·爱——当然，她们一点儿也不自负）。在这样的英国，连贫穷也是不失尊严的，通常以不曾明说的“债务”形式出现；好人终会有好报。磨难？这里也有，不过磨难只是对道德品质的考验——它证明了那些身处困境却坚韧不拔、毫无怨言之人的价值。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乔治·艾略特笔下沐浴在阳光中的田园风光；也是在这片土地上，艾略特笔下的人物不可动摇的“道德分类法”“可作为生活的向导”。（“一战”结束后，这种幻想的力量才呈现上升的势头，这是由于1914—1918年“一战”期间，英国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曾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在英国乡间小镇伯顿度过的美好时光，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幻想之中。）这就是众多读者所向往的英国，虽历经动荡，但田园牧歌般的精神内涵长存。这个英国，也是夏洛蒂、艾米莉以及一群好心的编辑、插画家和电影制片人一心想要为我们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