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而生：近代中国女西医护的养成之路

在已亥末、庚子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纷纷逆行驰援湖北，其中相当部分是女性医护工作者。回顾历史，中国女性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闺阁女子成长为撑起“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其职业生涯恰起步于在西医院里的医护事业。

妇女工作为妇女：传教士影响下的第一代女西医护

女西医护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局下的产物。谈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西医护的从医之路，需要从近代西方专门针对中国女性的医疗传教运动谈起。

近代西方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华行医传教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身处深闺大院中的中国女性，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即便在看病上，也遵从着一套“身体性别政治”。传统中国女性在就医过程中忌讳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敏感部位的疾病，更加讳疾忌医，甚至宁死也不肯就男医；而古代中国绝大部分医者都是男性。这严重影响了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以致遗患终生甚至有性命之忧。而且，传统中国社会的接生环境和缺乏科学知识的接生婆也是导致中国婴儿出生死亡率极高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在华医学传教士努力诊治妇产科病人，出版相关书籍，进行中国妇产科疾病诊疗的研究。他们尤其注重向西方差会呼吁派遣合格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来华。

美国内战后涌现出许多妇女宣教会，比如1869年美国公理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妇女传道部最早设立；同年，美国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即美以美会妇女执事会，the Women’s board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成立。到1900年，美国已有41个规模不等的妇女传道部。和男传教士一样，热情的女教徒们迫切希望向海外“异教徒”女性进行传教。寇慕贞（Lucinda Coombs）是第一位到达中国的美以美会女医学传教士，她于1873年9月到达北京，并于187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为妇婴治病的医院。她是西方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女医师，也是北京、天津两地妇婴医院的开创者。到1890年，已有38位女医学传教士在华工作。女医学传教士在华行医传教，开办女子医学班，为中国女性习医打开了方便之门。

金韵梅（Dr. Yamei King，或写作Y. May, Kin，1864-1934）、许金訇（Miss Hü King-eng，1865-1929）、石美玉（Mary Stone,1872-1954）和康爱德（原名康成，入教后改称康爱德，Ida Kahn，1873-1931）是中国第一批留美习医、学成归国的女医护，也是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同时，她们又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金韵梅于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许金訇于1892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石美玉和康爱德于189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许金訇、石美玉和康爱德均都是受美国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资助；而金韵梅则是由其养父母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夫妇带至美国学医的。

这批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所以能够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当时西方社会女性习医也属凤毛麟角；在美国，女子习医也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被正式认可——成长为一代女医护，主要源于其个人与家庭所做出的选择和努力。四人都出身于基督徒家庭，都未缠足，承受了来自周遭的诸多压力，但也为日后从医准备了必要的身体条件。虽然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但整个社会开放程度有限；虽有个别传教士将中国女性送至西方习医，但这种培养模式始终不成体系，也未能制度化。第一代中国女西医护能够成才，离不开与其家庭有私交的美国传教士的支持。

中国第一代女西医护很难说是某方面的专家，她们的工作主要为妇婴服务。当时西方流行“妇女工作为妇女”的观念，而中国妇女“不就男医”的习俗更使得西方教会认为有必要在华单独设置针对妇婴的诊所和医院，她们将其称为“妇女的社区”。这种社区由像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这样较大的妇女布道理事会设立，将西方医学和卫生项目引入其中，为中下层中国妇女提供婚姻以外的谋生之道，使得她们能够在这个内部空间获得经济独立，体面地工作和生活。这一工作模式，也是早期西医妇产科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然而，她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都突破和修正了这一模式。

受美国独身女传教士的影响，除金韵梅外，其他的中国第一代女西医护都没有结婚。这一选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类新的中国女性——她们选择职业生涯而非婚姻，家庭已不再是限定和约束她们的场所。她们离开家庭，进入医院、课堂、办公室等公共领域。这或许可以认为是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取舍上所面临的时代性困惑和挑战。

而且，第一代女西医护除行医之外，还广泛参与了教会的各项活动：传教、反缠足、慈善事业等，她们既是女性医护工作者，也是医学传教士——从她们的授教者手中接棒，进而成为“本土事工”。

更专业的职场新女性：学院化的第二代女西医护

近代中国的第二代女西医护，多出生于世纪之交的1890年代、1900年代。其中以杨崇瑞（1891-1983，妇产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苏祖斐（1898-1998，儿科学家和儿童营养专家）、王淑贞（1899-1991，妇产科学家）、林巧稚（1901-1983，妇产科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梁毅文（1903-1991，妇产科学家）、聂毓禅（1903-1998，护理教育家、护理行政管理专家）、王懿（1904-1981，儿科护理学专家）、佘韫珠（1907-2009，护理专家）、王琇瑛（1908-2000，护理专家和学者，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的护士）、叶恭绍（1908-1998，儿童少年卫生学家）为最著名。她们主要从事于妇产科、护理、儿科、儿童营养学等专业领域。

相较于第一代女西医护，这一代的女性遇到了更加西化开放的时代和更开明的家长。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其时中国迫切向西方学习，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接续而来，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受影响。家中长辈支持她们走出家门，学习一技之长。比如杨崇瑞的父亲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她辍学，靠借贷维持其学业。这在当时传统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还很普遍情况下，很是难得。同样，近代著名的护理学家聂毓禅、王琇瑛也有类似的际遇。聂毓禅的父亲很开明，经常接触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对女儿教育不抱偏见，供养两女儿读完小学后，又把她们送离家乡，到当时颇有名气的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求学。王琇瑛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员兼职员，精明能干，具有民主思想，把女孩当男孩一样看待。在王琇瑛三四岁时，母亲便教她认字写字；及长，更是谆谆告诫她：“长大了，要好好学技术，不要手心向上靠男人过日子”。而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王淑贞和出身于富商之家的苏祖斐，则是分别受到开明要强的祖母和母亲的影响，逐渐走上事业之路。

第二代著名女西医护基本上都出身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或曾到该校进修。这与斯时该校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是分不开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医学院校。而她们之所以选择妇产科学、儿科、护理等与妇婴卫生相关专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很大程度上都受该校公共卫生系创系主任兰安生（John B. Grant, 1890-1962）和妇产科系创系主任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 1871-1961）的影响。兰安生于1921年开始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他极力提倡公共卫生（或称预防医学），且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授课生动有趣，四处劝说并成功吸引了多位优秀医生加入到公共卫生队伍中来。他的很多同事和学生，如李德全（1896-1972）、陈志潜（1903-2000）、颜福庆（1882-1970）、金宝善（1893-1984）、杨崇瑞、聂毓禅、王琇瑛、叶恭绍、苏祖斐等都深受其影响。

而马士敦的授课与巡诊受欢迎，则另有原因。与兰安生不同，马士敦为人严谨庄重，不善言笑，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负责。他的严格要求，对于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学生来说，自有另一种魅力，吸引学生跟随他从事医学研究，从而走上妇产科学之路。在吴伟德(Arthur Waitah Woo)、伊士曼（Nicholson J. Eastman）、麦凯韦（John L. Mckelvey）、王国栋（Gordon King）等人的协助和努力下，协和妇产科发展蒸蒸日上，培养出王逸慧（男）、李士伟（男）、林巧稚（女）、林元英（男）、林崧（男）、何碧辉（女）、柯应夔（男）、俞霭峰（女）、严仁英（女）、宋鸿钊（男）等大批妇产科人才。

除了协和系的之外，第二代尚有非协和系的女西医护，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伍哲英（Lillian Wu，1884-1960）、钟茂芳（Elsie Mowfung Chung,1884-？）、曹丽云（Li Yuin Tsao,1886-1922）、丁懋英（1892-1969）等人。与同时期的协和派女西医护相比，她们多为基督徒，与第一代女西医护有较多联系，并继承了第一代女西医护的医学与社会角色，参与了较多的医学之外的社会活动，身兼医学家和社会慈善家双重或者多重身份。而协和派女西医护留给世人的，更多是学院派的印象。

与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女西医护专业性更强，这缘于近代科学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化倾向。专业性的增强，需要从业者有更加熟练的技巧，以及对专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认知。这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带来更大压力。

选择独身：事业与婚姻，是谁困住了谁？

除王淑贞、叶恭绍、佘韫珠外，第二代中国的著名女西医护大都也是选择事业作为自身奋斗的目标，终身未婚。这样的人生，既是她们的个人选择，也受时代大氛围的影响。

林巧稚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她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教务主任兼英语老师玛丽·卡琳(Mary Carling)是英国圣公会派来的传教士，她的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遂选择终身不嫁，并千里迢迢来到厦门任教。她坚定的信仰、谦和周到的为人，以及她的生活方式都使林巧稚看到与中国传统女性生活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或许，学姐杨崇瑞的榜样作用，对林巧稚也有一定影响。与林巧稚一样，杨崇瑞也是一名基督徒，她年长林巧稚十岁。毕业后，她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留学，1929年创办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此时在事业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林巧稚毕业时，正是在杨的指导下，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的。随后，杨又邀请林巧稚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讲授科学分娩课程。二人有着较多的工作交集。当然，这也跟协和医院严格的学习和工作考核制度有关。在协和，有许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如护士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先辞职。还规定：医师们必须吃、住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上楼。而如果女大夫选择了内科、外科、妇产科这样的大科，就必须做好不结婚的准备。这种种的规定，都对如林巧稚一样的协和女学生们打开交往圈，认识更多的异性造成障碍。

而在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1913-2017）看来，她的老师林巧稚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

在旧中国，许多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的女校长，护士学校的校长，都保持独身，因为在这些学校或医院里，都采用美国歧视妇女的做法：妇女一结婚，就毁了前途。不仅做住院医师时，一结婚就有被开除的危险，此后任何时候，一个女医生结了婚，就与教职无缘，只能到门诊作一辈子示教医生。也就是说，在事业与建立家庭之间，只能择其一。林大夫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妇女，怎会放弃为妇女健康事业奋斗终身的大志？在她那个年代，林大夫在协和医院是唯一登上教授和科主任宝座的女医生。这是她牺牲组织家庭为代价，换来的事业上的成就！她是资本主义歧视妇女政策的受害者。

林巧稚从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毕业时，已经28周岁，之后做了半年住院医师，代理住院总医师十个月，正式担任住院总医师一年多她就升为主治医师，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协和医院中极为罕见。事业的成功给了林巧稚更多追求事业的主动性和热情。之后她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又赴奥地利考察，1933年归国时已32岁，在那个年代，已然错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纪。

其实在那个年代，不管中国还是美国，女性医护要想维持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都要付出牺牲婚姻和家庭的代价。即便到了1948年，费尽周折出国进修的严仁英，在美国纽约看到的仍然是：“那个长老会医院的妇产科里，只有护士、秘书和实验员中有妇女，医生中除了有两位未婚住院医生外，完全是男医生的世界。”

近代中国很多护士不结婚，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近代西方医学脱胎于基督教医学，基督教文化对于近代西方的医疗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自从南丁格尔时期开始，护士，尤其是女性护士，被寄予厚望以培养成纯洁的代表。她们外表打扮得体，身着统一制服，举止谦恭，品行端庄，恪守贞洁，绝不酗酒。护理的培训与实践融入了基督教的理念与仪式。由于其价值观与具有宗教信仰的女性价值观相一致，护理成为一种高尚的职业。不允许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结婚，是当时西方世界的一种潮流，比如在加拿大，传教士协会的女性护士一旦结婚也像在美国一样，会被要求辞职，即便她们结婚的对象是在海外的传教士也不行。

20世纪初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妇产科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妇产科主任凯利（Kelly）曾说：“护士不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召唤。你们的努力会使前面一扇打开的门更为敞开，广大的民众需要你们的帮助。医生的功能在医治病人，但是要使医院成为一个干净、亲切、服务的地方，则是护士的职责。你们的任务是神圣的，因此你们的制服也是圣洁的白色。”凯利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由于20世纪初协和的很多医生都曾留学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医院，凯利的门徒马士敦、吴伟德(Arthur Waitah Woo)、伊士曼（Nicholson J. Eastman）、麦凯韦（John L. Mckelvey）都曾执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所以凯利对于协和妇产科、外科，甚至护理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而中国的女医生选择独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论在近代西方和中国，女医都是医生队伍中的极少数，她们的职业技能颇受质疑，从医道路艰难，压力很大。为了证明自己，她们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走上了独身之路。而由于当时职业女性很少，女医护们本身工作非常忙碌的情况下，她们很难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找到互相欣赏的异性组建家庭。

从近代第一、二代女西医护成长的经历可以看出，女医选择独身并不意味着她们漠视家庭、儿童与女性自身的问题。相反，妇婴健康和福祉仍是她们着重关注和从事的事业，她们也主要是从女性特性来建构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近代女西医护群体的成长过程，反映了近代女子习医的独特性别意义。女子习医被局限于妇产科、儿科、护士、助产士等特定领域，且医治对象被限定为女性，这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这种性别规范，也是近代中国女性的独特职业文化。探究近代中国女西医护的养成，我们或可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女性走向职场和解放的艰难路途；对于近代中国女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一个重要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