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那些因疫情而生的家暴

一

2月11日，在河南洛阳老家的小利和家人接到了来自12岁外甥浩浩的求救电话。浩浩住在距离小利家50公里外的邻县。

“妈妈刚刚被爸爸打了”，侄子浩浩在电话里对小利和她家人说。浩浩的妈妈王琴是小利的一位远房亲戚。小利对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说，王琴在很年轻的时候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即当时打电话向自己求救的浩浩。

事实上，王琴已与这位家暴她的男人离婚，但前夫在过年前以见孩子为由，恳求王琴去他老家一起过年。暴力就在这期间发生了：吃早饭时，父亲因为小事打了孩子，王琴劝阻他不要这么做，但前夫却狠狠地打了王琴一巴掌。

被打之后的王琴带着两个小孩，拖着行李，逃出了前夫家。小利接到电话时，他们三人正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徘徊。

二月中旬，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新增病例使中国众多城市纷纷采取了封锁模式。而人们尚未想到，这场漫长的封锁无形间触发着家庭暴力，也使受害者陷入危险境地。

小利告诉澎湃新闻，王琴被打后，想要逃出前夫的家，回到自己居住的50公里以外的村子。但是，在疫情期间，要想离开一个处于封锁状态的村子，获得执法部门的通行许可，是极其困难的。

被困在街上的王琴尝试拨打110报警，但警察没有出警，而是建议王琴可以让亲戚从其他村子来接她。小利认为，“警察只说你可以来接，并没有给你具体的支持，比如说是不是能帮忙送到县界；或者帮忙和县界的人联系，给我们（王琴的家人们）发通行证。”

小利和家人们想了个办法：让王琴和孩子们到县界来，小利和家人们从那儿接走她们。但是王琴前夫家离县界有一定距离，即使马不停蹄地步行也需要走上大半天，更何况王琴还带着两个12岁和7岁的孩子。

在前夫的老家，王琴没有认识的熟人，而公共交通也已停运。因此，除了恳求前夫将她和孩子送向县界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即使前夫是一个可能会再次施暴的人。在经过家人许久的劝说后，前夫同意送王琴和孩子到县界。而当他见到王琴和孩子们时，三人已在往县界的方向走了五个小时。

“我们当时非常担心，街上的饭店都关了，也没有交通工具。他们（王琴和她的孩子们）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小利说，“施暴者在疫情期间打人，真的是非常残忍。”

二

疫情期间，家暴，这一在2016年3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正在默默地发生。

万飞是湖北省荆州监利县的一名退休警察，亦是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的创始人。该协会自2015年来持续实施反家暴项目“万家无暴”。2月28日，处于疫区中心的他告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当地收到的家暴报警较疫情前翻倍了。

“监利县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起家庭暴力案件的报警，是去年同月47起举报的三倍。而1月份报告的案件数量也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绝大多数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也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暴力。”

而 “万家无暴”公益团队监测的另一个县——潜江，今年1月份的家暴报警数量是85起，2月份为83起。而去年的数字分别是43与47。

“无论是和同期比，还是和疫情前相比，增幅都是巨大的。”万飞说。

“家暴数量的激增，和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90％的暴力缘由都与疫情有关。”万飞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而造成疫情期间家暴多发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最常见的是由疫情直接诱发的家庭矛盾，比如“是否出门”“能否走亲戚”的争执；同时，长期的居家带来的恐慌、焦虑，造成人们的负面情绪无法释放，使家庭原有的矛盾被激发。再加上疫情对人们工作的影响，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夫妻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2月26日，一位来自深圳的女性在微博上发布了她与调解员的录音，称她在遭受男友的暴力时，调解员对于她的指控处理不合规。

当事人称，当她和调解员陈述男友要打死她后，调解员回复“他喝醉酒的话你也信？你就害怕了？”而当她要求依法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时，调解员说：“有这个必要吗？要弄死他吗？“

此微博受到了大量关注。一天后，深圳警方发文表示，该施虐者将被拘留五天，而这位调解者已被“教育”。

尽管万飞表示，他的警察同事对每一个许多举报家庭暴力的案件都亲自出警了。但正如王琴和这位微博求助者所经历的一样，中国的许多警察还是不愿意处理家暴案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而恰恰因为疫情，使家暴受害者的处境与平日相比更加危急。

“因为疫情，社会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持系统也被严重削弱。”万飞进一步分析了疫情期间家暴案例增加的原因：首先，家庭、单位的支持系统基本被隔绝。人们的日常往来因为疫情而被打断；第二，民间和政府的力量被削弱，比如监利县当地的家暴庇护所，因疫情转变为流浪者的庇护所。同时，受害者的自助系统也被削弱了。餐馆关门、宾馆不准营业，很多受害者被赶出家门，自己无处可去。

目前“万家无暴”正在协助的一个广东案例，即面临着这种情况：受暴女性被丈夫殴打而逃出家门，但受疫情影响，许多酒店停止接受客人，在社工介入案件后，通过和妇联的沟通，联系到当地的防控指挥部来协调，才最终将受害者安排住进了宾馆。

而近期发生的多地监狱内聚集性感染事件，让警方在拘留犯人的时候也较为谨慎，万飞表示，警察在评估案件时，会考虑疫情的情况，优先采取制止、调解、要求写保证书、出示“家庭暴力告诫书”、罚款等方式惩罚施暴者。

除此之外，由于一些村庄封路导致警车无法进入，这也使得救助受害者变得更加困难。

三

“所有人的精力都聚焦在疫情上了，这些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成为被忽略的群体，但她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帮助。” 万飞说。

疫情期间，由于家庭暴力相关案件激增，公益组织“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中心”为此推出了一个特殊手册，指导遭受家暴的人如何地保护自己，比如，指导受害者在面对法院不开放的情况下，在线求助。

非营利组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负责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者冯媛告诉澎湃新闻，每年的逢年过节都是机构求助热线的接线高峰，这次疫情中，她们也收到了大量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求助。

“逢年过节，家庭成员间平日有的分歧、冲突会被放大。比如，春节时牵涉到请客、送礼、拜年、去谁家过年等。”冯媛说，“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家人间的活动空间变小了，冲突的缓冲地带也变窄了。若是家里有控制欲强或有暴力倾向的人，暴力可能就会发生。”

为了更好地提高公众的反家暴意识，冯媛于2月底举行了一场线上分享会，和1000多名观众分享了当目睹家庭暴力行为时应该怎样伸出援手。同时，一些反家暴志愿者也在微博、微信中发起了“反家暴小疫苗”的行动，鼓励人们在封锁期间，将反家暴的倡议书贴在楼道、电梯里，提醒邻居家暴是违法行为。

冯媛说：“让受暴者了解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要，作为旁观者，我们所有人都应给予他们信心和支持。”

长期维护妇女权益的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对澎湃新闻说，严格意义上，疫情期间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寻求救济途径，和平日并非有明显区别。

“该报警的就得及时报警，该及时确定证据的就得及时规确定证据，该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和防范措施的就要立即采取。但因为疫情比较严重，现在有些职能部门的工作确实出现了延后，比如说法院正在办理的案件，基本都处在等待法院通知阶段，这种时候，也只能先行等待，自身做好证据固定和安全保护防范工作。”吕律师说。

对于疫情期间，因封城和封路无法寻求其他住处而必须和施暴者共处一室的情况，吕律师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分房睡，尽量减少与施暴者的接触。若是一居室，尽量避免与施暴者过多接触和冲突，保护好自己是第一位的。

[作者为澎湃新闻记者张琬青。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利、王琴、浩浩均为化名。本文首发于第六声(Sixth Tone)，原题为：Domestic Violence cases Surge During COVID-19 Outbreak，文章经作者改写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