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与现代医学：民国上海助产士培养中的德国因素

本文原题《新女性和现代医学：“德国性”在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助产学校的魅力》，作者卢娴立（Henrike Rudolph）是德国埃朗特—纽伦堡大学文学与神学院中东与东亚语言和文化研究所汉学系研究员，文章原载《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八辑（2019.12），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婴儿和产妇死亡率高的问题，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巩固自己的统治后，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城乡地区建立有效而节约成本的产前、分娩和产后护理系统。一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妇女在怀孕和分娩时，依然主要从自己的亲属或当地产婆那里获取帮助，向男医生咨询怀孕事宜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传统产婆在照顾母亲和儿童方面可能有一些经验，但她们没有掌握必要的预防感染知识，也没有研究过可以有效降低疾病或死亡风险的解剖或药物治疗方法。

因此，由国民政府领导的培训传统助产士和年轻产科医护人员的改革活动在南京十年（1928~1937）势头上涨。1929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助产教育委员会和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北京成立。事实上，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美国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医疗传教士与中国政府合力推进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鉴于男医生在清代社会已经享有很高的地位，助产士有必要获得民国时期公众的认可。20世纪以前，所谓的“产婆”（接生婆）是上了年纪的已婚或者丧偶的妇女，通常是已有生育经验的产妇（曾生育过一个以上孩子的妇女）。相反，毕业于新建立的医学院的助产士是年轻的单身女子，或至少是无子女的女性。她们的专业权威是基于科学知识而不是对自己生育经验或生产期间和产后行为责任上的表现。

实际上，中国助产士成功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她们成了“新女性”的一个原型。有魅力又活跃的助产士照片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杂志上，如《图画时报》，其中有几个是中德、同德和大德助产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很多情况下，助产士与卫生、优生甚至对现代性的理解联系在了一起。

总之，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助产士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专业及其社会地位上重新定义了职业女性的角色。接下来将探讨助产学校创始人和教师、德语以及在德国接受助产教育经验的作用，这些留德医学教育经验在他们的课程和教科书中留下了印记。

助产学校的创办者和教师

在上海，大多数受过德式教育的医生是从同济医学院毕业的。1907年，同济医学院由德国医生创立。由于德语是同济课程的一部分，大多数教师是德国医生，很多毕业生选择继续在德国进行研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许多中国医生从同济医学院毕业或留德回国后，仍与他们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保持联系。1916年，他们成立了中华德医学会。在其中一位成员沈云扉的倡议下，1918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建立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一年后，学校开设了自己的教学医院，为贫困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为学生提供医学实习，作为医学生训练的一部分。在学校的课程中，特别强调德语，聘用德语老师。总体来看，在19名医务人员中，14名医生在德国学习过。

作为综合医院的一部分，同德妇孺产科医院在1924年初创时有22张床位，可以为60名患者提供医疗照顾，20世纪20年代末平均每月出生30名婴儿。医院成功地把每月病人死亡量降低到一到两个（母亲或孩子），与中国同期的妇幼死亡率相比是相当低的。医院附属有同德助产学校，在1930年的一次学校检查中，四年级有149名女学生。

同德助产学校的校长是李元善，1915年进入同济大学德语预科班，1918年开始进行医学研究。1921年李元善去德国继续研究，1926年从弗赖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该校医院妇科工作，直到1927年返回中国。在上海，李元善首先在母校同济医学院任教，然后成为同德妇产医院主任和同德助产学校校长。他还在三个方面确立了教学主体的范例。第一，医科的老师并不是全职在助产学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同德医院进行医学实践。第二，尽管他们的学生都是女性，但是只有男老师在助产学校任教，具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在中国医生中仍然很少。第三，与李元善一样，在学校任教的男性中，大多数都接受过德式医学教育。在档案资料中，只记载了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些老师的言论，但没有列出他们是在哪所大学就读的。

同德医院建立一年后（1925），俞松筠创立了私立中德医院。“中德”可译为“中国和德国”，俞松筠选择这个名字，是他在同济大学接受的德语教育和获得汉堡大学博士学位的参照。他甚至在医院大门入口上张贴了一个德语名字“Chung Dae Privat Hospital。”与同德医院一样，中德医院也建立了一所助产学校。

1928年，另一批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建立了大德助产学校，附属于大德医院。唐庆岳任校长，他的副手以及首批老师中大部分也都是前同济医学院的学生。刚才已经提到过的两位医生在同德助产学校任教，后来又在大德助产学校工作，其中朱仰高是院长。杨元吉在20世纪30年代还成了校长。与同德助产学校相比，大德助产学校在创办的第一年只聘用男性教师，1940年重印的《大德助产年刊》里的教师列表表明，在民国中晚期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正进入医疗行业，如奚琼英是大德妇产学校的学生，她在一篇研究产科的文章中指出，助产训练使妇女过着独立的生活，把男女平等理论付诸实践。

私立助产学校的国际化教育

20世纪中国的助产培训、医疗设施和妇产科研究都落后于欧美取得的进展。通过学习一门外语获得这种知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反映，这三所学校的创始人特别强调德语作为外语教学语言。当然，英语对紧跟国际研究和查阅外国教科书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学校的创始人可能只喜欢他们自己讲得最流利的语言。

申请中德助产学校的女性必须通过英语或德语水平测试，以证明她们掌握了基本的外语技能。德语课程是四个学期课程的一部分。在同德助产学校，一二年级每周有六小时的德语课程，三四年级每周两小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化城市的私立助产学校中，重视外语似乎是共同特征。根据上海市政府收集的资料，惠生助产学校还要求学生讲英语、日语或德语，后两种语言还是学校的必修课程语言。然而，1933年中国助产教育委员会推荐的课程不包含任何外语教学。

同德助产学校的第一学期，学生使用学校职员如杨元吉编著的医学手册，接下来的学期只使用受欢迎的德语教材，如鲁道夫·冯·雅希克（Rudolf von Jaschke）的妇产科教材，而奥古斯特·劳波尔（August Rauber）的解剖学手册也是参考书之一。除了这些直接用作教材的德语书，学校图书馆还藏有各种德国妇科论著和其他医书。在图书馆为市政府检查提交的书单中，没有一本英文书在列。学校和医院的工作人员要么不欣赏德国医学以外的研究，要么他们根本没有掌握流利的英语。但是，从语言的障碍角度很难解释同德的医疗设备只用德国品牌，这一点是否表明他们对德国事物抱有普遍偏爱的态度。

即使高年级的课程老师也用德语课本教授。大德助产学校年鉴名单中显示，老师在向不懂德语的医学从业者和感兴趣的中国人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时，表现得很活跃。据统计，到1949年大德助产学校的老师出版了19本书。

很难衡量助产学校学生的德语达到了何种水平，以及教师是否成功传授了他们的亲德态度。但学校年刊中出版的学生文章表明，许多年轻女性分享了她们的老师对德国医学研究的赞赏。在学生写的文章中，德国医学术语和中文翻译放在一起，说明她们毕业后还查阅德国医学教科书和期刊。年鉴和月刊的出版显然是由制药公司资助，其中有几家德国公司如拜耳、贝林和西门子。

这三所学校的显著之处在于它们对实践经验的重视。在一些公立医学院校，由于缺乏教学医院，不能提供实际的训练。而对于那些受过德国教育的学校创始人来说，学生在学校学习并花费时间与医院里的医生、病人直接接触，显得非常重要。从一开始，同德、中德和大德医院的目的就是教学医院。助产学校并不是事后的想法，而是探索提高中国医疗服务的一部分，或者说在自我服务方面，积极应对上海私立医院人才短缺的问题。

对年轻女性来讲，结合实践和理论培训的要求很高。同德助产学校四学期每周都有29~37小时的理论课，还有额外的26~40个小时的医院实习。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助产士学校也留给学生很少自己的时间。维克·里斯纳（Wiebke Lisner）描述道：在帕德博恩（Paderborn）的一所助产学校里，学生的日常从上午5:30起床，然后开始在医院帮忙；学生工作或做研究直到下午7点才开始晚餐，这之间只有短暂的吃饭和休息时间。可惜还不知道中国助产学生的作息时间，但他们每周也工作和研究60~70小时，所以两者非常相似。

新女性的“德国性”

在前六年，有150名助产士从同德助产学校毕业，另外的173名学生退学了。高退学率或许和课程要求太严格或昂贵的学费和住宿费（每学期95元）有关。20世纪30年代，律师、医生或记者这样的城市专业人士在上海的月收入只有70~300元，使得只有有钱的孩子才能负担得起在同德学校学习的费用。尽管一手资料没有透露收取高额费用的原因，但教师质量、外国设备和教材显然表明收费还是合理的。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建立一所这样的医学校是否盈利。

和同德助产学校一样，中德助产学校的学生要学习两年，但学费和食宿费用较低。中德助产学校每学期只收取40元，还为优秀学生以及在医院取得工作的最有前途的毕业生提供奖金。

总体而言，似乎学生接受了助产课程提供的实用主义和自由理念。在德国“制造”的口号下，大德助产学校收集的图片展示了他们如何医治患者，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检测的样本，他们如何开展体育、去外面野餐。大德助产学校编《大德辛巳级纪念刊》。这些活动中的学生，除了穿护理服，在一些照片中还戴护士帽（和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大德助产学校编《大德辛巳级纪念刊》。他们也穿着结合中西风格元素的特殊校服：以旗袍风格剪裁的带有布扣的白色高领亚麻长衫，上面有学校徽章。在助产师的服装中，西方和中国元素融合在一起，既体现他们对西方医学实践的钦佩，又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

这些图片表明助产学校为女性带来工作，使她们有机会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还改善了这些妇女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成为中国医疗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在医疗技术较高的行列，尽管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男性主导，但现代、独立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助产士是中国新女性的先驱。由原同济医学院学生建立的组织机构大大促进了中国女性医疗从业者数量的增长，这不仅仅发生在妇产科。在1930年代的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近一半的学生是女性。

此外，接触德国产科最新的科学进展为年轻的学生打开了一个窗口，她们在中国医疗界和社会上被视为受尊重的女性。如果医疗界的“德国性”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而获得“德国性”的人是有限的。那么便正如基姆所说，“德国性”的助产学校将赋予学生更多的权力。

学校和学校网络

留德中国医生及其学生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络，但是对于他们与同行的联系，我们有怎样的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便需要分析同德助产学校董事会的部分成员。

在统计资料中，作为顾问和校董事会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赫然在列，如褚民谊，作为顾问的他在1940年代担任外交部长；学校董事会的方椒伯是一位银行家；军事领袖熊式辉是蒋介石的密友，后任江西省省长；蒋介石的另一个朋友、银行家周佩箴；著名改革家财务主管徐永祚。同德助产学校还聘请德国教授欧特曼（Walter Othmer）为顾问，欧特曼自1920年代起在同济大学教授德语。欧特曼还把1930年《同德年刊》的序言翻译为德语。

除了有影响力的上海政治和经济界精英成员，董事会中的两名成员还与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机构之一——中华职业教育社有联系。方椒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济顾问，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开办的职业学校的校董。黄伯樵是同济大学工程系毕业生，不仅是同德助产学校的校董，同时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还在该社开办的职业学校任教。

显然，方椒伯参与助产学校和黄伯樵对助产学校的监理，表明私立助产学校的创始人和那些致力于推动医疗、其他行业和技艺并建立公共职业学校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然而，方椒伯和黄伯樵对职业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做出了多少贡献，以及助产学校是否启发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对现代中国助产教育的愿景，仍然不确定。

总的来说，同德助产学校的教师、顾问和董事会成员构成了上海进步精英紧密的网络体系。尽管留德医生沈云飞、李元善和他们以前的同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试图从德国医疗实践的积极形象中获益，然而他们的网络并没有在此结束，而是会聚了中国本土杰出的主角，包括医学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银行家。因此，同济毕业生接受的“德国性”没有关闭与其他圈子的联系，反而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精英中的地位。

上海医学界的中德交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之间的医药交流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某种程度的“给予与接受”。中国显然得益于与德国医生的交换，而且他们可以以德医为标签吸引中国患者，助产学校和学生也是如此。但是，上海的德国社区、德国公司和德国外交部门如何开发德国医学在中国医生和病人中赢得的赞赏呢？毫无疑问，中国对德国医疗设备和药品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德国公司和中国医生保持密切联系有直接的利益。他们是否对开展德国医学研究的中国组织或是否资助这三所助产学校我们无法核实，但通过他们的广告和收购德国设备和教学材料，毫无疑问，德国医药行业从同济毕业生对德国产品的偏爱中直接受益。

除了这些利用有利趋势促进德国商业利益的举措，随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支持者罗伯特·诺伊曼（Robert Neumann）来到上海，其思想运动也到达上海的德语医疗界。1941年，诺伊曼把《同济医学月刊》改名为《医学及文化》，然后以中文和德语双语出版有关德国医学史、医学研究和德国文化方面的内容。

因此产生的种族主义思想形态，是否进入同德、中德和大德这三所助产学校课程还是个问题。然而，目前收集的资料并没有透露教学内容、教师的政治观点或学生态度的内容。在反映学生求职意向的《大德助产年刊》中提到，那么多勇敢的同胞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助产士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中国人口的健康状态，“因为国民健康和国家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另一个学生的作文中，生病的人被比作削弱整个身体的衰竭器官；同样，中华民族中的病人也会削弱整个国家。

在得出结论之前，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德国纳粹思想的痕迹。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提倡优生的话语可追溯到1890年，主要是受日本著作的影响。以上学生的陈述只是这些思想在民国时期中国医学伦理问题转变的见证。正如冯克（Frank Dik·tter）所指出的，到20世纪30年代末，“遗传、血统、性卫生和种族已成为中国医学和优生话语的核心主题”。因此，即使他们的老师接受的是德国教育，这里发现的增强中国人身体的辩论也必须在更广泛的中国语境中加以讨论。不能简单地采用德国或其他外国的论据，而是要仔细审查、移用。至于讲德语的中国医生可能比其他中国医生更同情纳粹的非人类种族计划这一点，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论：“德国性”在助产学校的践行和实际功效

本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上海的三所助产学校，但它表明，国际交流可以打开致力于培养女性从医人员的中国精英的视野。实际上，对短缺的助产士的培养被认为和专业的（男性）妇科医生一样紧迫，见证了德国妇女很自然地胜任护士和助产士工作的同济毕业生，则努力在中国推动更多的年轻女性从事医学教育。这当然不是局限于同济大学毕业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附属于现代妇产医院的助产士学校是完全必要的，它们践行的不是单纯的慈善使命。

助产学教育在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城市的兴起和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在卫生、健康和运动方面的议程一致。在美国，到1940年代医生大多已经代替了助产士，但中国和德国一样，助产士的作用依然相当重要。中国和德国卫生保健系统中对应的助产士角色不一定是由于中国对德国产科护理模式的效仿，而是民国时期中国缺乏卫生人员的问题不能仅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单独解决的一种反映。

在同济医学院和德国学习过的中国医生接受了德国的医学知识和德国医疗保健系统，这成为以后他们在上海活动的基础或模板。那么，助产学校保持的“德国性”对助产学生意味着什么呢？有机会学习德语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查阅德语医学期刊和教科书，因此，曾经被认为仅限于男性的正面属性——医学上的“德国性”，不仅被这些年轻女性用来提高自己的职业机会，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在医学界和其他领域的社会地位。

可惜我们不知道同德、中德和大德这三所助产学校学生毕业后怎么样了，或者，我们也不知道辍学后的学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们可能继续在私立妇产医院工作，或者继续自己的实习。尽管她们坚信自己的工作为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的国家目标做出了贡献，这些接受现代教育的助产士小圈子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上海，她们的服务还触及不到广大的贫困人群。为贫困母亲提供免费生育服务，但我们不知道它分发的数量有多少。尽管有这些努力，上海的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1936年，每1000个出生幼儿中就有199.4个死去。因此尽管私立助产学校为引进专业的助产培训做出了贡献，甚至可能是其他学校的模范，但只有到1928年政府致力于在全国系统地实施助产课程后，农村和城市的贫民孕妇和新生儿护理才逐步得到改善。

至于“德国性”这一标签，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医生可能过度运用了“德国性”的广告潜力。“德国性”被如此广泛利用，以致一个医学杂志在1935呼吁禁止“德医”这一说法，批评它只是为了吸引患者，更别提医疗服务质量了。尽管如此，上海受过德式教育的医生继续在《竟乐画报》使用“德医”一词来宣传他们的医疗服务。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德国性”的确是一个吸引患者的标签，但也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塑造了同德、中德、大德三所助产学校的组织和课程中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医疗实践。然而，德国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医疗部门，又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说德语的上海社区以外的中国女性的角色，目前仍然存疑。不过，无论是在获取知识或借用管理结构，还是在为医疗专业人士甚至是现代女性构建新的自我认同方面，民国时期的“外国性”（无论是“德国性”还是“美国性”），都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考虑。